蒋颖

摘要：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生态伦理。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在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特殊方式基础上产生，内容包括原始生态智慧的朴素经验所形成的伦理行为规范、原始宗教信仰体系所表达的伦理信念等。在与现代人类中心观念的对照中，彰显出印第安人原始文明中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它使人与自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摆脱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并获得自由，从而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印第安人原始文明中的自然中心生态伦理观念可成为当下构建生态文明的宝贵思想借鉴。

关键词：印第安人;原始生态智慧;自然中心生态伦理;梭罗;克罗农

中图分类号：X17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1-0030-05

On the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of Primitive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searches by Thoreau and Cronon on Indians

JIANG Yi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Being a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in nature， the primitive ecological thought and wisdom of New England Indian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al ways Indians interacted with nature. It included the ethical norms and codes of conduct derived from simple experience of primitive ecological wisdom and ethical beliefs expressed in primitive religious faiths. In contrast to the modern humancentric ethic，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stands out prominently. It maintained the respective independ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freed man from his opposition to nature. It also made the rich cultural life of primitive Indians possible.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can become the valuable thought asset for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Indians; primitive ecological wisdom;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Thoreau; Cronon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开启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批判工业文明的思潮兴起，并延伸到对农业和原始文明的重新审视。人们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原始时代总体是和谐的，在农业时代既和谐又对立，在工业时代对立发展成危机。于是，出现了赞美原始文明的观点。对此，理性评论者保持了科学的分析态度：“如果说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绝不是原始文明的简单重复。”[1]笔者同意这段分析的基本观点，所要补充是：原始人类的生态意识和智慧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在吸取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时，应当注意吸取这份宝贵的思想资源。 本文拟以美国19世纪中期作家梭罗和20世纪后期环境史学家克罗农对美国新英格兰印第安人原始生态的研究为例，揭示原始文明时代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产生基础、内容和现代价值。

一、 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形成的基础及其内容

（一）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产生的基础：原始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特殊方式

梭罗和克罗农在反思农业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独特交往方式。梭罗生活的19世纪中期，上距英国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已经二百多年，距离独立战争也已七十多年，于是，印第安人存在了数千年、但已经濒临灭绝的原始生态系统，殖民者创造的农业生态系统，独立战争后迅速膨胀的工业生态系统都共时性地呈现在梭罗眼前，使他的生态研究一开始就是在三种文明形态的比较中进行。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文明化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一个城市，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市民。我最感兴趣的是原始自然……使我懊恼的是，我听说，我获得和阅读的只是不完整的稿本，我的祖先们已经把开头的几页和最主要的段落都撕掉了，一些部分被删改得支离破碎。想到一些神人之子已经先我而来摘取了最美的星辰，令人怅然。我希望认知的是完整的天空和大地。”[2]梭罗用原始自然来对抗恶性膨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鄙弃城市化带来的文化的同质性。他致力于追问这种变化的根源，并且力图还原原始自然的全貌。他发现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有其优越之处：“印第安人同自然的交往至少是这种容许双方有最大独立性的交往。如果他在自然界中有几分像陌生人，那么这园丁（指白人农场主——引者）就太像个熟人了。后者同女主人的亲密有些庸俗、卑污，而前者同女主人保持距离则体现某种高尚和纯洁。”[3]48-49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与原始自然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一百多年后，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方兴未艾，美国环境史学异军突起，克罗农重拾梭罗的话题，研究印第安人原始时代至19世纪初期的新英格兰生态。他说：“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曾有两组人类群落，同时也是两组生态关系在那里相遇，一个是印第安人，一个是欧洲人。他们很快就融为一个单一的社会，但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新英格兰的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致印第安人早期的那种与环境互动的方式已不复存在。”[4]12克罗农也承认，他所谓“融合过程”其实是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与景观变迁和生态衰退相伴随的，是印第安人与环境互动之独特方式的消亡。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还原了这种正在消亡的独特方式，并且表明这是一种适应原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周期的交往方式，是原始生态智慧即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产生的基础。

1.生产活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以环境承受力为限。人与自然交往首先通过生产活动进行，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智慧表现在：对新英格兰的生态系统有深刻认识，采集—鱼猎、农业活动都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在自然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阈限内进行，并且留给自然休养生息的时间。

新英格兰属于北美温带生态系统，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有丰富的动植物群落。这个自然生态系统随四季气候变化而产生生态周期，春夏秋出产丰裕，冬季萧条。与自然生态周期相适应的是印第安人生产活动的流动性[5]。由扩大的亲属网络组成的村落，“是印第安人借以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心”，“按照社会和生态需要解体和重组”[4]31-32，便于流动迁徙。“村庄地点的流动性以及在各种食物源地之间的转换减轻了对生态系统任何特定部分潜在的滥用，总体上保持了较低的人口负担。”[4]40由此，人的资源利用没有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自然有了恢复的时间，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性。

2.生活活动遵循自然生态周期并以生产流动性为要。人与自然的交往也通过生活活动进行。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表现在：围绕生态周期和生产的流动性安排生活，生活方式简朴，衣食住行就地取材。

