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靖

（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独立纪录片的伦理问题考量——以徐童“游民”三部曲为例

刘 靖

（周口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独立纪录片不从属于行业主流体制，其创作者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拍摄对象多为底层社会的边缘群体，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值得重视。本文以徐童的“游民”三部曲为例，围绕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伦理关系、影像传播过程中引发的伦理争议、创作者的媒介伦理素养与纪录片美学的关系展开论述。

独立纪录片；纪录片伦理；徐童；游民风格

独立纪录片独立于行业主流体制之外，其创作者对制片投资和传播发行拥有足够的创作自主权，在创作上忠于自己的独立精神，极少受体制或商业利益的束缚。“妓女民工黑社会，穷山恶水残疾人”，曾有人如此形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此话虽不尽然却反映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主题。创作者深入社会底层真实记录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或多或少会侵入拍摄对象的隐私空间，因此独立纪录片凸显的伦理问题不容忽视。徐童是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界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他的《麦收》《算命》《老唐头》被称为“游民”三部曲。本文将从纪录片伦理的角度对其展开论述。

一、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伦理关系

“纪录片常常吸引我注意的还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形式而已，主要的还是在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1］“游民”三部曲中的拍摄对象主要是“江湖气”十足的“游民”，之所以接受创作者“为所欲为”的拍摄，是因为创作者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各取所需”的“契约”关系。

创作者通过“游走”社会底层融入“游民”的生活圈，通过“交友拍摄”获取了拍摄对象的信任，配合拍摄是朋友间的“情义”。《麦收》中的性工作者“苗苗”及其圈内人俨然与徐童成了朋友，他们面对镜头却“视而不见”，片中几位性工作者有声有色地谈论嫖客同逛完菜市场的大妈谈论萝卜白菜一样自然，导演跟随“苗苗”在城乡之间往返，真实记录了她面临的两种处境，“苗苗”的男友甚至还帮徐童扛起了三脚架。《算命》中叫花子绘声绘色地描绘县城里的暗娼并带着徐童去找“暗门子”，算命先生谈起自己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时毫不避讳。《老唐头》中老唐头因为夜里睡觉“拍肚子”和女婿、女儿争吵的场景鲜活生动。这些场景丝毫没有人为编排的痕迹，完全是拍摄对象的“真情流露”，获取的真实生动的影像正是导演想要的。

底层“游民”很乐意与比自己阶层高的“记者”交朋友，通过拍摄使自己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方面，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宣泄情感、体现价值”的窗口。《算命》中双脚残疾的算命先生厉百程凭借算命的手艺与聋哑傻的残疾老伴勉强维持生活，他对徐童的拍摄是持欢迎态度的，通过拍摄可能会使自己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可能会提升自己算命的名气和收入，在有困难时也有“记者”朋友撑腰，片中厉百程带老伴去残联求助，如果没有徐童的镜头在场，他与工作人员说话时肯定不会那么底气十足。叫花子和流浪汉在东北寒冷的冬天露宿街头，厉百程说“仿佛将他们怕冷的那根弦摘除了”，徐童在拍摄时一位路人误以为是记者采访，面对镜头说了“我们自己日子过好了，应该对这些弱势群体多一些关注”之类的话。这表明通过拍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拍摄对象的生存境遇。徐童拍《算命》时认识了来找厉百程算命的唐小雁，二人后来成为“哥们儿”，经历非凡的她成了《算命》和《老唐头》中的重要角色。唐小雁年幼丧母命运多舛，一介女流单枪匹马闯荡江湖，与人合伙开过矿，自己开过“洗头房”，天南地北辗转游荡，人近中年诸事不顺。厉百程算她是“孤单命”，她的性格豪爽豁达，面对镜头有很多“真情流露”的场景，如坦率地说出自己年少单纯被坏人诱奸的经历，酒后吐真言向干女儿道出多年来一个人闯江湖的艰辛，尤其是未麻醉的情况下用大针穿透肚皮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老唐头》中老唐头是唐小雁的父亲，有其女必有其父，老唐头的性格在影片开头部分的两段讲述中“可见一斑”，“短句铿锵、白描点染，竟颇具专业说书人风范”。［2］在片中，老唐头面对镜头井喷式述说着80年以来过目不忘的往事，“他理解的秩序，是‘人民铁路为人民’‘办卧铺不收回扣’，是‘春不到，花不开，不见此人别打开’”。老唐头和唐小雁面对镜头表现欲极强，因为他们找到了倾诉和宣泄的窗口，他们鲜活的表现力体现了“游民”个体的存在价值。

