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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再生产困境的出路

2016-02-27杜娟

学术交流 2016年7期
关键词:中东欧乌克兰戏剧



摆脱再生产困境的出路

胡昕雯在《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卢卡奇在重新考察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问题和反思他早期的物化理论基础上,尝试通过分析个性与合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目的合理性角度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再生产困境的方案。卢卡奇认为,要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引起的现实困境,应从根本上解决现阶段人的个性与社会合类性的矛盾。在他看来,人拥有作为个体存在和作为类成员存在的双重身份,这表现为人一方面坚持自主选择,以实践行为实现个人目的,拥有纯粹自为的个性;另一方面,人作为类成员,其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存在的要求,受社会合类性的制约。因此,他提出要从个性与合类性的交互发展过程中找到克服人在类存在中的“无声性”和摆脱日常生活中个人异化的方法。克服社会存在再生产所带来的“无声的合类性”,人不仅要自主地进行实践选择,而且要以类成员的身份自由地表达观点,主动参与关于社会管理等相关的政治活动,成为社会存在的真正参与者和管理者,重新恢复个人的目的性价值,在政治交往活动中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个性,扬弃无声合类性的异化,将个人从对物的过度消费追求中解放出来,重建生活世界,塑造完整的、自为存在的纯粹个性。为了实现人的个性完善,卢卡奇从伦理领域提出了控制自我的方法。在他看来,以劳动为基础的伦理学不仅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功能,还具有调节社会各职能之间关系的实践作用。同时,用自为的纯粹个性克服无声合类性的压制,推动人从自在状态发展到自为状态,实现个性与合类性的统一,彻底扬弃掉社会存在中的种种困境,克服社会存在中无声性的弊端。这种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变化也会促使社会存在再生产在价值维度的目的性要素逐步恢复,保证整个社会存在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杜娟摘)

作为启蒙现代性后果的虚无主义

杨洋在《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尽管不同的学者注意到俄罗斯虚无主义中强调启蒙和理性的特征,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受到的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上帝的否定和对人类意志的神化的思想的影响,其思考方式仍然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式的,因此,虚无主义只有在启蒙现代性及其神学内涵的语境中才可以被理解。启蒙现代性并非要消灭宗教,而是试图支持和发展一种关于宗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新看法,它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宗教的敌视,而是为了维持某些宗教观念,并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神学的回答。因此,有些现象虽然看起来像是基督教世界观世俗化了的要素,但其实只是对现在空出来的基督教位置的“重新占据”,即试图以现代方式回答过时的基督教问题。神学的议题和事务一直与启蒙现代性关联在一起。不是尼采所宣称的久已存在的神死了,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隐匿的神的永远退隐,而是神的属性逐渐转移到了人、自然界、社会力量和历史之上,只有把人或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神,才能解决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虚无主义的发展史即是人类意志逐渐强化的历史,是启蒙现代性过程中将人视为神所导致的后果的历史:人取代了神所占据的位置,人成了自然的统治者,人的意志被认为无往而不利。若从人类意志不断强化的角度来看,虚无主义始于近代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体二分哲学,而后经由费希特将笛卡尔和康德哲学激进化而得出的“绝对自我”观念,再到浪漫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对人意志和绝对自由的强调,最后在19 世纪以俄罗斯虚无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孙琦摘)

南斯拉夫实践派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思想

许静波在《理论探讨》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南斯拉夫实践派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际出发批判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漫画式理解,从而阐发了“回到马克思”的必要性,论证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进而深刻地揭示了人道主义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具有“连续性”的基础上,实践派指出了两点:一是批判精神。马克思著作中体现出要对“现存的一切”和“现存事物”进行批判。因而,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激进的、批判的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正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试金石”, 它的最终指向就是社会政治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实践派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绎为一种具体的社会批判理论。二是人道主义的视野。实践派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僵化和教条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一致性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一种深刻而又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某种形式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着,同样需要按照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批判加以变革。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看来,社会的实际生活推进到了一种新的非人的状态,其中,人对人的非人性成了法则。但是,斯大林主义的专政必将被取代,社会主义作为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正在生成,并以复兴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形态表现出来。这才是马克思的真正教诲, 是人道主义理论的复兴。

(杜娟摘)

