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猎枪和地方生态<br/>——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柯志仁在福建狩猎活动评析*

洋人、猎枪和地方生态
——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柯志仁在福建狩猎活动评析*

2016-02-28吴羚靖

学术研究 2016年8期

吴羚靖

洋人、猎枪和地方生态
——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柯志仁在福建狩猎活动评析*

吴羚靖

柯志仁是民国期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他长时间在福建布道、打猎，对该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相当了解。考察其在福建的狩猎经历和狩猎方法，可梳理出跨空间狩猎活动中西方猎者、福建本地人与当地自然间矛盾且紧密的关系。这种狩猎活动带有文化展示性质，蕴涵着三个层面的联结，即自然知识的获得、俗民观念的交汇和物质文化的交流。梳理其狩猎活动能帮助我们辩证地认识来华洋人群体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也可重新定位中国在当时世界认知自然时所扮演的角色。

柯志仁《蓝虎》狩猎福建环境生态—文化联系网

1924年，美国基督教来华传教士柯志仁（Harry Russell Caldwell，1876—1970年）出版了《蓝虎》（Blue Tiger）一书，记载了他在中国福建地区狩猎老虎、鬣羚、野猪、野雉等动物的情形。其中曾写道：“野猪离开那些被娱乐性狩猎（game）占据的平原和山脚后很快便饿死，野猪为生存必须返回娱乐性狩猎正在进行的山区……野猪给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破坏，虽然过去几年这片广阔农田盛产大米，但现在十分有必要停止继续耕种，因为每年都有大量野猪侵扰并破坏全部谷物，许多小村庄因此被废弃。现在这些被遗弃的家园野草丛生，成为各种各样野生动物的理想洞穴。”［1］这段文字描述了当时福建地区人与野猪之间的冲突，从中也可以了解“娱乐性狩猎”、①按照英国学者约翰·麦肯齐在《自然的帝国：狩猎、保护和英帝国主义》中的论述，19世纪英国中上层社会基本接受把狩猎分为实用性狩猎（hunting）和娱乐性狩猎（game）的作法，前者是低下阶层补贴或维持生计的方法，或大声叫喊，或设陷阱，或用网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后者则是中上层阶层寻乐、耐劳、陶冶品格、展示权力的方式，它与运动（sport）概念相联系，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方法、目的和规则。参见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本文借鉴上述关于狩猎的划分，其中，“娱乐性狩猎”主要是指外国人在我国的狩猎活动。这些人强调狩猎时追求男子汉风范、阶级秩序，他们对于狩猎的对象、工具、方法和区域等都有一套明确的规定。“农民”、“野猪”三者间的关系。当然，《蓝虎》不单单讲述了人与包括野猪在内的野生动物的接触，还涉及洋人猎者与福建当地居民之间的来往。简言之，这是一个狩猎活动中洋人、当地人与地方生态的故事。在这里，狩猎不局限于使用传统简易的近身捕猎工具，而是有猎枪协助，相比之下，持械行猎的命中率高，能获得丰富的战利品。故本文聚焦于民国时期柯志仁在福建的狩猎活动，试图以此揭示在那个时代洋枪狩猎中不同人群对周遭自然文化理解的差异，以及由此折射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以至地方生态问题。

一、柯志仁其人及研究其在福建狩猎活动的必要性

柯志仁于1876年3月22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1900年来华，在福建延平（今南平）传教，1903年秋转到福建福清传教，1944年从福清返回美国，1970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95岁。柯志仁在福建传教、办学长达40年，曾主管福清、龙田、渔溪、平潭四教区，办理传教布道、设学办医、募捐建堂等事宜。他年轻时在美国接受过狩猎训练，善于射击，爱好打猎，因此在福建期间除传教和办学以外，他还喜欢观察该地动物生活习性，并在福建山区打猎。柯志仁通过打猎结交了许多从国外来华探险、考察的中上层人士，他们曾一起在福建、浙江甚至蒙古地区狩猎。［2］

