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岩/口述 李运刚/整理

回忆我的父亲吴旭芝

吴承岩/口述 李运刚/整理

我的父亲吴旭芝，从1956年起就是开滦唐家庄矿的劳动模范，一直到1981年退休，劳模的称号从矿级逐步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他当年献身煤海的壮举，就像一道道闪烁的光环，不时耀我眼目。

三十年如一日

在我的脑海中，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从建国到退休期间所经历过的31个春节，除了矿井检修停产以外，都是在井下度过的。

1971年的春节，我和父亲碰巧都赶上轮休，当时我是开滦吕家坨矿的井下工人。大年三十这一天，我兴高采烈地从十几里外的矿上赶回家，把年货准备得齐齐整整。晚上，我们全家人吃完饺子，我说：“我们一家人很多年没在一起过春节，这次终于过上团圆年了。”

听了我的话，父亲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思忖良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两个社会两重天，两个时代两样的年啊！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哪里谈得上过年啊！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过年，你爷爷赊了几块豆腐，做了盆豆腐汤，我吃着高兴得不得了。你爷爷、奶奶瞅着我那高兴的劲儿，想起我连顿饱饭都没吃过，难过得哭了起来。”说到这里，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咱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过去啊！”

父亲向我追忆起往事：他出生在山东省东阿县一个贫农家庭里，从15岁起就给地主打短工、扛长活。两个伯伯先后背井离乡，逃荒到唐山，卖身下了煤窑。父亲20岁那年，在家乡活不下去了，也来到了开滦。可是，他逃出地主的“牢笼”，又进了资本家的“地狱”。他在井下，喝的是地沟水，吃的是橡子面，整天像牲口一样，在低矮阴暗的巷道里拉大筐、驮煤炭。他亲眼看见许多阶级弟兄惨死在井下，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他累死累活地干，还糊不上一家人几张嘴……

解放后，父亲才翻身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有着这样的感受，即使是过年，他哪里呆得住呢？他激动地对我说：“咱们要过个革命年，不能光想自己一家人团圆，要想着国家的建设，人民的需要！”

我流泪了，起身给父亲包好下井的干粮。大年初一凌晨3点多钟，父亲和往常一样，披着繁星去赶下井的头班车。我也冒着寒风，奔向30里外的吕家坨矿。父子俩在劳动中度过了又一个春节。

父亲曾经在日记本上写道：“党是我的妈，矿是我的家，要听党的话，管好我的家。”他怀着朴素而深厚的爱集体、爱矿山的感情，30年如一日，从来没有误过一次班，没有晚过一回点。下井采煤，他总是头班车的乘客，最早走上采煤工作面做准备工作；收工以后，他还要在工作面检查一遍，最后一个离开。寒暑交替，风雨无阻，他天天如此，始终如一，被矿上誉为“建设矿山的老愚公”。

吴旭芝（右二）与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左二）、郭启儒（左一）在一起交谈

压不弯的脊梁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有好一段时间手脚肿胀得像馒头一样，每天下班回家都显得很痛苦的样子，有一次吃饭过程中竟然将筷子滑落在地上。我和母亲问他，他总说不打紧。后来，我们从父亲同班的工友叔叔口中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时，唐家庄矿井下6道巷的一个采煤工作面发生地质变化，底板岩石松动拱起，涌出大量地下水，淹了400米运输道，9部价值10万多元的电溜子被水淹没。父亲找区领导请战，带着6名工友抢救电溜子。由于底板岩石鼓起，运输道出口差不多被堵严了。两米高的运输道，只剩下半尺上下的一道空档，地下水直往外涌。人根本进不去，父亲就穿上雨衣，带头跪在水里，刨石头，挖泄水沟，一步一步地前进。

冰凉的地下水，刺激着父亲在旧社会患下的关节炎，两条腿像针扎一样疼。但是，他从来不吭一声，每天上井在澡堂里烤烤太阳灯，夜里睡在热炕头上把腿暖一暖。一次，我在睡梦中惊醒，原来，父亲膝盖实在疼得厉害，母亲正帮他贴膏药，一边贴，母亲还唠叨着：“唉！天天下班从医院门口走过，咋就不进去看看哪！”母亲哪里晓得，由于父亲在掌子面上抢进度，等上井时医院早已下班了。

在抢救最后一部电溜子时，底板岩石不断地往上鼓，根本没法用平车运，用绳子也拽不出来，情急之下，父亲竟然爬在地上说：“来，拿一块溜槽放在我背上。”工友们都说：“一块溜槽80多斤重，地上坑坑洼洼，驮着爬怎么行？”父亲说：“时间来不及了，让我试试！”父亲驮上溜槽，说了声“中”，便双手扶地一步一步向前爬去。

有一副工人阶级的硬骨头，何愁困难不低头！父亲坚毅顽强的奋斗精神，深深教育着大家，鼓舞着大家。他干在前，工友们紧随其后，一镐一镐地刨，一步一步地爬，一块一块地驮，苦战两个多月，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识大体顾大局

