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勇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农村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拓宽了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流通网络，降低了农民采购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效率，扩大了农村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会，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也为全球农村扶贫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探索电商扶贫的政策和实施路径，在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消除贫困目标的大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扶贫效果显著，但任务依然艰巨

2015年10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到2020年中国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将脱贫，832个贫困县将全部摘帽。扶贫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尽管中国贫困地区信息化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目前贫困人群应用电子商务进行网络购物的水平依然较低，应用电商平台开网店卖产品的能力，更是低于全国乃至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贫困地区的电商扶贫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电商扶贫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一直处于粗放发展阶段，同时不少扶贫项目针对性不强。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新型扶贫手段—电子商务扶贫开始在扶贫工作中广泛应用，为扶贫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电商扶贫促进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开展创新与创业，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最终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电商扶贫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市场自发到政府介入的过程。目前，平台力量和政府力量开始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电商扶贫的大环境。

首先，国家对电商扶贫高度重视。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将甘肃省陇南市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陇南市在9县区1365个建档立卡村中选择确定450个贫困村先期开展工作，对电商扶贫涉及的各个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积极探索，建立电商扶贫六大体系：行政推进体系、网店服务体系、网货供应体系、网络物流体系、人才培训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2015年国家扶贫办着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2015年扶贫开发十项工程之一。

其次，电商巨头纷纷涉足电商扶贫。2015年9月，苏宁云商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签署了全国农村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电商扶贫双百示范工程”、电商扶贫O2O展销专区、“10·17扶贫购物节”、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展开合作。

2015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与赣州市签订县域电子商务建设合作协议，打造集渠道建设、产品供应、品质保障、电商平台聚合为一体的农村电子商务生态链和生态圈，加快赣南等革命老区“互联网+”步伐，探索电商扶贫新模式。2015年11月，阿里巴巴与河北省政府签署“互联网+扶贫”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在“互联网+扶贫”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015年9月，京东集团与重庆巴南区政府合作，发挥京东农村电商“3F战略”和巴南区的优势，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流通渠道，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助推精准扶贫。2015年12月，京东集团与陕西省政府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快建设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和物流基础设施，并在电子商务进农村和电商精准扶贫，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

搭上电商扶贫的快速列车

电商扶贫为实现扶贫工作的六个精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使扶贫工作实现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转变。过去扶贫工作是授人以鱼，依靠非政府组织如协会等直接给贫困地区捐钱捐物，或者依靠政府实现转移支付。然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不如造血。电商扶贫为精准扶贫找到了可行的方法和手段，也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和动力，促进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通过电商实现弯道超车。吉林省通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盛产高粱米、绿豆、葵花等农产品。然而，纯天然、高质量的农产品很少有人问津，知名度低，价格一直低迷。如今搭上了电商扶贫的快速列车，不仅价格几乎上涨一倍，而且销售量急剧上升，供不应求。通榆县众多的贫困人群通过互联网技术，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径。

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寻求致富机会，进一步挖掘农村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加强贫困村的电子商务培训，支持各地发展农产品原产地网上直销模式，打造更多农产品品牌，探索农产品预售模式，多途径激活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

电商扶贫弥补了传统流通渠道的不足。传统的农村交易主要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多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市场形态级别低，交易市场分散，规模小，且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不能有效地对接市场，导致交易的效率偏低。在匮乏的商业基础设施及严重信息不对称面前，贫困地区的农民对接市场很难。而电子商务既减少了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农民的利润空间，也极大减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民能够随时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时掌握市场情况，将农产品卖到全国，实现增收脱贫。

例如，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是山东第一贫困县，经济相对落后、地理位置偏僻。以前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一直从事演出服饰、道具和舞蹈鞋的销售。这些产品的销售都是依靠个人背上一大包产品到周边市县的影楼、演出单位和服装市场上门推销，卖完了就回家再准备一批再出门。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成交量低、销量不稳定。影视服装产业一直处于家庭作坊零散加工的状态，资本的积累缓慢，对村民的经济带动不明显。但是，电子商务大大加快了渠道的对接，改变了曹县发展轨迹。

电商扶贫扩大农村创业与就业机会。由于农业收入低，农村生活苦，而城市基础设施用工量增加，收入比农村高，生活条件也相对较好，尤其是医疗、教育等条件较好。因此，当地多数青壮年劳动力以外出打工为主，仅在农忙时回家干活。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农民的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农民工回家创业开网店。甚至一些原本因身体不便而待在家里的年轻人，以及农村地区的妇女、老人也加入到农村创业的大潮中来。在电商普及的贫困农村，经常能看到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依靠“一指禅”在电脑上打下“亲，两件包邮”的场景。农村电子商务不仅吸引本地的青年回乡创业，还吸引了周边村庄甚至周边乡镇的创业青年。大部分农民通过技能培训、相互交流、自主学习等方式，走上开网店或从事其他配套产业的道路。农村电商实现了本地化就业，带动多元化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以前一到农闲就打牌、闲聊、看电视的场景不见了，大家都聚集到电脑前，打开网络营销工具销售自己的产品，使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婆媳关系甚至治安问题等都得到改善。