本文侧重考查柯志仁在福建地区的狩猎活动，而非其传教经历。之所以选择柯志仁并聚焦于他的这一活动，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柯志仁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关联。作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传教士，柯志仁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跌宕起伏。他本人以及他的儿子都出版了记载他们在中国活动和生活的著作。①1953年，柯志仁的儿子约翰·卡尔德维尔（John C. Caldwell）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海岸边的家庭》（John C. Caldwell， China Coast Famil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3年），介绍他们家庭在中国生活的故事。他们的记载是反映民国时期在华外国群体生活状态、福建沿海地区自然环境状况以及民众生活的重要文本。

第二，迄今国内外有关柯志仁的研究付之阙如。国内尚未有关于柯志仁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性文字也只见《福清第三中学校志（1892—1992）》里的简短传略，［3］以及罗桂环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等的零星介绍。［4］国外方面，目前所知，仅有田纳西卫斯理学院历史系教授达尔伍德·邓恩（Durwood Dunn）生前撰写过《一个在中国的田纳西东部人：柯志仁：传教士打虎者》（“An East Tennessean in China： Harry Russell Caldwell： Missionary Tiger-Hunter”），可惜该文至今未能发表。［5］因此，关于柯志仁的研究尚存较大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拓。

第三，清末民国时期正是西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流行之时，许多在华洋人热衷狩猎、旅行和博物学考察。②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钱天鹤在《科学的中国》杂志上刊文指出，当时进入中国山林之中的主要是两种人，即以打猎为谋生手段的猎户，以及一般借打猎为行乐之人。前者大多是各地的乡民，后者包括洋商、教士、驻华外交官及海陆军官，以及中国的一些上层人士。参见钱天鹤：《保护山禽野兽狩猎法》，《科学的中国》1933年第6期。而相比较其他在华洋人，传教士更适合成为这方面研究的对象，因为比较而言他们与当地居民、地方自然环境的接触最为紧密。

第四，拓展狩猎历史研究的需要。狩猎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地都有一部本地的狩猎史。以前，学界关于狩猎的研究大多是将狩猎作为部分少数民族社会谋生方式被提及，或者作为皇家贵族娱乐生活、美国西部开发的一部分来论述。近几十年来的学术趋势表明，有学者开始逐渐关注狩猎的文化价值与内涵，从阶级、性别、种族、殖民主义、帝国的角度来研究狩猎与人类及自然的多重关系。③国外对于狩猎的研究有约翰·麦肯齐的《自然帝国：狩猎、保育和大英帝国》，该书研究了近代大英帝国精英的殖民地狩猎活动（John M.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年）；爱玛·格里芬的《血腥运动》则介绍了1066年以来英国狩猎运动的发展（Emma Griffin， Blood Sport： Hunting in Britain since 1066，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马克斯的《白人和黑人的狩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自然、历史和仪式》则从狩猎切入不同种族在自然中的相遇与摩擦（Stuart A. Marks，Southern Hunting in Black and White： Nature， History， and Ritual in a Carolina Comm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年）。中国国内对于狩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清代围场狩猎、部分少数民族的狩猎生计的成果中，前者如戴逸主编的《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清代的围场狩猎，赵珍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清代围场资源利用和环境变迁进行考察；后者如僧格的《人类学视野下的蒙古狩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王建台的《布农族狩猎：历史、空间与权力》（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2年）、何群的《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族文化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他们各自探析了不同少数民族的狩猎文化与历史渊源。国内对于西方狩猎文化的研究较少，目前所见有左敏的《从国王特权到贵族文化——17世纪英国狩猎活动的变化及其寓意分析》（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该文以17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狩猎活动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内涵变化、变化的原因及其寓意，段琪的《12—15世纪英国猎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也从猎苑发展史的角度剖析英国的狩猎文化。前人的这些重要研究都为后来的学者开拓了视野，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然而，以研究人与自然互动为旨趣的环境史学界对于狩猎的多元文化象征涉及不多。

本文所要论述的狩猎主要指外国人在非本国领土内进行的狩猎活动，尝试将狩猎的数据资料、活动的具体细节融于研究中，旨在强调综合分析文化与物质的驱动力、强调跨地区人与人之间在观念上或动植物等层面的交换、强调多维度相关联的能动性。［6］故后文将通过柯志仁在福建地区的狩猎活动反映当时相当一部分外国在华群体对异国他乡自然环境的认识，分析这种带有“文化展示”（cultural display）［7］性质的狩猎活动对当地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的影响。