二、影像传播过程中引发的伦理争议

《麦收》在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该影展号称“国内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纪录片双年展和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最主要的展映平台”）上，被评为最受观众欢迎影片，并获得了“幻面奖”（创新奖）。影展期间有多场次多人次的影片观摩活动，《麦收》放映后引起了一阵“波澜”，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认为《麦收》严重侵犯了片中性工作者的权益，于是一份抗议招贴出现在了会场，以此为导火索，后来在各地出现了一系列抗议《麦收》、抵制徐童的活动，从昆明先后串联到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甚至还出现了“快闪行动，抵制徐童”的“口罩小分队”（成员来自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办公室及公益活动中心一元公社，是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实习生、支持者）。抵制者的共识是：《麦收》是以侵犯拍摄对象的隐私权益为代价来取得所谓的“成就”及“震撼”。《麦收》的传播带给受众的除了“真实”和“震撼”，更多的是关于纪录片伦理的争议。

《麦收》虽然在各大影展上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和好评，但因其引发的伦理争议而被贴上了“伪善”的标签。长久以来性工作者在中国社会属于“下九流”的职业，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边缘，属于弱势群体，她们的特殊身份和生活隐私是见不得光的，一旦被曝光将对她们未来的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麦收》中“苗苗”以及她的同行们，许多私密的生活场景和隐私信息被展现在镜头前，甚至是一些详细真实的人名地名和家庭住址，这是赤裸裸地侵害个人隐私，相当于给更多的人提供了介入拍摄对象私人空间的机会。因此，影片放映后引起了拍摄对象与徐童之间的交涉，“苗苗”要求立即删除网上片源、停止一切放映宣传活动，“阁阁”得知后也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和强烈的抗议，她们还没有结婚成家，该片的传播将会给她们未来的婚姻和正常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麦收》的传播带给拍摄对象的只有侵权、伤害和侮辱。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是因为创作者对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措置失宜。

三、创作者的媒介伦理素养与纪录片美学的关系

媒介伦理是伦理的一种，主要指媒体及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虽然独立于业内主流体制之外，但作为媒介从业者也理应具备应有的媒介伦理素养，对拍摄对象私人空间的介入使得独立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凸显，如何合理权衡媒介伦理与纪录片美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创作者来说至关重要。徐童“游民”三部曲中，《麦收》得到了业界肯定也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争议点在于拍摄对象的特殊身份，在于拍摄对象权益的保护上，性工作者作为弱势群体，在影片拍摄和传播中其隐私和权益该如何维护？通过“交友拍摄”获得了大量素材，但是拍摄对象不知道那些片段会出现在最后的成片里，导演并未告知；而且片中将主人公的真实家庭地址等信息暴露无遗，尽管这样“赤裸裸”的真实记录能够使纪录片取得“震撼”的美学效果，但这样做是不符合媒介伦理的。这是创作者重“纪录片美学”，轻“媒介伦理”的结果。导演选择这样的题材和呈现方式本身就是在“冒险”，即便选择了“冒险”，作为创作者也应该在后期制作上下足功夫，后期剪辑对素材的选择运用情况能够体现导演的专业水准和艺术素养，选择素材时理应规避敏感素材或对敏感素材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如模糊画面、运用动画手段等，还可以后期制作不同的剪辑版本，这些方面应该向国外的优秀纪录片学习。

与《麦收》引起巨大争议相比，《算命》和《老唐头》则不然，这两部片子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大奖，充分展现了独立影像“纪实美学”的魅力，体现了创作者良好的媒介素养和过硬的专业水平。《算命》中的底层游民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所处的环境被称为“蛆的世界”，但是以算命先生厉百程夫妇为代表的“游民”活得强而有力；《老唐头》向观众展示了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贯穿两部片子的唐小雁则完美地诠释了“游民”形象，因此在“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上唐小雁获得了“真实人物奖”，授奖词如是说：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因此，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在具备影视理论基础和过硬专业水平的同时，更应该注意纪录片伦理与纪录片美学之间的平衡。

四、结语

独立纪录片因其拍摄对象的特殊性，在前期拍摄和后期传播中凸显的伦理问题值得重视。创作者在前期拍摄时应该妥善处理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尊重拍摄对象的个人隐私，在后期制作时注意对敏感素材的技术处理，以便在影像传播中减少或避免引起伦理争议。尽管《麦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游民”三部曲体现的纪录片美学价值毋庸置疑，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徐童的新作《四哥》《挖眼睛》依然值得期待。

［1］ 王慰慈.记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M］.台湾远流出版社，2000：196.

［2］ 曲辉.《老唐头》响当当一粒铜豌豆［J］ .三月风，2013（11）：63.

J952

A

1674-8883（2016）20-0170-02

刘靖（1986—），男，陕西安康人，文学硕士，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