印第安人的住房是适应生产的流动性，根据在几个小时内可以拆卸和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棚屋，木质框架，树皮墙面，地面敷设菖蒲制作的草垫。“工具财产轻便而易于携带，或随时可以丢弃，需要时在新的地方可以重新制作。”[4]32印第安人的水路出行工具是独木舟，服饰的材料也取自自然。夏季和春季，物产丰裕，但印第安人并不竭泽而渔，并且只为冬季储备适量食物。“通过保持低人口密度，冬季的食物短缺可以保证春天时的资源丰裕，从而维护了人与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4]34-35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活动也有破坏生态环境的一面。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印第安人迷信大火，在其营地，无论冬夏，大火终夜燃烧，耗尽附近薪柴，造成大面积无树木的光秃地带。因为印第安人人口密度低，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只是局部性的。

在一些论者看来，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对低下，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原始人类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依赖自然的赐予，过着简陋的生活;世界上各原始民族普遍具有的生产生活的流动性，这是原始人的无奈之举，无所谓生态智慧。不可否认，印第安人生产生活的流动性确有被动和无奈的因素，除了食源和地力耗尽外，无法处理的垃圾问题也迫使他们迁移营地[6]。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原始人类的思维能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最终产生了生态智慧。在原始社会的长期发展历史中，原始人类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思维能力，并且取得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从中结晶出生态智慧。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科学地证明了印第安人原始生态智慧的存在：第一，印第安人生产生活活动建立在对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他们流动的采集—鱼猎活动准确地把握住了生态周期，“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和生态有深切的了解，而这正是英国人发现自己所缺乏的知识”[4]31。第二，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有适应自然、依赖自然的一面，但也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的一面。例如，新英格兰南部的印第安村落每年春秋两次大面积焚烧村落周边森林[7]。其生态效果是：植物疾病和害虫被消灭，草类植物生长茂盛，为大部分野生物种创造了理想栖息地。“那些猎取动物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收取了大自然‘不用播种的恩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他们所收获的食料是他们一直在有意和有效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4]43研究者认为印第安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北美大陆，并有独特的农业技术，“印第安人不但在森林中开辟了无数耕地，而且还有他们的农作物和种植方法”[8]。综上所述，印第安人作为主体，有深刻认识生态系统规律的认知能力，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再塑和控制生态系统的实践能力;在他们与自然交往的独特方式基础上产生了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的生态智慧， 亦即自然中心生态伦理。

（二）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内容：生态智慧与原始宗教

1.生态智慧。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所产生的生态智慧，是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朴素经验形态。“智慧又称智力，《辞海》把‘智慧定义为，主体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9]人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事物，解决实际问题，培养智力，增长智慧;智慧又指引人开拓实践的新广度和深度，取得实践的成功。原始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人与自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其在数千年中形成独特的交往方式，成功地保持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繁衍和原始自然生态的稳定，培育了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智慧，即认识自然并处理与自然矛盾的能力、经验和方法。 生态智慧有其内部结构：在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基础上，积淀着经验和技能，但其核心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行为规范，使印第安人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周期，爱惜自然资源，不竭泽而渔。

2.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是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信仰体系形态。 原始宗教是在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特殊方式基础上产生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一种文化现象。印第安人“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动物或无生物即成为他们氏族的徽志”[10]174。例如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的一支摩黑冈人的三个氏族，图腾分别是：狼、龟和火鸡[10]168。原始人通过图腾崇拜一方面表达了自我意识，即人是与自然万物不同的新物种，因而与自然相对立;另一方面，又认同自然万物是人类生命之源，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由万物演化而来的，因而与自然相统一。这样就有了崇拜自然的神圣性，支配着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节庆等文化活动及生产生活活动。由于原始宗教从世界观角度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给予定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总体规定，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信念体系，在印第安人那里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生态伦理。

二、 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

以原始生态智慧和宗教形态存在的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塑造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在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人类中心观念的对比中彰显出其多方面的价值。

在新英格兰，除了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系统之外，还存在着殖民者的农业生态系统、美国人的工业生态系统，后两种生态系统所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认为，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1]。圣经《创世纪》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拥有道德上的唯一性，且由上帝授意支配和控制自然。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人，就是依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采取征服的态度，以人类利益的名义对自然进行无情的掠夺;工农业生产取得巨大物质成果，但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衰退。数千年前印第安人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及他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技术，已经被农业和工业文明所远远超越，成为一种原始文化遗存。但是，他们的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在生态系统衰退的背景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却显示出某种合理性与优越性。新英格兰两种生态伦理的鲜明对比，把印第安人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彰显出来。

