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筱曼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

翁筱曼

晚清学海堂以经史考据和辞赋为教学内容，其文学教学特色鲜明，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充分体现了学海堂的地域文化身份。这种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的教学策略在晚清岭南的凸显，是时代裂变之际地方“乡土”认同和“国家”观念重构的投射，亦是历代岭南士人“吾粤”认同不断深化与自觉的表现，是学海堂身兼书院与地方学术共同体的身份驱使下的文化行为。

学海堂 文学教学 地域认同 文学地理学

晚清学海堂与诂经精舍，是阮元手创的两所著名书院，两书院以经史考据和辞赋为教学内容，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举文学复古旗帜，因此，其文学教学特色鲜明，选题自由度相对较高。而学海堂地处岭南，围绕学海堂形成的学海堂文人群体，不仅成为岭南学术的中心，更以学术交游和著作出版等方式向京城、江南等地区扩散自身的影响，其文学教学特色鲜明地体现在对岭南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充分展现了学海堂的地域文化身份。与其他书院的课艺文集相比，在文学教学中呈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色，学海堂是比较突出的。《中国历代书院志》［1］丛书共收录24种书院课艺或文集汇编，从课题中辞赋的比重和地域文化类型题目的数量来看，学海堂文集的诗赋部分所占的比重较大，内容丰富，对本地文化资源的利用明显。除阮元外，学海堂前后有八位学长共理，那么，站在历任学长的立场，岭南可供描摹、构筑的地域文化空间究竟是怎样的？具有哪些地域文化因子？而在地域文化资源利用的教学理念的接受过程中，应答课题的学海堂学子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地域观照和文化定位？我们以《学海堂文集》为中心，①此处《学海堂文集》指的是学海堂历任学长编撰的四部课艺文集，这四部文集基本收录了学海堂从创立到光绪年间的课题，分别是阮元编《学海堂集》，道光五年刊本；钱仪吉、吴兰修编《学海堂二集》，道光十六年刊本；张维屏选《学海堂三集》，咸丰己未年启秀山房刻本；金锡龄、陈澧选《学海堂四集》，光绪丙戌年启秀山房刻本。梳理学海堂文学教学中所构筑的地域文化空间。

一、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地域文学空间构筑

在中国文学和文论语境中，文学地理不宜简单割裂为文学与地理，而应首先视为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当我们翻开学海堂文集，扑面而来的有历史喧嚣后的尘埃落定、有清新喜人的乡土气息、有粉墨登场的乡宦贤达。岭南以外人士读来，有如一个充满岭南风情的世界，引人入胜；岭南人读来，则多了一层亲切。学长命定课题时，学子应答课题时，以及课题本身，共同构筑起一个地域文学空间，其间的审美感应与文化传承，呈现出晚清岭南的文学文化风貌。

（一）岭南文学史谱系

考镜源流，既是古代文人著述的目标，又是为自身寻找定位的方式。因此，对岭南文学作通史式回顾，选取重要的文学史人物为论述对象，就成为学子们追源溯流，为自身在学术链条上找到位置的方式。而这一过程，亦是地域文学经典的异代接受与阐释过程，形成了晚清岭南学人心目中的岭南文学史。

