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花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中社群记忆的重塑

刘雨花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媒体对纪念日的报道是社群记忆的回忆基础。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报道中，媒体重现历史事件，对过去值得纪念的历史展开集体性的回忆。媒体“邀请”公众见证“历史的重播”，以此唤醒、强化、更新公众记忆。政府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赋予纪念议题的国际性，使其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从而抓住契机重塑国家形象。本文将从媒体记忆、媒介事件等角度，分析媒体对抗战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中媒体记忆与社群记忆间的互动，研究全球性媒介事件中国家形象的传播，最终实现媒介事件再编辑社群记忆的目的。

关键词：媒体记忆；社群记忆；媒介事件；记忆心理学；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对此各大媒体的报道呈现出时间跨度长、报道面广的盛况。一方面，媒体重返抗战纪念地，专访老兵，回顾抗战事迹，唤起公众对于历史的记忆，架起媒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的桥梁，重塑中国人的社群记忆。另一方面，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赋予纪念报道议题国际性和重要性，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报道已发展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和全球性的仪式，所以要抓住契机重塑国家形象。

注意是从唤醒开始的，而民族情绪的唤醒与公众已有的记忆信息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根据记忆的唤醒、强化、重塑的逻辑顺序，来研究媒体记忆与社群记忆间的互动。

一、媒体强势议程设置，唤醒公众的社群记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各大媒体从5月份起到9月3日大阅兵，进行了长达约4个月的系列报道。媒体循序渐进地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植入”公众的生活，刺激公众无意回忆。

（一）媒体长期重复议题，调控公众的关注度

以人民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为例，5～9月推出特色专栏“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抗战”、“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抗战”；7～8月推出纪念特刊专版“7·7”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四块版特刊、“重访受降地”、“我的抗战记忆”等；8～9月推出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等；9月推出《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等20多篇重点理论文章。

可见，人民日报对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进行了4个多月不间断的报道，前期注重抗战故事的报道，后期着力于通过评论和理论文章对读者进行历史观的重塑。

但是，个体并不能对作用于自身的所有刺激信息进行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布鲁德本特提出的注意的过滤器模型理论认为，注意就如同一个过滤器，会对外界的信息进行筛选，被注意的相关信息就能通过过滤器，而没有受到注意的信息就被排除在外。

因此，人民日报一开始推出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重访受降地”等专栏，通过带领公众重返纪念地，重现过去事物，以信息的接近性刺激公众的过去经验，回忆抗战记忆。因为抗战那段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情绪性记忆。而故地重游在情境上的相似性，将会刺激公众记忆信息的提取，激发公众的民族情绪。

之后，人民日报又通过发表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和理论文章《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以建构事件意义的姿态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标杆性的情绪反应，使公众的情绪反应跟着媒体议程走。

（二）加快更替媒介信息，维持受众关注兴趣

在信息爆炸、新闻产品“麦当劳化”生产的当下，受众对于议题关注的兴趣呈现出S形曲线的规律，即对于信息的关注从缓慢递增→快速递增→缓慢递增→兴趣越来越少的过程。［1］因此，媒体如何设置议题，让议题显著性与公众受影响性呈正相关关系，让长达大约4个月的议题报道维持受众的记忆和兴趣，不产生审美疲劳，成为各大媒体不断尝试创新的动力。

以光明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报道为例。在4月份，光明日报就开设“二战史话”专栏，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盟国作战；之后又推出了《听抗战遗迹的诉说》、《抗日战争图志》、《抗日英雄谱》》等近10个报道专栏，重现抗战重大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8月26日，光明网策划的抗战音乐答题游戏《战地歌声》开始上线，带领网民体验经典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9月又在“两微一端”推出大阅兵的直播与报道，并给网友提供实时评论互动平台……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策划可以看出，光明日报不仅在信息更替上不断给予新亮点，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学术思想与内容接近性，对新闻发布与大众参与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加快了新闻信息的更替。还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尤其是“两微一端”的联合运用，大范围地辐射到公众的生活场域，不断给予新的信息刺激，提供舆论热点，维持受众的关注兴趣。由此，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新闻信息的更替，公众的记忆在媒体的引领下无意识地不断被唤醒、刷新。

二、媒体邀请公众参与记忆书写，强化社群记忆

“媒介事件不仅赋予集体记忆一种物质，而且还赋予它一个框架：它们是组织个人时间和历史时间的代码。”［2］媒体提供的公共记忆点，这些看似不干预的意识输出，却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强化了原本的浅层记忆。在个体记忆的三存储模型中，个人的短时记忆往往都会因感兴趣的信息、与过去相联系的信息被注意，然后经过提取并加以复述后，在个体记忆系统中形成长时记忆。

（一）最权威的历史重述主体：抗战老兵

在纪念日报道中，当事人的采访往往具有双重属性，因为该当事人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纪念的报道者。所以，作为抗战的当事人，老兵无疑是该历史事件最权威的叙述主体。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和《光明日报》开设的“抗日英雄谱”专栏，专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通过他们的回忆，重现抗战历史，唤醒民族记忆。

在此，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专访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是以故事化的模式讲述那段历史。媒体以一个历史复述者的角色，讲述抗战老兵的生活情境，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担当起历史叙事的重任。另一种则是专访老兵的煽情化采访模式，媒体以一种看似观察者的角色，引导他们回忆那段抗战岁月、经历，以及抗战胜利那一刻自身的感受。