父亲生前劳动中，时刻注意用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要求自己，把多割一刀煤，多打一棵柱，多挂一根梁，多扫一锹浮煤，作为自己劳动中的“座右铭”。这一点，在我珍藏着的1973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佐证：去年9月份最后一天，吴旭芝所在小组的工人，怀着用最好的成绩迎接国庆节的心情，超额完成了任务。当大伙高高兴兴，准备离开工作面的时候，吴旭芝想到东翼工作面的地质条件变化比较大，担心完不成任务。他和班长向电话机走去，电话里传来了值班区长的声音：“东翼的电溜子出了故障，完成任务很吃紧。”他们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陆续上井的工人。吴旭芝说：“东翼的任务完不成，这个月全区就要亏产。我们不能有‘本班主义’，要发扬‘龙江’风格，支援他们去。”东翼工作面堆在电溜子旁边的浮煤，足足够干半个班。吴旭芝他们一赶到，二话没说，抄起铁锹就攉煤。东翼的班长激动地对全班工人说：“吴师傅这么大年纪，还来支援咱们，今天的任务一定要拿下来！”顿时，工作面上沸腾起来，大家一条心，一股劲，比着干，抢着干，实现了班产指标，全采煤区也胜利完成了9月份生产任务。

为了全局的利益，父亲总是这样不计时间，不顾个人。母亲也常常将当年工友们讲述的故事说给我听：1966年底的一天，父亲下班时发现工作面上半部没有割过煤的地方，有30多米长的煤层和顶板很松软，可能发生冒顶事故。父亲想，下一班是准备班，人手少，技术力量较弱，应当帮助他们，就主动留了下来。下一班的工人见他还没有走，都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边说不累边开动了割煤机，刚割了9米远，煤帮和顶板就急剧冒落。紧要关头，父亲手疾眼快，抱起一根两米多长的木头冲了上去，站在冒顶最严重的地方，架起木垛来。其他工人也跟着冲上去，展开了抢险战斗。木垛架好了，险情排除了，父亲又开动割煤机继续前进。这一天，他在井下奋战了15个小时，闯过危险地段，胜利完成任务后才上井。

父亲不仅心中装着矿山，也随时注意为社会尽力。

1964年秋天，父亲从郊外砍了许多柳条，回家后编了两个粪筐，待我放学回家，就带我去路上捡粪。那时的运输车辆以骡马驴车居多，父亲用铁锹，我用小煤铲，每天都捡回满满两筐粪，送到北大街生产队，帮他们义务积肥，支援农业生产。那时，国家刚刚走出暂时经济困难的低谷，吃粮仍很紧张，父亲每顿从一个小窝头上取下一小块为我“加餐”。母亲见父亲下一班井，吃不饱，不顾休息，天天带我去拣粪，常说：“歇一天吧！明儿再去拣。”父亲总是不声不响，一如既往地背起粪筐带我上路。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我们的农业生产上不去，父亲着急啊！

1965年，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在各地医院盛行，父亲懂一些中草药的药理，发现唐家庄北山野生着许多柴胡草，就鼓励我和小伙伴们去义务采割，然后送到唐家庄矿医院中医室。

总是想着别人

1974年，我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来到海军38341部队服役，驻守在海南岛三亚海岸炮兵基地。次年，我们相邻的部队参加了西沙海战。父亲在家得知消息后，用积攒了4个月的井下保健糖票买了4斤白糖，邮寄到西沙群岛守岛部队，以示慰问。当时，守岛部队政治部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至今还拍打着我的耳鼓：“一个老矿工、老劳模，身处艰苦的劳动环境中，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保健糖，千里迢迢寄到守岛部队，慰问参战指战员，这就是人民给我们的动力。”是啊！父亲在利益上，总是想不到自己，想不到家里人，只想着集体。

1984年，唐家庄矿盖起了平安楼，装有暖气，在当时来讲，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矿领导考虑父亲年纪大了，又有肺心病，就为父亲安排了“2＋1”，两间给父母住，一间给我们夫妻和孩子。可父亲认为许多矿工都很缺房，执意留我在原处居住。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10对自制的石质健身球。它们虽然没有旅游市场出售的同类产品外观那么光洁，却也磨得光光的，两球大小还算匀称。这些都是父亲生前手工磨制的。1981年，父亲离开了他为之辛勤劳作40多年的矿山，退休在家。开始，他买了许多关于打太极拳的书籍，还有《河北省中草药秘方汇编》等，茶余饭后为老伙伴们开展健身服务。后来，在一次去北山晨练中，发现那里石质较软，石头花纹精美，很适合磨制健身球，磨制好了可以分送给老伙伴们做锻炼用。他就天天去采石，回家后先用小锤将石块砸成直径约80毫米的圆形轮廓，然后用板锉细加工。本来父亲干了一生粗体力活儿，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这一磨石，两手掌裂纹密布，手心面皮肤就如同砂纸一样。这还不算，从北山到我家四五里路远，石头这东西又太重，父亲当时肺心病已较重，骑不了自行车，来回都是步行。父亲在山上把石头捡出来，一块块码好，待我下班后，将石头推回家。就这样，父亲先后送给老工友100多对自制健身球，还在开会期间送给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侯占友一对儿。记得1984年，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开滦到家中看望父亲时，手里转着父亲磨制的健身球，幽默风趣地说：“老吴上班时同煤打了几十年交道，退休后又玩儿起了石头，干得越来越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