二、柯志仁在福建的狩猎活动

（一）柯志仁在闽狩猎范围及其狩猎交往群体。按照《蓝虎》的记载，柯志仁在福建狩猎活动主要发生在福清地区，如前所述，他也参加其他探险家、博物学家在蒙古、浙江等地的狩猎活动。

事实上，柯志仁在华狩猎也是20世纪美国逐渐在华展开生物学研究和考察搜集活动的一部分。首先，柯志仁日常所猎获的动植物标本为美国的自然博物馆、大学等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以获取新奇生物为目的的考察活动主要是由美国的一些自然博物馆、大学和美国农业部策划，也有许多私人探险家自发进行。这些考察人员来华活动，尤其是在福建地区狩猎时，自然想要联系熟悉福建当地情况的柯志仁。①关于美国人在华的考察活动，可参见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由柯志仁的狩猎活动出发，亦可窥见当时美国狩猎群体在华的活动。譬如，1914年柯志仁陪同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护卫队队长的托马斯·霍尔库姆（Thomas Holcomb）在福建打虎。［8］1916年，博物学家、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首次来华便来到福建加入柯志仁的打猎团队，在福建待了一个多月，拥有了一段观察当地蝙蝠和老虎的经历，此间他们两次看见蓝虎，之后他也邀请柯志仁参加了1919年在蒙古的探险活动。［9］20年代，著名的博物学家索尔比（Arthur de C. Sowerby）代表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曾两次到延平、福清地区及其邻近地区调研动植物区系，采集生物标本。［10］此外，还有斯诺克（J. H. Snoke. M. D.）到福建和柯志仁一起打虎，［11］科学家埃德蒙·海勒（Edmond Heller）曾到福建寻找野鸡和麂。［12］

（二）柯志仁狩猎的对象、装备和助手。柯志仁的狩猎对象是当时福建福清、延平一带山里的动物。其狩猎装备主要是他从美国带来的萨维奇来复枪（savage rifle）和双筒猎枪（double-barrel shotgun）。如猎射老虎、鬣羚、野猪等大型动物时，他多采用萨维奇来复枪，他用过22高能萨维奇来复枪（twenty-two hi-power savage rifle）、250—3000萨维奇来复枪（250—3000 Savage rifle），而其他时候用双筒猎枪。22高能萨维奇来复枪最受当时美国市场热捧，这款枪1912年在美国上市，设计师是查尔斯·牛顿（Charles Newton），后逐渐流行至亚洲与非洲的狩猎中，［13］它“在落基山脉被证明是狩猎大熊和大角羊的好工具”。［14］柯志仁主要用其猎虎。而250—3000萨维奇来复枪是1915年被设计制造出来的，它非常适合于狩猎像鹿类大小的猎物，［15］柯志仁将其用于在福建、浙江捕鬣羚。

在狩猎过程中，与同时代来华猎者一样，柯志仁雇佣了一些福建当地的助手，如厨师Da Da、标本剥制师、当地的猎人等作为助猎者（beater）。柯志仁的厨师Da Da是福州当地人，也是一名基督徒。他平日也跟着柯志仁出去狩猎，逐渐掌握了狩猎技能，柯志仁曾夸赞其为“中国南部当地人里最好的狩猎者”。［16］剥制师主要负责及时处理猎物，将其制成标本。柯志仁还雇佣了一些福建当地的猎人帮助其打猎，尤其是在捕猎老虎和野猪等大型猎物时，更需要他们的协助。

此外，猎狗也在其狩猎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和大部分欧美猎者一样，柯志仁打猎的时候也带着猎狗，猎狗的主要任务是找出猎物，平时他注意训练猎狗攻防的方式，培养其承受可怕袭击的能力，甚至期望这些猎狗拥有“追逐山里的狮子来发泄长期抑制的能力”。［17］

（三）柯志仁狩猎的方式。柯志仁狩猎的具体方法多样，随不同的狩猎对象、狩猎场景而定，猎物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狩猎方式也充满困难和多样性。

