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宝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民国时期“僧人小说”的主题叙事

贾国宝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僧人小说”肇端于1912年，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的发表作为其标志。在民国时期，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苏曼殊的“诗僧小说”和五四后的“学僧小说”。在主题叙事上，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为“诱惑”和“冲突”两大模式，前者明显基于佛化宣传的考量，而后者则指向佛教或僧人现实困境的描述，分别从社会环境、僧界内部、个人自身三个层面上深入阐释，具体表现为僧俗冲突、新旧冲突和情佛冲突。尤其表现新旧冲突的小说，其感伤的色彩格外浓烈，是僧人作家对佛教命运、自身前途关切忧虑的真实表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自传色彩。这一时期的僧人小说，尤其是学僧小说，在主题叙事上呈现出思维模式的简单化与人物塑造的“脸谱化”等缺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佛学为体，文学为用”文学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僧人小说；苏曼殊；学僧；诱惑；冲突

“僧人小说”*“僧人小说”在这里是指佛教徒僧尼创作的小说，这是从创作主体的身份属性来命名的。所谓“诗僧小说”“学僧小说”等概念都是如此。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肇端于1912年，以苏曼殊*关于苏曼殊的僧人身份，由于他时而“袈裟”时而“燕尾服”，过着“亦僧亦俗”的生活，故而其僧人身份时常被质疑或忽视。但苏曼殊对自身的僧人身份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如不婚不宦的坚守，对乡人谣传“还俗”的驳斥，“僧衣葬我”的遗言。此外，这一身份得到他生前好友章太炎、柳亚子等普遍认同。故而，笔者认为苏曼殊尽管僧人本色极其淡薄，但僧人身份不能被否认。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发表为标志。较之僧诗，“僧人小说”的出现相当晚近，这不能不说是诗僧独尊诗歌这一文学观念“后遗症”的显现。在清末民初小说兴盛的巨大影响下，诗僧苏曼殊率先突破这一文学观念的藩篱，大胆闯入小说的园地，先后创作《孤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等小说，由此赢得了双重的文学身份，即“诗僧 ”与“小说家”兼具，尤其后者的赢取，对于作家的声名远扬，更是“锦上添花”。苏曼殊的小说，不妨称之为“诗僧小说 ”，它不仅为“僧人小说”的滥觞，而且其艺术审美的现代意蕴也为后来的僧人小说所无法企及，故而苏曼殊被誉为“中国僧人小说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在当时的僧界，他无疑是“孤独的舞者”，随着他1918年5月病逝，“僧人小说”的园地又变得寂无一人。

此后，光顾“僧人小说”园地的主要是学僧*学僧作为新的佛门阶层，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具有佛学院或类似组织出身的青年僧。他们是现代僧教育的产物，大多尊崇佛教革新运动倡导者太虚为精神领袖，以救教救僧为己任。。五四后，随着佛教革新运动的兴起与佛学院的大力兴办，一批青年学僧开始涌现。据统计，整个民国时期有佛学院70多所，共培养了数千僧人。[1]面对五四以来现代白话小说的盛行与近现代佛教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的双重刺激，他们不仅将小说视作化俗导众的“利器”，更为重要的是，还用来表现他们对佛教命运、自身困境的现实关切与忧虑，于是“学僧小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较之苏曼殊的“诗僧小说”，这类小说的艺术审美显得相当稚嫩，作品数量也极其稀少，且一律为短篇。其中较有艺术特色的，有《孤峰零雁记》(明性)、《歧路》(白云)、《黑暗中的泪痕》(照真)和《雪痕》(文涛)等四篇。[2]

由此，民国时期“僧人小说”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苏曼殊的“诗僧小说”与五四后的“学僧小说”。对于前者，关注的热度长期高而持久，而后者则显得相当廖落。本文尝试以“学僧小说”为重点，适当兼顾苏曼殊小说，以主题叙事为特定视角，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诱惑”叙事与“佛化小说”

诚如前面所言，整个民国时期，“僧人小说”的创作并不兴旺，即便将苏曼殊的“诗僧小说”与五四后的“学僧小说”加在一起，作品也仅仅40多篇。对于这些小说，从创作主旨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佛化小说”和“非佛化小说”。

