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玺

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与杰出领袖邓中夏（下）
——邓中夏关于中国革命、工运理论的内涵与启示

文/王永玺

邓中夏作为我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在实际斗争中坚韧不拔、讲究策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与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造诣而树立的革命信念密切相联。尤其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作为北大红楼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热血青年邓中夏，对中国革命现实斗争提出走向的重大历史课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初步作了较正确的回答。

在这里我们自然应当首先提到的是，他从对国情的清楚认识出发，对我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动力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也成为他投身革命、为之奋斗的行动指南。他反复说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农业，新式工业不过在个别通商口岸与铁路矿山及其附近有些罢了，产业不发达成为中国贫困的原因。针对我国上述社会发展状况，他进而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来阐明我国面临的革命性质。他指出：“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也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逐渐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然这两种革命的性质不同，而革命的目的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都具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显而易见，邓中夏这段议论不仅已把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及其与现代世界革命潮流之关系，阐明得一清二楚了；而且他还预见到中国革命是先新民主主义，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的两步走。

在论及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目的时，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革命对象。他说：“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的阶级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它同时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的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在此处讲明我国革命的对象外，同时还表达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

尤其令人深表赞佩的是，年轻的邓中夏在1924年就明确批判了“左”倾急进派的种种论调，他尖锐地指出：有些“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工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唱的呱呱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原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目前而论，实在无实现那样高远而完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民主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出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一再遭受“左”倾思潮危害的史实从反面证明，邓中夏的上述见解具有多么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产业工人虽然人数很少，但邓中夏已借助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事例说明，最富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是能够承担革命主力军历史重任的伟大革命阶级，他引用史实证明：“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也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得特别重视中国工人运动不可。……据经验告诉我，使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的成功，在目前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

邓中夏从我国国情出发，绝没有忽视我国农民对革命成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主张以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出发点，论证了发展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占人口多数之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分出精神力做农民运动。”他进而做出精辟的断语：“中国的国民革命，必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方能成功。”邓中夏还从工人与农民的根本利益一致性阐明二者为天然同盟者的重要原理。他指出，农民受大地主的剥削与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二者所遭受的经济痛苦原无两样。还受官僚之无情蹂躏，帝国主义之肆意侵略，二者所遭受的政治苦难更是一致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假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可见，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赢得革命胜利的关键之一。

邓中夏进一步阐发了工农兵大联合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农民经济生活的痛苦，与工人完全一样，就是兵士也多是从农民中视野出来，其痛苦并不在工农的痛苦以下，所以工农兵是自然的同盟者，应联合一致向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进攻，以完成中国革命。”邓中夏对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之认识是十分透彻的。他在总结“五卅”运动失败教训时就断言：“上海‘五卅’运动未能得到如何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他本人在参与组织省港工人大罢工时，便注意同时开展农民运动，农民不仅节衣缩食从经济上支援了罢工，而且还同工人纠察队一起，组成封锁香港的千里防线，致使罢工能坚持下去，成为“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

邓中夏关于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策略问题，就是对当时国民党领导推行的国民党革命应持什么立场。他在给第二次劳大提出的议题纲要和据此作出的有关决议，对此问题作了较全面、恰当的解决。他认为，国民革命即民族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中国是唯一出路。在现代，旨在铲除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邓中夏分析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后作出简练的结论：“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会成功的。”

邓中夏详细说明了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目的，这实际同时阐述了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

邓中夏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要资本主义，必然仰仗帝国主义资本之协助，结果与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革命。所以领导权如果被资产阶级抓去，则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争得此领导。就是那个能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在如何实现革命领导权这一特大问题上，邓中夏还批评了党内那种排斥国民党过问罢工和不争取国民党革命政府支援的“左”倾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也提出了有见地的预测：“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儿，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综上可见，邓中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中国实际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比较全面、深刻的。经过我国人民革命和经济建设90余年的历史检验，从其主导方面来看，它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邓中夏作为我党领导工人运动初期的杰出领袖，在从事繁重、艰巨的斗争同时，不仅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上述的有益探索，而且他还写下了大量阐述工会理论和总结工运经验的论著，尤其是其中的《工会论》、《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和《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专著，具有宝贵、深远的开拓性意义。