关于狩猎老虎的方法，柯志仁一开始并没有太多了解，后经过摸索有所改进。根据他在《蓝虎》中记载的多次狩猎老虎的经历，可将其捕猎老虎的方法总结为三种：第一，原地等待法，即在新近出现老虎伤人地方附近的树上找一个位置，等野兽回来后放火烧。但“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且能表现狩猎者运动精神的方式，它非常不确定”，［18］但这种方法唯一的好处就是人毫无危险。第二，山羊引诱法。通常用山羊作为诱饵，把它困在洞穴周围，然后猎人隐藏在距离不远的草丛里，等待机会。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允许猎人选择自己的位置。但因为一切取决于老虎是否会经过这个位置所在的小道，所以这个方法要求猎人必须学会判定老虎出没的信号，还需反复观察老虎移动规律及练习如何短距离袭击。第三，“伏击法”或“偷袭法”。这种方法最危险，但却被称为“最有趣的捕猎老虎的方式”。［19］

相对于捕猎老虎的复杂方法，狩猎鬣羚的方法则相对简单。鬣羚主要活动于灌木丛中，这些灌木丛非常茂密，用伏击法根本无法保证能捕到鬣羚，所以只能朝着灌木丛叫、喊、摇晃。［20］

另外，野猪被认为是“在中国南部，除鬣羚之外，最难射中的大型猎物”，［21］捕猎过程中困难重重但却最有吸引力。捕猎野猪通常用“围赶法”，即猎人带着一名持枪人，站在一些分岔口或小道上，与此同时一些助手敲锣打鼓，吹喇叭，敲击石油罐，以驱使猎物从灌丛中跑出来，这样的办法通常被证明是能够保证获得战利品的有效方式。但柯志仁认为，这不能彰显运动家的品质，他更趋向于跟在目标猎物后面，随其不规则移动，然后找好时机扣动扳机将野猪射死。这种猎射方法非常考验猎者的能力，猎人本身要有耐心、战略眼光和忍受力，所以这种方法在应对机智的野猪时难度颇高，且并不那么有效。［22］

在柯志仁看来，最简单的是猎射在淤泥滩、河岸低地聚集的野鸡、野鸭、野鹅等，这种狩猎方法只需要在一个相对平缓开放的区域和平原进行，且在冬季最适合，因为冬季大型猎物基本不会出现，可以不费力地获取这些岸禽水鸟。但是，包括柯志仁在内的许多猎人其实并不愿意承认它属于运动狩猎的范畴，他们认为真正的运动应该充满不确定性，应该让猎人对自己辛苦取得的战利品骄傲不已。［23］

柯志仁在福建的狩猎经历促进了他对该地的自然生态、民风民俗的了解，这也为我们后文分析当时洋枪狩猎中人与自然如何相互作用奠定了基础。

三、柯志仁狩猎活动所引发的知识观念与物质文化的交流

要论述洋枪狩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需具体分析不同群体所发挥的能动性。概言之，若按照地域空间与文化背景的差异来划分，本文的洋枪狩猎涉及两类群体：西方来华娱乐性猎者与福建当地的居民。这两个群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冲突与互助并行。福建当地人在柯志仁狩猎时充当了助猎角色，看似简单的助手身份，实际却缺之不可，因为这些助猎者熟悉当地的植物、动物、地理环境和居民，为狩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于这样一种非单一性的关系，笔者倾向于将其纳入“生态—文化联系网”（eco-cultural network）①“生态—文化联系网”分析框架是澳洲学者詹姆斯·贝蒂、梅利洛、戈尔曼等人在《通过生态—文化联系网重新思考大英帝国：物质文化环境史、相关性连接和能动性》一文中提出的，这一分析框架旨在强调用三个维度——物质文化、联结性连接和能动性来解读网络内部不同地方、不同人群间持续的、非线性的相互交流。笔者认为，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外国人来华狩猎活动。参见Beattie， Melillo， and O’Gorman，“Rethinking the British Empire through Eco-Cultural Networks： Materialist-Cultur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lational Connections and Agency”，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 20， No. 4， 2014.范畴，强调在考察来华猎者与当地居民两者间关系时，不过分纠结于他们是否对立或团结，而是着重分析狩猎过程中自然知识的获得、俗民观念的交汇和物质文化的交流。