大数据分析对认知方式的重构

段虹、徐苗苗在《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大数据分析并非一个仅作为专业性术语而存在的背景性概念,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维克托·迈尔认为与传统数据集和数据处理技术不同的是,大数据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大过一般计算机系统在处理数据时所能使用的内存量,而且在处理大量信息的过程中新的技术被催生,传统意义上结构化和层次化的数据库表格不再被需要,数据结构更加分散。同时,大数据含有巨大的隐藏信息,其带来的价值将会逐渐成为驱动社会资本增长的动因。“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包括:庞大的信息量;大数据集的数据量有着极快的增长速率,这为数据分析提供了庞大的原始素材;大数据在信息的资源搜集和表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多样性;蕴含巨大的价值,包括经济效益、社会资本、文化成本的全面增值。这些特征决定了大数据分析不再是一种网络技术或统计学方法,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塑造了现代认知模式,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样本=总体”,大数据分析选取的是全部样本,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认识过程中的最小化误差,因为大数据分析注重的是经验而不是体验,并且实现了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从强调人对物的一种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关系的强调两方面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淡化精确性,在相关关系中,虽然每一次分析都淡化精确性,但就整体效用而言,它比小数据时代更加准确地预测了事物的走向。基于这样的认知方式,大数据分析不再追求以因果关系为中心的“客观事实”,而是将“相关关系”所链接的“主观事实”建构为认知对象,“社群意识”则成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

(杜娟摘)

乌克兰宪法的变革趋势

杨友孙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撰文指出,2014年在乌克兰再次发生政治危机之际,乌克兰议会宣布1996年宪法失效,重新恢复2004年宪法的效力。乌克兰每次宪法的转变,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在和平条件下由不同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协商的结果,这使每次宪法变更都遭到广泛质疑。虽然重新确立2004年宪法,是乌克兰政治变革中的重要进展,而且比起1996年宪法,2004年宪法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赋予了人民更多民主权;削弱总统权力,降低了“总统独裁”的可能性;对总统、议会、总理(及内阁)之间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实现三者的权力制衡。但该宪法并未给乌克兰带来民主与稳定,同样存在着重大问题,在该宪法框架下,乌克兰总统权力仍然过大,并缺乏制衡,如何进一步修改该宪法,成为乌克兰政治,乃至整个国际政治舞台的重大问题。宪法改革虽然存在着众多问题,但各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东部省份可以获得多大的自治权”和“总统总理如何分权”。从目前局势发展来看,乌克兰宪法改革最急迫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即国家结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要首先结束当前乌克兰的冲突状态,而乌克兰国内的冲突暂时没有结束的迹象。乌克兰希望先“结束冲突”,再实现宪法变革,或者将两者脱钩;俄罗斯、乌克兰东部省份则强调先进行“宪法变革”,再结束冲突;而欧盟则越来越倾向于尽早结束冲突,而不论其代价。这使乌克兰陷入了更孤立的境地,但乌克兰无法接受在失去克里米亚之后再失去东部省份,因此难以接受东部省份“高度自治”,从而使国家出现“联邦化”倾向或分裂危机。国家结构问题的争执不下使第二个问题,即政体改革问题也遭到搁浅,预期于2015年年底完成的乌克兰宪法变革可能会在短期内再次“难产”,但从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宪法变革的焦点仍然是政体问题而非国家结构问题。

(王巍摘)

俄罗斯国家定位和发展前景之争

盛世良在《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有关本国定位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几年前争论的是“重返欧洲”还是“前进亚洲”,是融入西方,还是“东顾西盼”。最近争论的焦点是:俄罗斯是同中国结伴,还是自成一极。俄罗斯总统一体化问题顾问格拉济耶夫提倡“三极世界”,中美各为一极,俄罗斯引领印度、巴西、越南、伊朗、土耳其等国构成第三极。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主张俄中结成“东方伙伴”。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认为,当前正在形成三个全球性经济政治集团:以美国为中心的集团、正在摆脱美国霸权的拉美集团与“大欧亚”集团,中俄发表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声明,可以看作这一集团的成立宣言。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认为俄中应成为“协约国”,形成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以大国协商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费年科认为1943年确立的雅尔塔-波茨坦体制迄今未大变,与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相比,俄罗斯的地位明显削弱,但是,俄美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维持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同美国的导弹核均势,在科技实力上跟美国能有一拼的只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暂时不具备这种实力。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学术委员马拉申科认为俄罗斯只有一种政治前景——带极权因素的威权主义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速扩大。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可谓各有看法,但唯有一点“英雄所见略同”,即俄罗斯难以融入西方,不会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