在学海堂二集中，以《论诗绝句专论粤东诗人》为题，收录了梁梅的课卷绝句十首。［2］其一云：“论古谁稽汉惠年，越讴频奏御池边。谁知诗始萌芽日，已在文坛元帅先。”汉孝惠帝时，番禺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櫂能为越讴，时切规讽”，［3］此处作者以张买作为粤诗开端。其二云：“岭南诗派曲江开，正字青莲鼎足陪。海日江春还手写，可知卿相总怜才。”张九龄开岭南诗派的里程碑式地位，既奠定了岭南诗派雅正的基调，又以一代名相的美名，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以下依次论及晚唐的陈陶，宋代的余靖、李昴英，明初的南园五先生（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嘉靖时的南园后五先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兰皋、李时行），万历年间的区大相、邝湛若，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以及岭南历代许多潜心诗文而未留名青史的诗人。梁梅的十绝，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在岭南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贡献的岭南文士。学海堂学长黄培芳亦作有《论粤东诗十绝句》［4］可参见，由岭南首位状元莫宣卿开始，至清中期冯敏昌止，黄培芳选择的诗论对象与梁梅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到张九龄、南园前后五先生、岭南三大家、区大相、邝湛若亦是论述对象。另外，学海堂二集收有《用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法拟唐宋元明三十首并序》，此题仅收录李应中所作序，谈到的是大文学史：“昔江文通作杂体诗三十首，溯五言之渊源，拟诸家之体势，权舆汉魏，下迄晋宋，镂心刻骨，尽相穷形。今仿其法作三十首，各家悉备，众体兼全，始自曲江，终于瑶石，合四朝之风格，振五子之坛场。……匪曰希高踪于前哲，夫亦缅流风于桑梓云耳。”［5］拟作仍以岭南诗人为范围，学长出题的意图着意于地域先贤，三十首的内容，我们暂未能获知，但由序中可见张九龄、余靖、李昴英、黎民表等诗人名字，他们在大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乡先贤，对后世的岭南士子，其典范的力量极为深远。受篇章体式和数量所限，三位士子仅举出自己认为重要的诗人来论述，因此所提到的诗人并非岭南文学史全貌，但却具有代表性，张九龄、余靖、李昴英、南园前后五先生是岭南文学史公认的不可替代的主角。

以上是课题中对岭南文学进行整体描绘的部分，另有许多专论之题，进一步丰富了这幅岭南文学史图景，如《和陈独漉怀古十首》、《秋日咏怀拟张曲江感遇》、《晚游万松山拟余武溪晚至松门僧舍》、《和邝海雪赤鹦鹉八首》、《和易秋河白牡丹》、《读赤雅追和黄蓉石比部》等等。这些岭南文士与作品，犹如分布在岭南文化空间的闪亮星辰，与学海堂学子进行着穿越时空的交流。

（二）岭南风情画

其一，岭南农耕。学海堂二集《岭南劝耕诗》、《岭南刈稻词六首》、《半塘采菱词》，三集《梯田引》、《农具诗十二首》、《拟唐人十樵诗》，四集《田家杂兴》等等，围绕农耕活动、农家用具、农家日常生活一一展开描述。其中，《岭南劝耕诗》按照月份来写，农趣盎然，清新可喜，泥土气息与文学雅致结合得很自然。如正月：“东风入新年，海气吹浅绿。茫茫潮花田，矮矮榕树屋。开灯聚邻里，添丁酒新熟。……视我翻根泥，理我戽尾渎。明朝择黄道，送儿入乡塾。农亦视此忙，流光赴奔促。”（徐荣）二月：“雨歇生嫩凉，宿草清露消。仲春农事亟，破晓比邻招。……飞灰何处田，石火沿山烧。土性各有宜，本业当勤操。”（张有年）三月：“三月众修褉，清明卖饧天。麦浪春风翻，幪幪满村前。……思毛围田白，收获有后先。黄苗与金鸡，粘糯遥相连。”（吴宗汉）

其二，渔业。渔业在岭南民生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二集的《续天随子渔具咏》，以陆龟蒙所作渔具咏为模拟对象，小序云：“天随子渔具咏十五篇备矣。粤滨海蜑人，衣食于鱼，其具尤异。载之广语者……，多皮陆所未知也，为十五题续之。”［6］朋罛、公姥罛、兄弟钓、罾门、鱼鎗、鱼镫、塗跳、跳白、塞箔……，这些渔具听起来十分新奇，应课的学子除了细致阐述渔具的用途，更设身处地，表达渔民生活的艰辛，如：“封川鱼苗阜，在在供征输。税别上中下，盛至九百余。乃名曰鱼牌，于义曷取诸。俗谚惯相沿，鲤簰拟则殊。”（刘步蟾《鱼牌》）