（一）自然知识的获得。柯志仁曾经对福建自然生态环境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尤其是关于老虎和鸟类习性的观察极为细致，《蓝虎》和《华南的鸟类》［24］二书便是其研究成果。据他回忆，他曾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福州周边地区橄榄园和坟墓附近小树林里鸟类的生活，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领域，因为中国的鸟类和美国东北部的相比有很大的惊奇之处”；［25］为了研究山雀的习性，他曾经特地跑到当时美国领事馆附近能够俯瞰闽江的山上去观察；［26］为了研究黑耳鸢，他还爬树观察鸟巢的构成；［27］为了寻求机会射击老虎，他一次次把自己隐藏在洞穴里，长时段研究、观察老虎的生活习性，［28］他曾经为了确定某只老虎的性别和尺寸，进入老虎最经常出没的一个巢穴。［29］

柯志仁对于福建当地自然生物习性的观察与研究既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打猎，也使西方人能够通过他的书籍了解到当时福建的生态环境与自然生物信息。

（二）俗民观念的交汇。柯志仁不像其他西方猎者那样在福建仅做短暂停留，而是长时间驻足，这使其能够深入当地社会，探索其自然与人文的奥妙。在这里，他见识了福建人对于自然的原始想象，并将之记入文本传递给西方世界。譬如，他记载了当地民众如何将虎骨视为有奇特作用的药材。当时在福清，村民们前来围观柯志仁打死的老虎，柯志仁提到：“老虎血被认为有两个主要用途：小孩脖子上缠着沾老虎血的碎衣布可以预防麻疹或者天花。而且，据说在有进攻性的狗面前挥舞沾老虎血的手帕或布条可以威慑它们，使其逃跑、撤退。”［30］而且，老虎的骨头被当时福建人认为有奇效，“熬许多时日才能熬制成功的老虎骨头，得熬到胶状物产生才可以，这被作为一种有效的灵药以高价卖出。”［31］其实，作为一种有利用价值的生物资源，虎资源的利用历来受到关注，其主要有药用、食用、实用以及延伸出来的贸易价值，其中体现了当地的朴素自然观念、传统中医治疗理念、人虎关系的变迁等。［32］因此，西方世界通过柯志仁的文本可了解到中国独具特色的认知、利用自然之物的方式。

当然，这种观念的传递是双向的。在洋枪狩猎过程中，柯志仁也将其自认为代表文明的“科学知识”作用于福建当地的“俗民知识”。柯志仁在福建传教期间利用博物学知识、来复枪等科学观念和物质技术破除了一些当地旧有的迷信，解开了他们心中的一些谜团。譬如，他从自己的博物学知识入手，破除了之前当地人口口相传的传说。如当时福建当地流行一句话，“当鸽子窝里有三个蛋，其中第三个一定会孵出一只鹰”，柯志仁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后来，他多次追踪孵蛋鸽子、对鸟窝及周围环境反复观察，最终发现第三个蛋孵出的并不是鹰，其实只是当地杜鹃鸟的一种习性，即把自己的蛋寄放在鸽子窝里。［33］又如当时福州盛行“鬼猫”（devil cats）传说，当地人认为这种猫是神仙的化身，具有不死之身，当地的猎人也纷纷表示他们在打猎的时候根本无法捕捉这些“鬼猫”，因为它们总是在一块特定的石头后面消失了。但柯志仁及其助手Da Da利用来复枪快速精准地打到猎物，发现当地人所称的“鬼猫”不过是生活在丛林里的猫、野狗、狐狸等，而当地猎人之所以误认为这些动物突然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石头后面是个斜坡，他们使用的土办法打猎也无法精准猎杀目标，使目标得以通过斜坡迅速逃走。［34］尽管作为一名传教士，柯志仁证明“鬼猫”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动物是为了服务于他传教布道目的，但是在破除当地迷信的过程也揭示了他所服膺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地方的一些固有风俗形成了冲击。