(巨慧慧摘)

乌克兰政治发展现状的成因

赵会荣在《俄罗斯学刊》第32期撰文指出,“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政治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政治制度回归议会总统制,政治力量西升东落,政治极化,政治寡头化,内政同质化、外交亲西抗俄,政治的独立性减弱、对外依附性增强。乌克兰政治发展现状的成因有很多,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乌克兰尚处于探索政治发展模式的阶段,政治制度尚未成熟,难免出现政体的反复。第二,乌克兰政党制度发育迟缓,尽管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仍很脆弱。第三,政治精英无力建立高效的威权政治体系,责任意识较弱,缺乏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热衷现实利益,彼此不够团结,导致政治发展始终走不出激烈斗争的漩涡。第四,由于历史、语言、经济等原因,乌克兰的政治文化存在地区差异,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地区亚文化,这导致乌克兰的政治发展比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更具复杂性。第五,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独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复杂,乌克兰不再享受俄罗斯提供的优惠能源价格,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工业发展困难。此外,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很多乌克兰企业瘫痪,国家很快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后续经济改革的低效又影响到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政治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21世纪后,随着私有化资源的不断减少,寡头相互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增加了政局的不稳定性,而政局不稳反过来伤害到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第六,外部力量对于乌克兰政治的介入增加了乌克兰政治发展的复杂性。

(巨慧慧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政策建议

姚铃在《国际贸易》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首先要积极扩大贸易规模,进一步挖掘中东欧国家相关产品对华出口潜力:一是加快将海关质检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覆盖到全部中东欧16 国,尤其是作为中东欧传统农业产区的东南欧巴尔干半岛8个国家;二是协助中东欧国家,将其农产品、食品等优质产品作为统一地理标识,开展市场推广活动,进一步提高这些商品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消费认可度;三是推动增加双方可贸易商品的种类,通过举办中东欧资本密集型产品专场推荐展活动,推动相关产品贸易;四是推动中国企业扩大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带动中东欧优势商品返销中国。其次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结合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特点,中国可围绕国际产能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发挥双方互补优势,在传统优势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优势产业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大力推动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引导中国传统优势行业的企业前往中东欧地区布局;以欧洲当前在中东欧地区推进包括公路、铁路以及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以及中东欧多国正在进行的能源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装备制造业领域合作。再次要加强物流通道建设。未来,围绕物流通道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在中东欧国家进行集装箱枢纽建设、货物场站建设、寻找市场化的长期合作伙伴、完善电子通关与海关转运货物的便捷性等。最后要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实现中国与中东欧16 国之间投资协定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全覆盖,为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可作为先行先试措施,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双方商务人员交往和扩大相互投资领域,率先提供签证、工作许可等方面的便利;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关标准、人员资质、设备标准认证的互认问题上取得进展;鼓励更多中东欧国家海关加入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第三阶段工作。

(孙琦摘)

中东欧地区经济状况

赵丽华在《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撰文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欧13国经济2015年首次全部实现正增长,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但地区经济增长仍不均衡,“双速”格局态势依旧。中欧国家经济增长强劲,201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3.4%,远高于欧盟和欧元区1.9%和1.6%的平均水平。这些国家经济强劲复苏主要得益于合理使用欧盟援助资金;工农业生产增幅明显,建筑业表现超出预期;出口和内需双重拉动经济增长。东南欧国家经济温和复苏,201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2%,出口贸易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东南欧国家仍具重要意义。随着欧盟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的稳步回升,地区国家出口均得以提振,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地区各国政府均将改善整体商业和投资环境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方向,以期达到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作为外向型中小经济体,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各国对欧盟资金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依然是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高负债、高赤字、高失业、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短期难以革除。地区国家欲稳固和加强复苏势头,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仍需进一步推进着眼于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采取更加合理的公共财政政策,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地均衡拉动经济增长。

(巨慧慧摘)