电商扶贫改变了贫困人群的消费方式。它不仅让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将农产品销售出去，提高收入，还赋予贫困人群网络消费能力，使他们购买到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享受到便利快捷的服务。对于农村地区一直泛滥着各种山寨品牌，比如冒充“大白兔”的“小白兔”奶糖，冒充“娃哈哈”的“娃恰恰”等，电商扶贫使网购、缴费、理财、订票等服务纷纷落户农村，让贫困地区的人们逐渐告别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的市场，通过互联网获得城市人相同的商品和价格。据统计，2016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总量有可能突破4600亿元。贫困地区居民的电商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用品、汽车等交通工具甚至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加。2014年“双十二”，有一个村通过农村淘宝购买2吨肥皂，2015年6月，黑龙江明水县村民田苗苗通过村淘服务站购买了一辆价值22万元的本田雅阁。

创造电商扶贫的土壤

早期农村电商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创业者的示范、产业基础、交通、仓储、网络基础设施、人才等基础要素。

第一、产业基础。良好的产业基础是农村电子商务形成的坚实基础。很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很好的地区，都具备“一村一品”的典型特征，初期已经形成了地区性产品声誉、产业集群及专业市场。专业化所带来的市场规模为网店快速进入市场提供了条件。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商品品种繁多、价格实惠。义乌青岩刘村利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产业基础，发展成为“网店第一村”，李克强总理称赞义乌青岩刘村的电商数超过了村民人数，网店数量超过了村民的户数。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北山村利用电子商务工具，从无到有自发销售户外用品。本地公司“北山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刚开始只是给人做分销，但是由于质量和价格不稳定，转型做贴牌生产。当网络销售额攀升，带来财富示范效应后，北山村村民跟随“北山狼”共同营造了户外用品的产业。至今，淘宝网上每4件户外用品就有一件出自北山村。

第二、创业者示范。近年来，大批年轻人离开大城市、返乡创业，选择的创业方向大多与电子商务相关，有的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色产品，有的帮助乡亲网购生活生产用品，有的承接本地的电商快递服务等。年轻人回乡创业，在不同领域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年轻人给农村带来了互联网思维，大多数成长为农村电商起步时期的优秀网商。江苏睢宁沙集镇东风村孙寒等三位年轻人，被当地誉为“网商三剑客”，他们从大城市返乡后，从事家具网销，在互联网上试卖成功，周围村民受到他们三人的影响，纷纷开办了自己的网店。如今，昔日的贫困村已经脱贫致富，成为电商扶贫的“沙集模式”。

涉农电子商务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初具规模，基本靠的是优秀网商的创新和示范作用。先行者的榜样作用，以及农村特有的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的非正规组织，使信息扩散极快，哪家有了生财之道便很容易相互学习、模仿。在电商发展初期，先行者带领村民搭上电商快车，在集中发展阶段，全村集体创业，在快速规模化阶段，村里迅速形成了协作生态，而在品牌升级转型阶段，网商开始探索行业标准，为产业规范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交通仓储。部分农村地区交通便捷，是当地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比如浙江义乌青岩刘村，南靠义乌市环城南路，北邻江东货运市场。江东货运市场是浙江省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运量最高的货运市场，货运网络覆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因此，紧靠大型货运市场，不管是对商户的直接发货还是对快递公司的物流集散而言，都是十分优越的条件。广东军埔村紧邻206国道，距离汕昆高速公路出入口不到1公里，毗邻揭阳潮汕机场和厦深铁路潮汕站，村里闲置着大批食品厂厂房，拥有低廉的仓储和人工成本。

现在很多贫困地区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导致无法摆脱贫困。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发达地区的网商到相对闭塞和落后的地区建立异地客服团队，从而节约人工成本，保持团队稳定。2014年12月，福建省泉州南安市乐峰镇飞云村成为阿里巴巴淘宝村。飞云村没有产业基地、没有物流配备，甚至连交通都不方便。飞云村以销售鞋、衣服为主，将仓库、生产基地都设在村外，村民专注于电子商务销售，通过销售环节脱贫致富。

第四、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农村电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电商在农村发展的一大障碍是保守的社会文化。农民群体比社会平均人群更难接受新兴事物。东部沿海地区的经商传统和冒险精神使当地的农民敢于接受挑战。另外，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具有强烈的社群意识，能彼此互通有无、分担风险，使诚信守法正当竞争的市场得以存在。北方及中西部一些城市，尽管有网商带头人、雄厚的产业基础、交通便捷等，但是由于没有浓厚的商业文化，农村电商的发展依旧滞后。例如，直到2015年，阿里巴巴才在北京地区发现了第一个淘宝村。

综上所述，应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互联网技术进行扶贫，依托传统商贸流通体系，探索各种商业模式，破解影响电商扶贫的各种难题，培育电商扶贫的土壤，以推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