倘若翻阅民国佛教期刊，“佛化”二字频频出现，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近现代佛教思潮兴起的化导人心的初衷。所谓“佛化小说”，主要指僧人作家采用小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弘扬佛教的某种思想观念，以达到佛化世俗的考量。这类作品大多取材于佛教典籍，根据佛教典籍中的某一故事敷演而成。如《须大拿太子》(六融)讲述主人公须大拿太子因喜好“布施”最终获得圆满的故事。《牟尼宝》(一厂)是一部“寓意侦探”的小说，本为佛祖的释迦牟尼在作品中化身为具有超人智慧的神探，迅速将盗窃案侦破，帮助失主寻回宝物“牟尼宝”。此外，《马王》(通一)、《黄赤仙人》(竺摩)、《琴声》(妙音)、《示疾》(大云)等，也都属于此类题材。较特别的，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或讲述僧人对世俗的道德感化，如《破衲》(志西)写青年学生为缝补“破衲”的僧人的淡定言行所折服，《他的新认识》(圣缘)表现社会青年对于和尚的新见解的赞赏；或叙写社会青年的挫折，如《一个青年的忏悔》和《歧路》(白云)，前篇讲“忏悔”，后篇写“迷失”。这些“佛化小说”，蕴含浓郁的佛教意蕴，相当契合僧人作家的身份认同与佛化考量。

基于佛化的艺术考量，有些“佛化小说”设置了“诱惑”的主题叙事。在成佛的过程中，僧人难免要遭遇形形色色的世俗“诱惑”，对于它，是放任沉沦还是坚决抵制？学僧作家不约而同地倾向后者。《沉沦》(梵波)讲述学僧道慧因自我放纵而违反戒律，将自身健康弄坏的同时，也被世俗无情地抛弃，因而在悔恨中投河自杀。《受戒的人》(智严)写小沙弥面对居士家女儿的引诱，为了不让少女蒙羞和自己破戒，果敢地选择了自杀。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僧青年，都是自杀而死，但面对“诱惑”的态度却表现得迥然不同：前者因不能抵御而破戒“沉沦”，后者不惜以身殒命而坚持守戒。

在僧人作家看来，“诱惑”具有致命的危险性，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吞噬，对它保持警惕或给予抵制，则是成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意志考验的“试金石”，倘若不能抗拒，则沉沦苦海，相反则能拯救得生。《马王》(通一)与《歧路》(白云)，对于“诱惑”都强调抵制的重要性。前篇讲述一群商人起初被衣着华美、容貌漂亮、愿意供养他们的罗刹国的女人们所迷惑，不久发现他们将面临惨死的真相后，幡然悔悟，于是决心逃离，所以当“马王”前来拯救时，他们毅然跨上神马，逃出温柔的“陷阱”，避免了被吃的厄运。小说为商人们的命运设置了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和人生命运：一边是“罗刹国女人”，代表“诱惑”，另一边是“马王”，象征慈悲法力。商人们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从而获得了人生的拯救。而后篇讲述一个社会青年进城遭遇挫折的故事。主人公迈华起初满怀期待进城寻求谋生之路，可是居住环境的拥挤不堪、旧朋故友的冷淡，这种期望很快破灭了，于是他决定离城返乡。小说的结尾较为详尽地描述主人公的悔恨心情：他一方面沉浸在乡下母亲的温暖话语的追忆中，一方面走在都市繁花的十字路口表现出深深的警醒，“这时红绿的霓虹灯，还在发出诱人的狂焰；流水般的汽车，还在疯狂地飞驰；荡人心魄的爵士音乐，依旧悠扬地飘进了人们的心耳；如梦的人们，还在纸醉金迷中消沉。”[3]90卷，493字里行间充斥着对都市文明的厌恶和批判，昭示世人应摆脱都市的蛊惑。都市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往往也被赋予罪恶的渊薮、人性的腐蚀剂等否定性的内涵。在批判都市文明这一点上，僧人作家白云与大多数现代作家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白云则是站在宗教立场上，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强调世人应皈依宗教。