首先，他在论述当时中国工人处境与工会维权任务时，曾一再坚定清醒的认为，在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下，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的，他指出：“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实在是有损害于劳动解放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二者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但劳动解放一定要在政治解放之后，概括地说，他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是，既重视经济斗争，又把政治斗争摆在首位：“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斗争，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斗争。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缘故，目前因被践踏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

再者，关于工会的创建原则、性质与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在20世纪初，我国革命职工运动处于初级阶段工会自身的组织建设具有莫大的奠基性作用。邓中夏在此过程中具有突出的两方面贡献。其一，是竭力主张以产业工会形式作好基层工会建设。他指明当时势力强大的海员工会的最大毛病，就是忽略了建立基本组织。他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必要性：你想一个几万人的团体，仅仅只上层有一个工会组织，而下层没有基本组织，这个工会不是“上不连天，下不在田”悬了空吗？比方军人，光有总司令部是不行的，必得有“连”有“排”有“棚”的基本组织。工会也是一样，上面固然要有总工会以总其成，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

那么，怎样才能建设好基层组织呢？邓中夏早在1922年5月就明确提出，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他不是主张一刀切；对那种确实不能采用这种组织原则的各种手工业工人，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为起点。他认为，产业组织是最新式的革命组织，其特点是依照生产机关不论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总是赚工钱吃饭的工人都组织在一起，主张阶级利益。他将两种组织形式作对比后，说明产业组合有三大优点：可以使工人集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可以致资本家于死命；可以消除工人之间的等级。其二是积极倡导建立统一的全国工会。邓中夏早在向第一次全国劳大提出的议案中，就表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即由个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他反复强调：“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他简洁说明，要解除工人的痛苦，要推翻敌人的特权，要造成我们世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只有团结，才能集中全部的力量，才能统一我们全体的战士，才能一致向敌人进攻而立于不败的地位。并且他还认为；我们的团结不能满足于某一产业机关的内部，而要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全世界的团结。在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大时，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不仅进行了各方面的联系、磋商工作，更重要的是为大会的议程和主要议题，提供较为妥善的建议。他明确表示：“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第二次全国劳大完成了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历史任务，邓中夏在其中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他极其欣慰地指出：“从此又有了总司令部的大本营（全国总工会）了，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这样的工人阶级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不是可以计日而待吗？”

邓中夏关于工会性质与作用的论断，为工会实现自身承担的历史任务提供了行动指针。他在《工会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是保障无产阶级利益，以至于图谋本身的完全解放的机关，所以工会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关于工会的性质，邓中夏更明确地指出：“它是无产阶级广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但他十分强调工会的阶级性；无论工会的组织形式有各种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性的，工会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他关于工会作用的论断是贯穿着辩证法思想。他指出：“本来工会的作用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它的作用是一样，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它的作用又是一样。”但他没有越俎代庖地对未来的工会作用规定种种束缚人们手脚的条条框框，而是脚踏实地阐明了当时工会面临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的工会，是工人作战的机关，是对付他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资本家的，所以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炮台，无产阶级有了这个炮台，可以用来打敌人。”他特别对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具体内容作了说明：“工会是为工人一切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应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金和罢工的基金、补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在邓中夏看来，工会完成上述任务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他甚至尖刻地强调：“假使工会失掉了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与对资本制度下攻击的重要意义，虽多有何用处。”

最后，他强调中国工人与工会运动的国际性。基于对我国民族革命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门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的清楚认识，邓中夏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讲中，竭力主张实现各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第二次全国劳大通过了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邓中夏在说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时指出：“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因此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非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大团结不可。赤色职工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组织，中国工会竭诚加入，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共同奋斗，完成世界革命。”

以上几点就是邓中夏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我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状况而阐述的工会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精髓，了解我国工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具有莫大的启迪意义，而且还给我们后继者提出了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工会工作任务的根本课题。

今天，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创新和再开拓的关键期，我重新谱写邓中夏的光辉一生、理论建树与践行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发扬邓中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坚定不移的工人阶级立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我国国情，探寻我国革命道路、规律与策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制定切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工会理论，以促进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不断求索、开创新局，奋勇前进！

本文参考和引文的书目：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版

《邓中夏的一生》：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姜平著

《邓中夏同志生平简介》：湖南宜章县纪念邓中夏同志百年诞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未刊稿），19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