但不论是哪种模式，媒体对于老兵采访的目的有以下两种：一是邀请抗战老兵参与回忆，媒体将抗战老兵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以权威的真实性重述抗战历史的“征服”过程，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带动社群参与集体回忆。二是通过引导老兵回忆那段抗战岁月，以普通见证者的身份给公众提供一个回顾历史记忆的模板。公众跟随着老兵的回顾，萌生出民族感情，最终完成对抗战胜利后老兵的“加冕”仪式。

（二）当下的个体化叙述主体：普通公众

在媒介事件中，有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事件的组织者、媒体、观众。而一个成功的媒介事件不仅使观众的满意，还要引导观众积极参与。［2］全民参与是纪念日活动必不可缺的要求。因此，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媒体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3］以生动的形式去吸引公众参与记忆的复述。

腾讯网打造了一款二战主题的互动游戏《我的英雄，我的城》，引导网友在完成答题、猜图、集卡等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吸引全民参与。在腾讯网打造的互动游戏中，媒体潜在性对公众植入了规定的回忆模式，通过答题、猜图等任务，引导公众去回忆和关注那段峥嵘岁月。网友因游戏任务需要，开启有意识的回忆，并对于未知的抗战历史会产生主动去了解的欲望。公众在媒体信息刺激下提取相关的抗战记忆，形成短时记忆，又通过游戏需要进行不断的提取与复述，对抗战记忆进行强化，从而形成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长时记忆。

如此看来，不管是抗战老兵，还是普通公众，在媒体的策划中，公众都被无意识地邀请加入到有意识的历史回忆中。媒体提供共同的历史参考点，刺激个人的记忆。然后，个人的浅层记忆在参与媒介记忆互动后，获得新的记忆，并形成对特定事件的个体记忆的固化。

三、9.3阅兵重塑公众的社群记忆

昨天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新闻，其原因在于媒体巧妙地将历史由头与当下产生联系。重述历史并不是媒体的唯一目的，媒体对于纪念日报道的本质就是将事件作为轮廓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致力于当前的媒体议程对历史进行回忆和重构。这就是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2］的功能。

（一）强调当下的“加冕”仪式，展示国家形象

9月3日上午，23位外国国家元首及42位政府首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等，陪同习近平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通过阅兵仪式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讲述其象征意义。1.2万名士兵进行历时70分钟的阅兵，动用500多种武器装备，200架飞机飞越天安门，电视直播以直观的画面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观众展示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形象。

而着重于关注当下的媒体，在叙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中，也将突出强调这重要时刻的意义。电视媒体会倾向于将镜头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领导人、阅兵整齐划一的全景、台下观众的激动的特写等场面间切换，将阅兵仪式蕴含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镜头语言表述出来，并且以直播影像去感染不在场的观众的情绪。由此，媒体的叙事与官方纪念共同构成了建构记忆的国家仪式。［4］

此外，以人民日报为例的主流媒体对大阅兵开启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阅兵仪式就是一场过去历史与当下现状的过渡仪式，突出了国家的巨大形象转型，强烈的反差让见证者对当下的强国形象更加深刻。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媒介事件，把抗日纪念作为由头，唤醒民族情感，用历史记忆构建国家认同。

（二）公众不在场的“现场”见证，更新社群记忆

大阅兵的同步视频直播，实现移动+PC+电视的无缝链接，公众们通过视频直播、论坛热帖、微博图文直播、手机快讯等各种渠道共同参与“指尖大阅兵”，进行着这场不在场的“现场体验”。从微博数据中心看“抗战胜利70周年”微博话题的指数趋势，公众在9.3当天参与网络互动频率达到最高峰，全民性参与到大阅兵的“加冕”仪式中。可见，通过媒体前期报道的渲染，公众关于抗战的记忆不断被唤醒、被强化，而大阅兵的直播更是将公众的民族情绪激发到高潮，成为公众的以此集体情感宣泄体验，一次特别的集体记忆，全民都参与到了这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自豪与狂欢中。

由此，可以推演出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忆在媒体记忆的刺激干扰下，形成以下的发展框架：媒体报道提供相似的场景、历史的共同参考点，通过了受众的选择性过滤器，刺激公众已有的相关记忆，又通过系列报道让公众获得抗战相关的短时记忆。而公众自身提取的已有记忆与媒体给予的短时记忆间进行协调，最终重新编码形成对于抗战的长时记忆。

在记忆的重新编码中，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互动而发生的。［5］而媒体议程设置对于大阅兵报道上的侧重，把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从过去的记忆向当下的现状转移，让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从抗日民族精神随之转移到强国形象上去，沉浸在大国风范的“加冕”之中。媒体通过对媒介事件的仪式化呈现来克服时空障碍，通过历史记忆与大阅兵现实情境的结合，利用视觉影像来展现文化符号，让公众的国家自豪感与对国家的热爱相互交织建构成国家认同。

四、结语

对于纪念日的报道，媒体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植入”公众的生活，刺激公众无意回忆。媒体又邀请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回忆，以游戏、征文等形式吸引普通公众加入有意回忆，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让公众主动加入到这场纪念日的集体回忆中。新闻媒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是唤起公共记忆的重要桥梁，而新闻媒体对于历史事件的策划、展演又将更新大众的公共记忆。媒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经过协商与争夺，最终重塑社群记忆。

参考文献：

［1］ 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新闻前哨，2012（06）：30.

［2］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45-246，138.

［4］ 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J］.武汉大学学报，2007，60（2）：254-258.

［6］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05）：18-21.

［7］ 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J］.新闻记者，2015（07）：38.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1-0036-02

作者简介：刘雨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