二、“冲突”叙事与“非佛化小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僧人小说”除“佛化小说”外，还有一些“非佛化小说”。这类小说有的展现佛教的生存困境，有的抒发青年僧人的人生苦闷。如《假和尚与假警察》(静贤)写中年男子假冒和尚乞讨被戳穿的故事。《姓王的》(悦西)着重塑造德行高洁的居士形象。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我”对王居士的情感变化：起初很敬佩，不久发现他夜晚逛妓院而变得冷淡，后得知他去妓院宣讲佛法的真相后而冰释嫌隙。《我的师兄》(德)以小学僧的口吻写勤俭朴素的师兄不遗余力地供养自己上学。《悟禅》(自强)讲述深受乡村民众夸赞的悟禅和尚，因寺庙被乡绅霸占而被迫出走。此外，《疯子和尚》(西西)、《黑暗中的泪痕》(照真)、《雪痕》(文涛)等都属于“非佛化小说”的范畴。这类小说，显示出僧人作家关切佛教困境、自身命运的思考，写实的笔法相当明显，也最能代表民国时期“学僧小说”的艺术成就。

综观这类小说，在主题上普遍呈现出“冲突”叙事，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僧俗冲突。近代以来的佛教危机，首先来源于世俗力量的严重挤压，如清末以来持续不断的“庙产兴学”等，冲击，使得佛教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疯子和尚》(西西)写一群僧人到社会宣扬“护生”，却招致世俗社会的辱骂而感到愤怒。对于僧人们而言，即便退居深山寺院，也不能保证他们生活的清静，因为时常有俗界力量的侵扰。《在自修室里》(蠖子)讲述“侵扰”的故事。三个青年学僧在自修室里学习，不料两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他们是军官与穿西装的男子。对于他们无端指责僧人“消极，厌世，悲观，不爱国”的言行，作者运用漫画化的笔法给予辛辣的嘲讽：军官手持竹鞭，佩戴金光闪闪的手表，简单勾勒出一个趾高气扬和为富不仁的军官形象；西装男子脸面粉白，用手绢擦汗，以讽刺其女性化特征。在学僧作家看来，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世俗力量不仅扮演“闯入者”，甚至还充当“被侮辱被损害”的“制造者”。《夜》(先痴)写一个年轻的和尚月夜在山上漫步，碰到一群喝酒吃肉、奏曲唱歌的社会青年后，被迫无奈唱首赞偈，却因不合社会青年的口味招致暴打而摔下悬崖。虽然“摔死”只是一场梦境，却具有强烈的现实内涵，折射出当时僧俗彼此的扞格不入与对立，表现出僧人作家对世俗的潜在恐惧与抵触。

二是新旧冲突，发生在僧界内部。面对佛教的生存危机，僧界内部分裂成两股力量，一股是激进改革的新生力量，另一股是顽固保持的旧派势力，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势必产生巨大碰撞和强烈冲突。学僧作家往往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需求，对于佛教的自身衰败与内部的新旧冲突具有清醒的意识，并不一味地回避或粉饰，而是给予大胆的揭示。《可怜虫》(襟亚)讲述小沙弥不小心将老和尚的烟枪摔坏，遭致毒打而昏绝。小说通过将小沙弥的悲惨遭遇与老和尚的奢靡狠毒进行对比，旨在唤醒僧青年要抗争，以摆脱“可怜虫”的惨淡人生。其实，有些僧青年因自身命运的悲惨而开始觉醒，但一时还找不到前方的出路，而陷入孤苦无告的怅惘哀叹中。女尼净心便是这一类僧青年的典型。她是《黑暗中的泪痕》(照真)的主人公，她十三四岁，衣着破旧，身形消瘦。大清早，在师父的谩骂声中开始了诵经，因胆小怕黑被佛殿的黑黝阴森而吓得呜咽泪流，以至于敲鱼诵经乱了方寸，遭致师父狠毒的鞭打。她在山上捡柴时，开始了近乎本能的控诉，认为自己不是“猪猡”、“廉价的牛”，应该享有人应得的权利。比较特别的是，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在向母亲哀求将她带离的时候，突然瞥见了师父的狰狞脸孔，吓得魂飞魄散，而猛然惊醒。这一幕虽然是梦境，却是年轻主人公恐惧心理的外化，是她人生不幸和心灵痛苦的真实写照。对于如何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净心只是寄希望于“太阳”这样的救世主，渴慕它前来拯救自己，给自己带来光明幸福的人生，否则人生的痛苦将永无尽头。然而，有些僧青年则不再一味等待“太阳”这样救世主的眷顾，而是主动地追求新的人生。到佛学院求学，实现弘法利生，普遍被他们视为人生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孤峰零雁记》(明性)是文言短篇小说，讲述主人公“生”出家为僧后跟随师父忙于经忏赴会，一次因劳累睡在师父的沙发上，却遭致师父的呵斥而幡然悔悟，决心进武苑参学。“武汉栖身人意和，衡阳回首我心悲”[3]70卷，401的诗句，表现出作家对现今“人意和”的学僧生活的欣赏，对过去经忏赴会生活的扬弃。然而，对于年轻的僧人来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去佛学院求学并不容易，因为往往会招致守旧的老僧们的强烈反对或阻挠，要想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坚定的决心与不懈的坚持是他们所必不可少的，必要时还得需要针锋相对的抗争。《雪痕》(文涛)讲述一个僧青年奋斗的故事。主人公雪尘在戒兄的启蒙下，开始对多年来只为师父挣钱、服侍师父的生活滋生不满，激发出外出学佛的念想。起初，他还胆怯犹豫，可是师父的刻薄寡恩，让他变得不再彷徨，勇敢地坚定地外出参学，即便师父拉拢、威吓，也不为所动。小说的结尾颇有象征意味：“第二天早晨，不见了雪尘。只见后门外的白雪上留着几个脚痕。”[3]106卷，464雪地上的“脚痕”，预示着主人公为争取新的人生义无反顾地出走，具有奋斗、抗争的价值指向。对于外出参学的弟子，保守的老僧还只是责骂或毒打，可是对于激进的新僧，他们极端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殉教者》(燕平)写素禅和尚热心办僧教育，却遭到一帮老和尚的嫉恨，先被诬陷，继而被处决。可以说，五四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僧教育被视为衡量僧界新旧势力的重要尺度。老僧一般墨守成规，不热衷僧教育；而新僧则是佛教的改革派，是僧教育的受益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学僧作家作为新僧势力的代表，充分意识到到佛学院求学，是他们实现人生解放和佛教革新的重要内容，故而对于这一冲突给予热切的关注和浓墨重彩的书写。