此时，西方世界在经历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之后，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已经逐渐地除魅化，进入一种人与自然客观分离的状态。［35］而对于当时福建百姓来说，他们依旧十分相信自然的极大能动性，相信自然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力量。因此柯志仁对于福建当地看似荒谬的风俗迷信观念的破除，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方文化观念在异域他乡的流布情形。与此同时，柯志仁也将当地许多令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自然生物和与之相关的俗民知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无疑让他们对神秘的中国多了一分了解，而这些知识的碰撞实际蕴含了不同空间和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柯志仁的洋枪狩猎活动中，两种不同的对待自然、认知世界的方式得以交汇。

（三）物质文化的交流。除了向西方传递福建当地的自然风俗信仰外，柯志仁还为西方世界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生物标本，丰富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同时他也让当地百姓领略了洋枪狩猎的效率。

柯志仁在福建主要搜集兽类、鸟类以及一些昆虫的标本，并将其提供给西方世界。柯志仁与美国一些自然博物馆往来密切，如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博物馆。其子约翰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他们搜集的成千上万的标本。［36］对于他们提供的标本是否“成千上万”已无从考证，不过柯志仁自己确实多次在书中提及他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一系列鬣羚标本，［37］为加州的博物馆搜集一些燕子蛋标本等。［38］与此同时，柯志仁利用来复枪等器械帮助当地民众杀死频频袭击人类的老虎，也向福建民众展示了西方狩猎技术的有效性及所谓的西方狩猎准则。当时，中国社会其实已有部分声音宣扬狩猎有益猎者身心，可获得无限快乐。［39］但是，广大普通百姓并没有机会了解和感知这一点。柯志仁在福建等地的狩猎活动，将西方狩猎的一整套规范和特定的装备带到中国，使福建当地民众得以见识其中的西方文化和物质技术。

由此可见，福建山区成了柯志仁等西方游戏猎者狩猎活动的展演空间；这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的空间，更是一个“生态—文化联系网”。在这个网络里，狩猎不但是猎者自身体能和技术的展现，更是一种对自然的解释，作为狩猎成果的标本成为了一种蕴含着自然知识和环境观念的物质。而且，柯志仁娱乐性狩猎与传教士身份的叠加，使其成为福建当地破除原始信仰的领袖，也拥有了对当地风俗物种等重新解读的能力。

四、柯志仁狩猎活动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冲突

如前文所述，洋枪狩猎活动所呈现的“生态—文化联系网”使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人相连，在物质文化、自然观念等方面相互发生作用。除此之外，在这一活动中，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也频繁接触，这不仅加剧了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而且对地方生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加剧。西方人来华的博物学考察、狩猎活动和当地民众因为生产发展需要而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接触频繁，在加深人们对当地动植物习性认识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摩擦。柯志仁的狩猎活动有一部分是帮助当地排除野兽侵扰，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当时该地区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这也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到印证。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福建地区人与野生动物间的冲突频次较高。像本文开篇提及的野猪下山侵扰盛产大米的广阔农田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40］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初，福州地区还频繁发生“虎患”，［41］柯志仁所掌管的四个教区最严重的一年有将近500人死于“虎患”。［42］为什么该时期会频发野兽袭击事件？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在山区开发、打猎等日常活动增加而引发的。如采伐木材所导致的“虎患”，《蓝虎》记载的1910年的一次袭击即是明证：“在靠近福清的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在山里收集燃料的时候惊扰到隐藏在梯田草丛里的老虎，被激怒的老虎冲向他们，击碎其中两人的头盖骨和脖子，冲击第三个人，使其掉到梯田下边而丧生。”［43］地方志中也时常记载百姓死于虎口的事件，如《南平县志》中就记载1916年虎患长达数月，“纸槽佣工被噬约有十余人”。［44］此外，诸如猎虎队等形式的猎人上山打猎活动本身也会惊扰到这些大型林栖动物。福建地方志中多次记载了之前乡人组成打虎队消除隐患；［45］柯志仁也回忆说，1910年某天有两个捕猎鹿的当地猎人因惊扰了一只正在沉睡的老虎而被袭击。［46］面对野兽的袭击，村民一开始因为自身装备的限制不知所措，后来得知柯志仁有来复枪可以杀死老虎，故转而求助于这位拥有来复枪的外国传教士。用来复枪狩猎提高了命中率，使得捕捉猎物更加容易，但与此同时，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