其三，岭南花果。学海堂文集自然离不开岭南佳果荔枝，有荔枝词、荔枝赋、荔园诗，彩笔华章，毫不吝惜；还有吴应逵所作的《岭南荔枝谱》，将岭南荔枝的来源、发展、品种等等细细道来。学海堂一集的《岭南荔枝词》，谭莹等皆有佳作，而谭莹创作尤多，此课题的课卷涉及诸多与荔枝相关的典故、民俗、种植知识等等。荔枝而外，学海堂各集课题还有不少或熟悉或陌生的花木面孔，二集的《咏岭南茶》，分述了“西樵茶”、“和平茶”、“清远茶”、“罗浮茶”、“莲花峰茶”、“古劳茶”、“河南茶”、“新安茶”，茶文化源远流长，岭南茶亦有悠久的历史；《刺桐花歌》、《木芙蓉》、《木棉》、《金钱花》、《米囊花》，以及三集的《白桃花》、《玉簪花》，呈现出一个熙熙攘攘的岭南花木世界。

其四，民俗。四集《斗龙船行》、《七月烧衣曲》涉及端午、七月施孤两个民间大节日；三集《咏七夕节物八事》，描写与七夕相关的“银河”、“月”、“曝衣”、“针”、“鹊”、“蜘蛛”、“花”、“果”。《岭南新正乐府四首》分述“送蚕姑”，“照田禾”，“打灯谜”，“夺花炮”，这些习俗相沿至今，是岭南乡民十分重视的传统习俗。如《送蚕姑》：“拂莞席，陈兰汤，家家出户迎蚕娘。清水一盂香一炷，迎得娘来愿娘住。……岁晚村前陈百戏，共喜蚕娘今日醉。”（谭宗浚）《夺花炮》：“粤城二月开花炮，巧夺豪偷昼争闹，褰裳或至趋泥淖。就中一炮名添丁，得之云足充门庭。”（李征霨）［7］看似普通的仪式，对村民而言却有着无比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有些习俗在部分乡村变了味，在利益驱使下，村与村之间变得对立，甚至演变为械斗，本是热热闹闹共庆的习俗转变为陋俗。如谭宗浚写夺花炮就在小注谈到“近岁有因争花炮而夺杀者，此陋俗不可不禁”，说明学子们既关注民俗，更关注民俗背后的社会民生状况。《送蚕姑》中也提到了粤地市舶萧索，导致布匹市场萧条，对以养蚕织布为业者的生活带来巨大冲击。

这幅岭南风情画，泼墨匀彩到此也已经初具雏形。学海堂四集的《反昌黎南食诗》，更把令人赞叹的岭南美食也补充上来，色香味俱全，梁起序：“咏歌所及，纸墨遂多，爰择其味之绝珍，词之尤雅者，次为反昌黎南食诗，将使竈下老婢当食部之方歌，江上珠娘杂粤讴而低唱。”［8］若果由珠娘以此诗为粤讴，浅吟低唱，定必让听者食指大动，居住岭南，不徒啖荔枝矣。学海堂课题中诸多物产、民俗的吟咏，贴近到学子们日常生活里，他们从习以为常而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着手，深化地域的辨识和认同感。

（三）羊城风华

据传五仙人各执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踏祥云而至，衣服与羊各异，色如五方，遗穗与州人，羊化为石像，故而广州又称“羊城”、“穗城”。往日的羊城风华，今日已难重现。学海堂文集中学长和学子诗文为我们提供了可能，去重构当日的广州景象与文化记忆。羊城作为学海堂坐落之所在和大多数学海堂人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以羊城为主体的文学空间构建，带有时光的尘埃，更多的是沉淀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以学海堂二集许玉彬的《珠江行》为前引，沿着珠江，一同凭吊羊城遗踪：“极目苍茫岛屿浮，沿洄欎水探灵洲。白鹅潭畔云光湿，朱雀航前日影留。居然海市通商贾，东燌西琛积如土。……最怜消夏居江乡，柳波潨带荔湾长。槟榔微醉红潮晕，茉莉齐开白雪香。……回首前朝迹已陈，南濠楼阁忆飘茵。……俯仰江天有所思，生涯珠女共珠儿。杨孚宅已苔花没，忠简祠空木叶飞。得月高台谁管领，钟声静与潮声应。买渡时寻穗石踪，对河遥揽花田胜。江干风定偶停桡，浮家愿借一枝箫。请歌海国承平际，看尽蛮烟瘴雨消。”［9］好一句“看尽蛮烟瘴雨消”，灵洲、白鹅潭、荔湾、杨孚宅、忠简祠、得月台、走珠石……这些分布在珠江两岸充满意义的点，谱写着动人的乐章，让这个城市鲜活起来。其中花田和南濠，可谓盛极一时。学海堂一集吴兰修的《花田》便阐释了花田的由来及传说，二集的《茉莉田》、三集的《西樵白云洞杜鹃花盛开》、四集的《大滩尾看桃花》，这些都是延伸到羊城不同角落的“花田”。而水则是城市的生命线。曾几何时，羊城水道虽称不上星罗棋布，也将西南角编织成繁华的临濠胜地。学海堂《南濠》一题，应答课卷甚夥，学子们在各自的关注角度下引向不同的情感触发点。