三是情与佛的冲突，这集中表现在苏曼殊的小说上。作为僧人，苏曼殊不是“佳人情结”的始作俑者，却是其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大多是爱情文学，诗歌一半为爱情诗，小说似乎都与爱情有关。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对自身的“佳人情结”有着清醒的现实认知和强烈的悲剧意识，故而在作品中呈现出“佳人情结”的悲剧性命运，而这一结局恰是情与佛冲突的必然结果。

苏曼殊的小说通常采取一男二女的叙事模式，这个男子多为和尚(包括最后出家为僧)，在他周围设置了两种文化类型的女性形象，更加剧了主人公内心的苦恼和情感冲突，最终以“佛命难违”而加以拒绝或逃避。两类女性形象除扮演“诱惑”的角色外，更被赋予两种文化类型的价值符号，使得苏曼殊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诚如学者的分析：“苏曼殊的小说常常出现三角恋爱的场面，而且都是两个美丽而痴情的女子主动追求一个软弱多情的男子。”[4]831这些可爱的女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德幽光的东方女性，如雪梅、薇香等，其主要特点是娴静、高雅、温柔、含蓄。另一类是文明开通的洋化女性，如静子、凤娴等，其主要特点是热情、执着、聪慧、果敢。”[4]832较之古德幽光的东方女性，文明开通的洋化女性在作家笔下显得更为丰满明亮。譬如《断鸿零雁记》，雪梅是男主人公三郎的未婚妻，她在小说中未曾直接出场露面，只是通过一封信、侍女、乡人言说等侧面展现。而对静子则是不惜笔墨，写她“翩若惊鸿”的容貌，“仙仙飘举”的步姿，写她多才多艺，诗、画、筝、佛理样样精通，写她谈吐不俗，敬重明朝亡臣朱舜水，写她的多情痴情，既爱得热烈，又对爱的命运的捉摸不定而显得惶恐不安与愁容满面。之所以对洋化佳人浓墨重彩地描绘，其寓意在于彰显爱情取舍的艰难。对于东方女性而言，洋化女性又往往是迟到者、插入者，甚至是阻碍者、破坏者；对于男主人公而言，洋化女性则充当诱惑者的角色。她们凭借自身的绝世才色，兼得血缘亲近而赢得男方家长的大力支持，如静子是三郎之母的侄女，莲佩是庄湜叔婶的甥女，热情而猛烈地向男主人公展开爱情攻势，然而男主人公的情感往往已有归属，雪梅是三郎的未婚妻，庄湜着意于灵芳，故而洋化女性的追求注定徒劳无获，可是她们裹挟着长辈的支持而惊艳出现，搅动或加剧了男主人公的情感困惑，使男主人公陷入左右为难的痛苦境地：他们喜爱的，家长们往往反对；家长们认可的，自己却不钟情；他们痴情于东方女性，但面对家长们的专横又显得软弱，不敢断然对抗。面对如此的困局，他们无法破解，也无法做出恰当的抉择，只能回避，或一走了之(如三郎)，或遁入空门(如海琴)，或病死(如庄湜)，可问题并没有因他们的不选择而有所缓解，甚至加剧了悲情的推进，如莲佩、灵芳、薇香的自杀。他笔下的两类女性被赋予两种文化价值符号，爱情选择的艰难，其实是文化选择的困惑，表现出近代以来人们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所表现出彷徨、苦闷的文化无根感。