（一）保持人与自然的各自独立

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保持了印第安人和自然各自的独立性，而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难以走出征服自然与遭受自然惩罚的困境。梭罗指出，印第安人“暗淡的森林生活、小心翼翼的独立性和孤寂使他维持了与自己本土神灵的交流，而且他一次又一次被允许同大自然进行珍贵而奇特的交往”[3]48。这种珍贵而奇特的交往，包括与本土神灵的交流，都不是愚昧，而是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不越出生态阈限，对自然的神圣性保持敬畏，其结果是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和印第安人的繁衍，也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独立性。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后果则与此大相径庭。殖民者和美国人对自然采取征服和掠夺的傲慢态度，违背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使他们屡屡遭受自然惩罚，甚至危及生存。17世纪殖民者初到新英格兰，对当地的生态周期缺乏深刻了解，以为这里物产四季一样丰裕。因此，“既不种植玉米，也不捕鱼，但却热衷构建幻想中的城堡，各种要塞，浪费了大量的捕鱼时间”[4]30。由于没有粮食储备，新英格兰半数清教徒没有熬过第一个严冬。这是自然对忽视生态规律的殖民者的第一次惩罚。但是，殖民者并没有从此改弦更张，而是变本加厉，在发展工农业的同时，造成生态系统大规模衰退，森林资源枯竭状况在新英格兰最突出，土地的过度开垦和沙化在西部大平原地区最突出。梭罗辞世9年，1871年，滥砍滥伐引发威斯康星州森林特大火灾，夺去一千多条生命[12];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地区发生巨大砂暴，把成千上万的民众赶出家园，流离失所。这些都是大自然实施的惩罚。

（二）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困境并获得自由

自然中心伦理与原始部落制度相结合，使印第安人保持自由;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陷入不自由的困境。自由总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照理说，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他们的自由空间应该不会比殖民者和美国人更大。但是，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没有形成私有财产观念，这使他们摆脱了现代人深受其害的人欲和物欲之累;他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在局部上还停留在表面，但自然中心伦理却使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总体态度上是明智和正确的。这就使他们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获得较多自由。与此相对照的是，殖民者和美国人社会组织程度高，但阶级压迫和剥削产生劳动异化（劳动的创造性本质丧失）和产品异化（本应占有产品的劳动者被产品所占有）;劳动和产品异化赋予商品神性，导致商品拜物教，并且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丧失自由，拜倒在商品、金钱和资本脚下。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在局部上比印第安人深刻全面，但人类中心主义使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在总体上是不明智的和错误的。因此，他们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获得的自由反而比印第安人逊色。梭罗说：“印第安人的魅力在于他自由，从容地处于大自然之间。”[13]美国人过的是充满绝望情绪的生活，印第安人过的是自由的生活。因此梭罗转向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寻求出路，在瓦尔登湖边实验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

（三）创造丰富的文化生活

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使印第安人享有充裕的可支配自由时间，去创造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过着贫乏的文化生活。原始印第安人物质生活条件相对简陋，但自然中心生态伦理让他们顺应自然，按照生态系统的节律安排生产生活，获取生活资料，因此能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新英格兰北部采集—鱼猎的印第安人，“得到了自然的恩惠，‘过着少许劳动，但乐趣巨大的生活”。而对于南部鱼猎—农耕的印第安人，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各种节日的季节”， 此时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和庆典[4]33，38。殖民者和美国人信奉人类中心伦理，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以满足物欲，富人物欲膨胀，穷人深陷贫困泥淖，自由时间被挤压，文化生活相对单调贫乏。

在肯定印第安人生态智慧和自然中心生态伦理时，梭罗和克罗农都没有否定农业和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梭罗认为：“尽管今天我们不会退化到去住在山洞或棚屋里，或穿上兽皮，但是，对人类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种种好处，虽然要用高昂的代价才能得到，仍以接受为佳。”[14]396实际上，梭罗提出的问题是：人类的进步是否一定要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类自由的丧失为高昂代价？能否找到一条保护生态和人类自由的发展道路？他在思考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时，试图向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寻找出路，这就主观地把原始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彰显出来。

三、 结语

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本质上是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敬畏自然又保持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只是个案，但具有普遍意义，世界许多民族都积累了类似的原始生态智慧。正如摩尔根所说：“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纪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10]iii摩尔根之言，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进而重视对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卢风.生态文明新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0-21.

[2] THOREAU，HENRY DAVID.The Journal（1837-1861）[M].New York：NYREV，Inc.，2009：372-373.

[3] 亨利·戴维·梭罗.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M]//罗伯特·塞尔.梭罗集.陈凯，许崇信，林本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 威廉·克罗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M].鲁奇，赵欣华，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5] HAROLD C CONKLI.An Ethnocultural Approach Shifting Agriculture[J].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eries II，1954（17）：133-142.

[6]WILLIAM CHRISTIE MACLEOD.Fuel and Early Civilization[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25，27（2）：344-346.

[7] EMILY W B RUSSELL.Indian-Set Fires in the Forests of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J].Ecology，1983，64 （1）：78-88.

[8] 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M].秦士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

[9] 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9.

[10]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1] LYNN WHITE，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J].Science，1967（155）：1203.

[12] 尼尔·R·彼尔斯，杰里·哈格斯特洛姆.美国志[M].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55.

[13]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M].朱子仪，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54.

[14]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罗伯特·塞尔.梭罗集.陈凯，许崇信，林本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