（四）杨孚与雪

岭南是否会有六出飞花的降临？广州南边的土地有“河南”之称是因为在珠江之南么？围绕着杨孚、杨孚故宅、南雪，这两个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阐释和内涵始终在变动和丰富之中，成为地域文学史上经典的主题。

《广东新语》中对“河南”和“南雪”这两个典故有如下记载：“广州南岸有大洲，周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10］“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头村。越本无雪，至是乃降于孚所种洛阳五鬣松上，可谓异矣。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有张琼者，尝掘地种蒌，得一砖云‘杨孝元宅’，琼异之，因号南雪。”［11］重点都在于“雪”，一个追溯雪的源头，洛阳松带来了河南的雪，故得名“河南”；另一个则突出雪的稀奇，越本无雪，所以有“南雪”之典。杨孚南雪的典故，后人或引用之，或称述之，亦有以“岭南无雪”驳斥之的文献记载。尽管如此，这个典故的魅力却不曾消减，其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信念依然受到重视。

阮元莅粤之后，曾在杨孚故居的旧址上组织修建杨孚南雪祠，以祀杨议郎，并为此赋诗。杨孚南雪之典是学海堂文集里的熟悉面孔，展现了此典故在岭南地域文学空间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学子们阐释角度的不同，体现出该典故丰富的阐述空间。从课卷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其一，杨孚作为议郎，以抗疏直谏闻名，这一点在岭南地区，是受到极高称许的。杨孚归里之后，潜心著述，其《南裔异物志》的赞语为四言韵语，诗味浓郁，屈大均认为这些赞语就是岭南诗歌的萌芽，在文学史上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二，故居故址。虽然洛阳松已经不在，杨孚故居的主人也迭经更替，但“古甃残砖资考镜”，“万松地古人皆识”，足以为后人提供凭吊和追思的载体了。其三，岭南人看“雪”。“雪”在岭南极为罕见，因其稀有或无法得觑，雪就显得异常的珍贵，南雪之典的传播恰好说明了雪的罕见和岭南人对雪的期待。

二、学海堂对地域文学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推进

拟定课题的学长，应答课题的学子，阅读课题的士人，学海堂文集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载体，在地域文学空间里，传递着一乡之人共同的记忆。这种文学教学中对地域文学空间的有意识构筑，也是对地域文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推进，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个岭南地域文学的晚清学海堂读本。