“佳人情结”的抒写，表现出作家对爱情的心理渴望，也体现出作家僧人本色的淡薄。而“佳人情结”悲剧性命运的安排，则又看出作家僧人身份的潜在制约。情性的追求虽符合现代个人的本性，然而对于一个和尚来说，则不能不与佛性产生冲突，并最终为佛性所压制。从人的本性出发，苏曼殊不回避爱情的发生，然而爱情来临时，僧人的身份意识与佛性的终极目的在作家身上复苏，而又必须舍弃，从而造成小说情节的曲折性和强烈的佛教色彩。

由上观之，僧俗冲突是从佛教外部环境着手的，强调僧人与俗众的隔膜；新旧冲突是从僧界内部展开的，表现革新力量与守旧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情与佛的冲突聚焦在个人自身，揭示多重文化冲突的困惑。

四、感伤的年轻主人公的塑造

“感伤”是民国时期“僧人小说”的普遍基调，尤其在冲突小说中。不论苏曼殊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及其“佳人情结”悲剧性命运的呈现，还是五四之后学僧创作的冲突小说，呈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感伤的年轻主人公，既包括社会青年，如进城沦为都市迷羊而陷入悔恨的迈华(《歧路》)，还是遭受排挤打压而显得苦闷、可怜的S教员(《或人的悲哀》)，更多的还有小沙弥、小尼姑、僧青年这一类的人物，如净心(《黑暗中的泪痕》)、雪尘(《雪痕》)、“生”(《孤峰零雁记》)等。

在五四后的“学僧小说”中，表现感伤情绪的，以《黑暗中的泪痕》《雪痕》《孤峰零雁记》最为突出、典型。对于年轻的僧人而言，寺院已不再是快乐的天地，而是人生痛苦的制造场。在学僧作家的笔下，这些年轻的主人公往往描述为衣着破旧，终日劳作，遭受谩骂、毒打司空见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被赋予特定的时代内涵，具有一定程度的觉醒意识和反抗情绪，而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对自身悲惨处境的不满所激发。如净心(《黑暗中的泪痕》)外出读书的请求，令她的师父更加恼怒，故而狠毒的虐待也随之接踵而至。这一遭遇反过来又促使主人公对自身不幸命运的进行思考并试图改变，但是她的行动远远滞后于意识，只是完全期望“太阳”这样的救世主来拯救自己。较之净心，雪尘(《雪痕》)在觉醒后开始勇敢地反抗，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得益于戒兄的启蒙，他对多年来一味侍奉师父的生活进行反省，而师父的刻薄寡恩，更助长了他的叛逆与反抗。面对师父的威吓利诱，他不为所动，坚定地走出寺院，外出参学，颇像娜拉出走家庭那样义无反顾。“生”(《孤峰零雁记》)因在师父的沙发上酣睡遭致严厉的呵斥而顿然醒悟，决计外出参学，最终在佛学院过上惬意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在佛学院参学的生活是雪尘出走寺院以后人生的延续。倘若将迷茫的净心、奋斗的雪尘、愉悦的“生”这三个年轻的僧尼形象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人生命运上存在着某种承续与发展的关系，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僧青年的人生轨迹。

