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豪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传播学术史的钩沉与反思
——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程子豪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经过历史岁月的积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叙事特征。但是，这种“神话式”的叙事模式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步走入创新性缺失的境地。一时间，“一集四先”的奠基人模式，固化的学术派别划分，都被传播学者视为圭臬而延续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反思式”的叙事模式对学术研究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刘海龙便从反讽的视角出发，探寻了传播学术史的连续与断裂之处，最终完成了这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给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丝新的芬芳。

传播学术史；反思；灰色地带

当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和思想融合的历史。也正是如此，我国的传播学史研究，自1978年被正式作为学科而进入我国科研工作者视野时，就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反思，将其拓展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以学者胡翼青为例，其研究方向就从早期单一对西方传播流派的介绍拓展到“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过程做了精彩的阐述。”［1］

而站在钩沉与反思视角的学者刘海龙，将传播学术史中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的往事进行重新梳理。没有艰涩的文字，没有冰冷的说教，而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向读者娓娓道来。这部成书于2015年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重温了在主流叙事模式下，被“惯例”所蒙蔽的事实，对目前情况下若即若离的传播史与传播实情间的内在关联展开了“知识社会学式”的审视与研判。

一、神话：传播史主流叙述模式的建立

在一系列元叙事模式的包裹之下，无人愿意去触碰神话的“红线”。西方的传播理论成为我国传播学者研究中的“经典”，“一集四先”成为我国传播史研究中最大的神话建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既存在历史的原因，同时亦跟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存在密切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我国基本上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境况中恢复了元气。但之后由于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社会氛围逐步趋于紧张和沉默。一时间，万马齐喑，学术研究陷入了停滞的状态。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才被打破。此时，各种思潮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社会，从风行校园的尼采，再到人文学科的博兴，都可以展现出这一时代的开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学从世界走向中国。

也正是由于这一时代的特点，我国的传播学发展自走入国门的那一刻起，就深受西方的影响。1982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到访中国，与中国的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一时期，施拉姆的演讲资料和由他负责编写，余也鲁负责翻译的《传播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著作成为我国研究者了解外部世界，理解传播学发展的重要指南。在施拉姆的神话效应之下，我国传播学者大多都是一味地接受，而鲜有自己的思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了有关研究者一种比较常见的工作状态，最终导致一些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史料石沉大海，被社会大众所遗忘。

二、辉格史观：特定语境中对传播史的管理与操纵

学者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中提及了目前传播思想史研究中另一种极具偏向性的叙事模式：辉格史观。“这种叙事的特征是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1］刘海龙的论述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辉格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面临着“正当性赤字”。为了填平这一鸿沟，一系列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学术历史叙事被生产出来，从而服务于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辉格史观主要就是对过去的事物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创造，运用强调、去中心化等方式书写符合某类人群认知的历史。

在这种辉格史观的叙述模式下，传播史的叙述就充满了选择性与跳跃性。一些理论被建构出来，为了确立自己的正当地位，不时地抨击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拉斯维尔为例，这位被施拉姆选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美国学者，当其理论逐渐成为教科书上的文字时，他的学术思想往往就会被固化地体现在书本的教条中。在这种情况之下，拉斯维尔的思想逐渐被后来的学者歪曲和批判，成了后来学者建树自己观点的稻草人，而其思想中丰富和多元的内容却逐步被人遗忘。可以说，在众多传播学者当中，几乎没有人会持有单一的简单观点。只是后人为了建构自己学派的正当性所建构出的一种伪叙事模式而已。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为某一特殊的学术目的而服务的，为证明其正当性而存在的“辉格史观”，其自身的正当性在当今时代却也饱受质疑。因为在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当中，较之于中心化的内容，有时其普适性反而不如离散性的具体特点。具体而言，芝加哥学派中的核心人物杜威，其所持有的进步主义社会批评观点与其他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有较大的区别。再如，在量化的实证研究中，霍夫兰后期态度的扭转和拉扎斯菲尔德所进行的受众效果研究，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辉格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非中心事件的忽视以及对各种思想“削足适履”的整合，最终达到论证某一学术思想合理性的目的。其不仅阻碍了传播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更是降低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因此，尽快地跨越“辉格史”的叙事模式阶段，建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传播学术史研究范式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连续与断裂：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继承与反思

要做到真正把传播学术史研究从传统主流

的宏大叙事范畴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地去摸索新的表达方式，从而去抵御主流叙事的强大霸权。于是，一种反讽的叙事模式逐渐被学界所接受，从而展现出固有的话语系统中存在的缺憾。这种学术上的反讽，使主流传播学术史的霸权被打破，一些被遗忘或被扭曲的史料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灰色地带”的概念。刘海龙认为，“灰色地带”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2］

那么，何谓学术思想史的连续与断裂？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连续，更多的指的是一种思想在学术上的继承和扩散，而断裂则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次的思想的变革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刘海龙所提及的“灰色地带”，就是学术思想史中的连续与断裂之处。例如，在传统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论争中，学者关注的都是二者之间的冲突，而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灰色人物”却少有学者对它们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总而言之，对种种传播学术史研究中的“灰色地带”进行挖掘，不仅可以打破在当今时代占据一席之地的“辉格史”神话，使学术思想研究走向更加丰富与多元，还可以给广大学者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使传播思想照亮未来更为广阔的传播研究领域。

四、点亮理性与思辨的研究之光

在刘海龙的这部著作中，反思是贯穿于其中的主线。的确，在当今的背景下，有关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主流话语模式的羁绊，我们需要更多冷静的思考。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思想并不一定都是完美的，传播学者还需要不懈地进行深度的思考，搭建起史料之间相互证实的关系，对任何思想都不能“窥一斑而知全貌”，以防新的神话出现而使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走向新的误区。总之，审慎的思考是进行任何研究的前提，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点亮理性与思辨的研究之光。

［1］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50-51，78-79.

［2］ 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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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3-0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