前文我们通过学海堂课卷的分析，从四个方面探讨岭南地域文学空间的构筑，篇幅所限，仅举其要，并非全景。课卷中还有许多关于岭南先贤和人文建筑的课题，如二集《拟洗夫人庙碑》、《拟重修广州城南三大忠祠碑》，三集《拟重修南园前后五先生抗风轩记》、《拟广州北门外明季绍武君臣冢碑》，四集《海珠李忠简公祠碑》、《东莞伯何公祠堂碑》、《拟重修粤秀山安期生祠碑记》等等，这些充满地域文学记忆的人物和建筑，也沉淀在历史时空中，学长们在教学中不断渗透和加深这种先贤典范的力量，①关于学海堂教学中以岭南先贤为课题主体以加深其典范力量的论述，笔者已有专门文章，故在此不赘述，参见《晚清学海堂文学教学与先贤宗奉情结》，《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强化了学子的地域认同和文化精神。学海堂教学以“杨孚故居与雪”、“黄牡丹状元黎遂球”、“邝海雪抱琴”、“易秋河白牡丹”等来命题，既是对岭南文学史上经典文学主题的重温，亦是对经典的确认和推进。通过同题诗歌创作，进行具有重复性又有创新性的阐释，在这种重复与创新的交织中不断丰富和深化主题。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之“《太平寰宇记》”条指出，叙述地理而兼记人物，班固《汉书·地理志》已开先河，“东汉以后，学者承风，各有撰述，于是传先贤耆旧者，谓之郡国书；叙风俗地域者，谓之地理书；至挚虞乃合而一之。南北朝人著书记州郡风土，多喜叙先贤遗迹、耆旧逸闻……盖郡国书可不记地理，而地理书则往往兼及人物”。［12］魏晋南北朝时，地记涌现，且多出于本地士人之手，这一类型的著作多记录山川水土、风俗物产、先贤事迹及遗迹，以及一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具有较为自觉的美化地域的意识。学海堂课卷中选择诸多山川风物课题以及先贤事迹，用以构筑地域文学空间，这种教学策略的意图及其内涵，与魏晋南北朝而下的地记编撰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地域文学文化接力棒的传递，为何历史性地落在了学海堂的肩上？为何到了晚清岭南，会如此强化和彰显地域文学空间的构筑？

首先，学海堂身兼多重身份。学海堂是一所讲求经史实学和辞赋的官学书院，其官学身份决定了其在地方文学文化的推动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围绕着学海堂建立起来的学海堂学术共同体，成为岭南文学学术的中心，学长与学子几乎囊括了当时岭南诗文著述、地方文献整理、方志编撰等的作者、编者。这种角色的多重性及岭南文化身份，与地域文学文化资源的利用是互为因果的，学长与学子们不遗余力地在教学与应答中构筑着地域文学文化空间，并在其他诸如雅集交游、编辑出版等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着这一空间。

其次，“吾粤”认同。屈大均也许不是第一个标举“吾粤”的岭南学人，但却毫无疑义地是以《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著作清晰而明确地标举“吾粤”的第一人。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惨痛文化记忆后，岭南学人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地域意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他者和自我的充分认识之后，对自我文化归属的清晰判定。“吾粤”认同存在地域边界，但更核心的是对地域文学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由屈大均而下，岭南学人追随屈大均的足迹，学海堂在文学教学中利用地域文学文化资源，同题反复拟作，同题异体出新，使学长们在教学中不断渗透和加深学子的地域认同和地域文化精神的熏染。这是历代岭南学人“吾粤”认同不断深化和渐渐自觉的表现。

再次，时代的投射。学海堂在1903年关闭之前，走过了近80的时间，这段时期正是晚清中国风起云涌、剧烈震荡的变革期。以往的“乡土”，建立在对中华大地其他地域的辨识，而今，被迫开放的中华古国在世界之林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国人面临着国家观念的重新建立。由自我的地域认同，地域文化归属，由“乡”到“国”的理念渐进，逐步去构筑“国家”意识，这一时代思潮投射在学海堂的文学教学中，便凸显出地域文学文化的特色。

因此，学海堂文学教学中对地域文学文化空间的构筑，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传承和推进，这一教学策略或者说学术现象在晚清岭南的凸显，是时代裂变之际地方“乡土”认同和“国家”观念重构的投射，亦是历代岭南士人“吾粤”认同不断深化与自觉的表现，也是学海堂身兼书院与地方学术共同体的身份驱使下的文化行为。

［1］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5］［6］［9］《学海堂二集》卷22、卷18、卷20、卷21。

［3］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黄培芳：《论粤东诗十绝句》，引自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

［7］ ［8］《学海堂四集》卷23、卷28。

［10］［1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2、43页。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7-338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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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6）08-0170-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研究”（12CZW058）的阶段性成果。

翁筱曼，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广东 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