在揭示这些人物的觉醒意识与反抗情绪时，作品是着重通过他们的心理流程来展现的。《雪痕》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主人公雪尘从胆怯到勇敢无畏的心理转变过程：雪尘起初很胆怯，不敢开口提外出参学的要求。一次，在寒冷的雪夜，在跟随师父放焰口的归途中，衣衫破旧的主人公被冻得瑟瑟发抖，甚至差点跌进河里冻死，却得不到师父丝毫的怜爱，相反因不小心将伞上的雪溅到师父的脸上，却招致一路上的责骂。面对师父的不怜惜，他极其伤心，决心为了“自己的一生立身大事计”，决定“硬着头皮做”[3]106卷，462。然而，当真得向师父的房间走近时，他的心怦怦直跳，脚步也变得格外沉重，甚至想到师父的发怒而打起退堂鼓，转而想到如果不求学问，就会“永远的沉沦在无知无识的深坑里”[3]106卷，463，从而最终战胜了自身的软弱，勇敢地走出寺院，去实现外出参学的新的人生道路。《孤峰零雁记》有段较富有意味的文字：中秋之夜，刚出家不久的“生”遵循师命，独自看守寺院，“生年二八，胆小如鼠……撞晚钟燃香上灯后，不食不饮，和衣而卧，以被盖头，以畏鬼物之揶揄，嫦娥之冷视，终不成寐，辗转达旦，寂历空山之况味，非外人所能领略，而孤零单调之生涯，更有难言之恫矣！”[3]70卷，399细腻地刻画出主人公的“胆小”“孤零”“难言之恫”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形象逼真。

对于年轻僧尼的命运，学僧作家普遍给予深深的同情，可是对老派僧尼，他们的笔调就变得较为尖刻、严厉，并赋予这样的不良形象：他们吝啬狠毒不学无术，只会经忏应赴；生活糜烂，如吸食大烟，甚至有相好等。寺院是他们的“领地”“王国”，他们扮演着“权威者”“主宰者”“暴虐者”等角色。倘若徒弟服侍或干活不令他们称心如意，他们轻辄呵斥、责骂，重则鞭打。他们可以吸食大烟，却不肯为徒弟添置新衣，更甭说供弟子出去读书。他们顽固保守，自私自利，不思进取，只关心或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佛教的危机与前途漠然视之。总之，在学僧作家看来，他们是佛教队伍的守旧分子，反对和阻挠佛教革新。然而，他们却是“强者”，掌控着年轻僧尼的命运，故而年轻的僧尼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孤苦无告的“弱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冲突并不剧烈，而是温和的，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父子冲突，深层原因与佛教的出世思想大有关联，因为佛教具有逃避现实、消解纷争的特性。

感伤情绪的流行，具有深厚的现实内涵。20世纪30年代，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兴起。作为佛教界的觉醒者和革新者，学僧作家积极响应和支持这场运动，以救教救僧为己任，立志做弘宣佛法的干将，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变革意识，然而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却极为艰难：其一，社会的巨大挤压，让佛教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其二，佛教保守势力的严重阻挠。在强大而又惰性十足的佛教守旧势力面前，以学僧为代表的佛教革新力量显得十分弱小，故而他们的革新努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孤独、失败、悲观、苦闷的情绪随之相伴而生。这些感伤的年轻主人公，其实就是学僧作家他们自身，借写年轻主人公的遭遇以表现他们对佛教命运、自身前途的悲观忧虑，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

不论“诱惑”叙事，还是“冲突”叙事，都呈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比如方外与方内、僧与俗、出世与入世、佛与魔等，另一方面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如革新与守旧、新僧与旧僧、佛学院与丛林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论新僧还是老僧，一律存在“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缺陷，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

结语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后，救教救僧成为革新僧人的奋斗目标和宗教使命。在近现代佛教思潮以及“佛学为体，文学为用”观念的影响下，学佛弘佛成为僧人的天职，文学被视作学佛弘佛的工具，也不再视为一种职业，只能偶尔为之。文学的工具论、业余论在青年学僧中间的流行，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对文学写作的热情和投入，故而民国时期“僧人小说”，尤其是“学僧小说”，创作成就不高和文学影响力的下降，也就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其特定的文学内涵和社会意义。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僧人文学”等概念得以产生，不仅顺应了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革新需求，也从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局部情形与艰难变动。

[参考文献]

[1][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M].王雷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2.

[2]贾国宝.传统僧人文学近代以来的转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07-108.

[3]黄夏年，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G].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

[4]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曹金钟〕

[收稿日期]2016-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子课题“中国佛教文学史”(15ZDB069)；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僧人小说研究”(SK2013A005)

[作者简介]贾国宝(1972-)，男，安徽庐江人，讲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僧人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1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