福建省内的兽类大部分是林栖种类，明清以来不断发展的木材贸易需求导致全省范围内开发山林、砍伐树木，而这实际上也压缩了该区域内野生动物原有的生存空间，使动物的地理分布由面布缩成点布，只分布在几个交通不便的深山，不久便随着山林的萎缩迁移他地，消失减少，甚或绝迹。［47］许多动物不仅自身的生存环境被人类频繁的进山活动侵占，而且其食物来源也由于环境变化而锐减，故而不得不改变其生活地域，常常误闯人类居住地，结果也就加剧了人与动物的冲突。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冲突加剧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猎者与猎物对当地生态资源的竞争，猎者想要捕猎更多的野生动物，但与此同时也夺走了一些食肉动物的食物，如老虎等。

（二）洋人、猎枪对福建当地环境的后续影响。对于当时的外国猎者来说，福建是个野生动植物的百宝箱，有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品种。外国猎者带着对标本收藏的需求和对运动狩猎精神的追求慕名前来。但是洋枪狩猎进入山区猎杀动物，虽然暂时解除了老虎、野猪等野兽的威胁，长期来看却加深了该地区人与动物的矛盾，埋下破坏当地环境与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危险种子，进而引发了新的生态问题。

民国初年，外国人在华狩猎几乎是“任意狩猎，毫无拘束”，［48］刺激感十足。除了追求新鲜、刺激感外，这部分猎者还喜好收集动物标本，享受这种无拘束的打猎行为带来的收获。不仅仅是在福建地区，广东、上海、云南及西北地区也是当时外国来华狩猎的好去处，甚至在民国初年还一度引发关于外国人狩猎许可证等争议。如广州政府就曾提醒注意外国人狩猎，认为“以持械行猎、每因不慎，小则践踏田禾，大则伤害人命，且于古迹之保存、鸟兽之繁殖，均极有关系”。［49］而当时《字林西报》曾断断续续发表文章，指责很多外国猎人无视工部局关于春夏禁捕、禁售野禽的规定，以小汽船惊扰海鸥、猎枪过度破坏山中动物等行为。［50］另外，洋人在华捕猎还会雇佣一些本地人作为助手，因此本地人在外国猎者的示范下逐渐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狩猎技能，尤其是开始熟悉猎枪的使用。各地政府、民间为防虎患所设立的打虎队也开始更换猎具，从原先使用的弓箭、虎叉、斧头、吊杆、棍棒等近身搏斗工具变为使用猎枪、手榴弹、炸药等，从而极大提高了狩猎大中型猎物的效率。然而大部分福建当地民众是为了生计而狩猎，并不遵循什么运动狩猎的规律与准则，最大数量获取猎物是他们的原则，其手段也基本土洋兼施。因此，洋人猎者在狩猎时雇佣当地人作为助猎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人学会很多高效的捕猎方式。

“猎户嗜利，西人好游乐，致禽兽遭其殃”，［51］不论是像柯志仁这样标榜着追求运动狩猎精神的外国狩猎者，还是那些更倾向追求获取猎物物质本身的普通猎人，他们并没有严格遵循季节规律和保持动物生长持续性的基本准则，一味追求人类自身精神和物质的享受，破坏了野生动物自然繁殖的规律，导致即使“在真正狩猎的狩猎季节，基本别想有丰富的猎物”。［52］因此洋枪狩猎为后来福建地区的环境变迁、许多野生动物品种减少甚至灭绝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虽然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夫禽兽非如空气之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也，不加限制，则种类易绝，勿予保护，则孳生不繁”，［53］提出要限制过度狩猎，舆论也要求确立狩猎法则，对西人和本地猎者的狩猎行为、狩猎时间、狩猎种类进行规定，政府也出台相关法令规定，［54］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发挥多大的抑制作用，以致于许多动物成为濒危保护动物甚至消失。①野生鬣羚在1973年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Ⅰ中，2007年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易危级（VU）。这些均可作为历史上的狩猎活动，尤其是洋枪狩猎破坏福建当地生态环境的有力证据。