中捷经贸合作政策建议

苑生龙在《中国经贸导刊 》2016年第15期撰文指出,近年来,中捷高层往来密切,经贸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丰富多彩,两国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新阶段。当前及未来时期,两国应重点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形成的良好合作机遇,进一步挖掘双边贸易投资潜力,共同探讨工业转型升级方式与路径,增进中国与捷克以及与中东欧的区域合作:一是密切及深化中捷关系,推进两国政策协调,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区域合作。应在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展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增加政治互信,促进高层互访,实现政策协调,与此同时,应积极完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16+1”合作机制,加深与东欧国家的联系合作。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捷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贸易上,一方面,可增加对捷克高技术机电设备、精密仪器及木材橡胶等优质产品的进口,进一步优化两国贸易结构,努力实现贸易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可利用当前捷克经济持续转暖、国内需求旺盛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增加我国高科技装备制造业、机电、运输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轻纺工业品等传统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双边投资方面,在积极引进捷克企业来华投资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赴捷克开展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具有逆向技术外溢潜力的重点工业企业、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三是继续加强中捷工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开展对捷克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成功经验的研究工作,加强与当地官方及成功企业合作交流,探讨成功模式与案例,组织相关机构赴捷调研,探索捷克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合作交流模式,积极利用与实践捷方经验,努力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发展。四是积极推进中捷文化合作交流及民间往来。继续发展中捷旅游及文化领域合作,在更高起点上不断开拓中捷教育文化双边交流与合作的新局面,针对中国面向捷克的旅游、教育、探亲访问等交流活动的持续增加,建议捷方考虑简化对中国公民的签证程序,促进双边人员流动和民间往来。

(王巍摘)

匈牙利结构性货币政策启示

张炎涛在《南方金融》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后,匈牙利经济增长放缓,经济金融的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为了促进经济恢复,匈牙利央行推出了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促增长融资计划,计划要点是:运用零利率政策向特定金融机构提供抵押再融资贷款,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将中小微企业外币贷款转换为本币贷款,以保持外汇储备规模和汇率稳定;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外汇掉期操作、增加本币融资,以减少外债总额和短期央行票据余额。总结匈牙利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第一,金融机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需要有效的竞争机制,才能使其效果最大化,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良好的竞争机制,提高政策覆盖面和有效性,匈牙利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后阶段均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参与主体的范围,其在第二轮促增长融资计划中将融资租赁公司等涵盖其中,对此,我国“定向降准”的存款性金融机构范围还可进一步扩大。第二,加强政策沟通,提高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有助于减少政策误读甚至曲解,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匈牙利中央银行每月通过专栏定期公布促增长融资计划的申领额度、行业投向等政策资金使用情况等,而我国中央银行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信息披露有所不足,政策信息发布相对滞后,政策操作透明度不高,市场对中央银行政策意图猜测较多,容易造成政策误读甚至曲解,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需要激励相容机制,而且要建立和完善惩罚退出机制。从匈牙利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经验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均包括一定的惩罚和退出措施,而反观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鲜有提及惩罚和退出措施,一方面,可能挫伤银行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使得政策实施中有所缩水,另一方面,由于对银行“将来作为”缺乏考核机制,使得政策释放资金投向在一定程度上失控,削弱政策实施效果。

(王巍摘)

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

傅其林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撰文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密切联系,但又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类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阐释、戏剧作品的历史性批评三个方面。从人类学戏剧批评建构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与创造,哲学人类学内在于其中并渗透到戏剧样式的分析之中,形成了人类学戏剧思想,这是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表现;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的批判性阐释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关系密切,尤其受到卢卡奇等人的戏剧批评的影响,但也对之加以批判性阐释,在批判性阐释中透射出独特的戏剧批评;从对戏剧作品的历史性批评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加以批判性阐发,而且从历史性维度切入戏剧作品之中,提供了经典的戏剧作品的不同意义维度,尤其注重从哲学视野来阐发戏剧作品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义,所以即使涉及普通意义的悲剧作品,也是卢卡奇或者本雅明意义的非悲剧的戏剧作品。综上所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既有以人的此在价值诉求为基础的戏剧人类学建构,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的反思与批判,更有从戏剧文本角度对经典戏剧的历史性剖析,融合了戏剧性与历史性、政治性与伦理道德性,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对非悲剧的戏剧的关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戏剧理论中有独特的意义,其对剧场性的关注既切合戏剧样式的特性与当代性,又更新了传统的戏剧批评,这些戏剧批评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戏剧批评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孙琦摘)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选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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