结语

从全球流动的视野来看，柯志仁来华狩猎活动是一个蕴含着多种物质文化、思想观念、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不同的空间环境、群体思想、生态组成等元素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交汇，产生“生态—文化网络”联系。因此，柯志仁在华的狩猎经历不单单是一项技术、一种活动，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生态意蕴。首先，从小接受狩猎训练的柯志仁将西方的狩猎准则、运动精神与自身传教活动相结合，狩猎活动便成为其成功融入当地的通行证，为之后不同自然观念相互影响、物质文化相互联系奠定了基础。其次，洋枪狩猎活动将西方的狩猎技术、自然观念具体地展示给中国民众，而且他们也通过搜集当地动植物标本将中国的自然生物、风俗信仰输送给西方博物学界和科学界，从而加深了西方对于中国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认识。这样双向维度的物质、观念的交汇促进了不同空间的人对全球自然文化的理解。再次，这样的狩猎活动实际上揭示了该地区在特定时段内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接触状态，狩猎过程中所见的人与动物的冲突、森林的毁坏、动植物多样性的减少等都是洋枪狩猎对于地方生态作用的结果。同时或后来，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也使得这些洋人开始注意到中国地方生态的脆弱性，之后关于保护动植物的争论、地方狩猎条例的出台等都是人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反映，更是生态作用于人的产物。

总之，以柯志仁的狩猎经历切入，可探知洋枪狩猎中人与自然之间既矛盾冲突，又充满价值和趣味的紧密关系，并了解其中体现的三个层面的联结，即物质文化的交流、知识观念的传递以及跨空间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这既能帮助我们更加辩证地认识来华洋人群体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也可重新定位中国在当时世界认知自然时所扮演的角色。

［1］［2］［8］［9］［11］［12］［14］［16］［17］［18］［19］［20］［21］［22］［23］［25］［26］［27］［28］［29］［30］［31］［33］［34］［37］［38］［40］［43］［46］［52］Harry Russell Caldwell， Blue Tiger， New York： The Abingdon Press， 1924， pp.139-141，p.14，pp.89-93，pp.22-23，p.103， p.94，p.138，pp.61-62，p.87，p.95，p.104，p.143，p.138，p.139，p.38，p.44，p.44，p.52，p.66，pp.60-61，p.63，pp.40-45，pp.25-37，p.110，p.39，p.141，p.56，p.56，p.139.

［3］王钦法：《福清第三中学校志（1892—1992）》，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

［4］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8-249、276-277页。

［5］达尔·邓恩主页http：//www.twcnet.edu/directory/136/ddunn/。

［6］ Beattie， Melillo， and O’Gorman （eds）， Eco-Cultural Network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2014.

［7］ Robert Peckham，“Game of Empires： Hunting in Treaty-Port China， 1870-1940”，Eco-Cultural Network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eattie， Melillo， and O’Gorman （ed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10］在1923年1月8日索尔比给柯志仁的书信中也提及此事，书信原件收藏于弗朗辛·科拉克艺术图书馆（The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Library）http：//cdm16245.contentdm.oclc.org/cdm/landingpage/collection/ p15001coll1。

［13］参考自萨维奇公司主页http：//www.savagearms.com/history/。

［15］ Bruce M. Towsley， American Rifleman， July， 2011， pp. 54-57.

［24］ Harry RussellCaldwell， John C. Caldwell， Muriel E. Caldwell， South China Birds， Shanghai： Hester May Vanderburgh，1931.

［32］［41］曹志红：《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35］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格兰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

［36］［42］ John C. Caldwell， China Coast Famil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3， p.65， p.28，

［39］张书林：《狩猎有益于卫生论》，《农学月刊》1919年第6期。同期还有杨维垣的《狩猎利弊论》。

［44］民国《南平县志》卷2“大事记第三”，第288页上。

［45］嘉庆《福鼎县志》卷7“杂记”，第202页上

［47］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48］［51］［53］钱天鹤：《保护山禽野兽狩猎法》，《科学的中国》1933年第6期。

［49］《各国领事狩猎须知》，《广州市市政公报》1930年第3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