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

2016-02-27胡庆祝

学术交流 2016年7期

关键词：工业化现代化

胡庆祝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

胡庆祝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共早期领导人不仅在所著的文章中体现出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更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践行这一重要思想。这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争取国家政治独立的历史重任，正朝着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关键词]中共早期领导人；政治独立；工业化；现代化

中共早期领导人把中国政治独立与工业化作为党的历史使命，担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富裕的重任。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是在不断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思想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中共早期领导人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以及中国的封建统治，使近代中国政治日益黑暗、经济日趋凋敝、社会日渐残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积极探索国家出路。农民革命的失败表明：虽然农民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不能提出科学的斗争纲领，也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更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挽救危难中的中国，无疑是缘木求鱼。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王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统治做出的最后挣扎，但这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是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1]。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人两千多年叩拜皇帝的历史，建立了民国，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但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曾对辛亥革命“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使吴玉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面对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吞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2]。虽然辛亥革命使“皇帝倒了，辫子割了”，但没有实现中国人的期盼，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同样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工业化是近代世界发展的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欲存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或先或后地以某种方式走上工业化之路。早在19世纪中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之下，意识到了与列强之间的差别，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近代中国也从此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走上革命道路前，也曾寄希望于李鸿章等封疆大吏主持改革、发展工业。他上书致李鸿章，主张：“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3]6-7走上革命道路后，孙中山认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次革命有殊”[3]223-224，此时，中国的“生活程度”与“农工事业”都依赖于人力，并没有通过机器实现对“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的利用。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得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3]383的结论。但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早期的这些工业化尝试都失败了。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探索政治独立与工业化的过程中屡遭挫折。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目睹了近代中国政治黑暗与经济凋敝的现状后，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其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为中国革命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新的革命*“革命”一词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指变革，命指天命，用暴力的手段造成皇权的更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革命，革命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火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二、政治独立是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前提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1921年6月，陈独秀在发表于《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的《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一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4]54-55政治的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推翻本国的封建主义与军阀统治，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硬起铁肩，勇于“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4]54-55，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政治独立的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外反抗列强入侵，保卫中国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对内推翻本国封建军阀统治，争取实现人民民主。在国内方面，军阀的内乱是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应该唤醒中国人的“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4]80。对于对外反抗列强入侵，陈独秀在《向导》发刊词中曾说，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5]279-280。由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对中国领土、主权步步蚕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逐渐加深，在近代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5]279。陈独秀认为“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主权是独立国家的重要象征，不允许外国对中国主权进行任何干预，“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6]。李大钊也初步阐述了国家政治独立的思想。李大钊批判了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而“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7]。瞿秋白认为只有“颠覆所有的帝国主义、所有的军阀制度”[8]，才能实现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发达与文明再造。面对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共早期领导人从中国政治经济的实际出发，用“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号召中国反抗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真正的、独立的国家的政治任务。

这些关于中国国家政治独立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的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一大规定党的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9]12。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对内要打倒军阀，建设国内的和平秩序，对外要反抗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政治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9]17。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也就为中国政治独立扫清了障碍，为中国真正成为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开辟了道路。

民族独立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的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毛泽东认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政治独立”的有效方式，在历史的荒原中开辟出一条追求“政治独立”的革命新道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独立的任务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10]，从而得出使中国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的重要结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壮举，但离中国完全政治独立还相差甚远。无论在国际方面，还是在国内方面，都存在着对中国政治独立不利的因素。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11]，要将国民党建成一个亲美的政权，干涉中国内政，并“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12]，要求侵华日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投降，美国从经济上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物资援助，在军事上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一些港口与大城市等战略要地。这些政策成为了中国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的障碍。在国内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在中国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以出卖国家主权与尊严为代价，取得美国的支持，达到扩大内战的目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就是最好明证，条约内容表面上的平等互惠，却无法掩饰美国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样评论《中美商约》：“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同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条约当然是完全不平等的。”[13]

面对国内和国际形势，是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主国家，还是半途而废，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毛泽东告诫全党，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要彻底全部地消灭掉，坚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4]1375扫清障碍。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声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标志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三、工业化是国富民强的重要基础

中共早期领导人不仅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开启了光明道路，也开启了探寻工业化建设之路。陈独秀认为，“中国经济底组织及状况，在世界各文明国中，不用说是很幼稚的了”，但对于这种经济状况不应该只采用一种悲观的态度，更应该乐观地去面对，“因为他们的组织及状况很幼稚，改造起来不象欧美那样伤筋动骨”。而对于采用何种方法去改造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陈独秀明确地指出，经济状况“幼稚”的国家不可以采用资本制度去改造，不应该去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4]54，在陈独秀看来，经济方面的改造是人类社会改造的基础，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经济方面的改造已无其他途径。而从资本主义在欧美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已经倾向于崩坏的程度。虽然近代中国刚刚开始，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决定着其弊端也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来，所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5]76，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对中国经济的改造，李大钊认为不应该走“人家的老路”，而应该用社会主义改造。资本的集中，劳动力的普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可以实现，中国实现振兴实业、国富民强的目标也指日可待。李大钊进而得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5]354的结论。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有铲除国内的掠夺性阶级，才能发展实业，要想“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必须“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5]360。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改造中国经济，实现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这是共产党在中国的经济使命。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所著的文章中，把国家工业化作为党所追求的目标。周恩来曾在旅欧《少年》杂志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必然趋势，但就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4]375。1921年，已经在欧洲两个多月的周恩来，通过对欧洲各国社会的考察，得出“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16]。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17]56-57。如果现存社会制度不能解决社会中的诸多问题，革命就会发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残破的现实，蔡和森主张根据社会经济状况改造社会，社会经济制度崩坏之时，社会的其他制度也必然会随之改变。所以，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即改造社会“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17]84。瞿秋白认为，中国发展经济不能“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18]，资本的流通与民族的互助结合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前提。社会主义是国家工业化的保证，工业化是国富民强的重要基础。

1948年底，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坚决、干净、彻底地将中国人头上的封建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一并掀掉，解放全中国，为中国创造“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14]1375，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七届二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不仅做出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决策，也充分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决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努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4]1437，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国家工业化这一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突出地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由于新中国是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一穷二白，工业几乎为零。对于这种落后状况，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等，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面对建国初中国工业化程度低的落后状况，毛泽东把工业化作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基础，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0]。工业化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福祉，是国富民强的重要基础，这一重要思想为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四、中共早期领导人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的意义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思想改变了20世纪初贫困、落后、国土沦丧的旧中国，为建立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开辟了一条光辉道路。政治独立思想起到了激励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片散沙”的状态，[21]苦苦求索国家出路的仁人志士不再迷茫。中国人民团结在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具有远大抱负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不畏艰难地完成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追求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向世人宣告，中国人走上了政治独立、国富民强的大道，政治独立任务基本完成，五千年文明古国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政治独立与捍卫政治独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政治独立不仅是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前提，也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工业化是近代以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工业化思想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科学、准确分析，用社会主义方法改造中国经济的创新和探索，至此，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发展工业化的道路。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15]186，延续二千多年的农业经济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列强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所以“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15]189。从李大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化不仅可使国家富强，更可以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是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保障。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工业化思想适用于中国，并产生了改造中国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初步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国富民强的蓝图。工业化能担负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重任。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的经济使命，也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工业化思想，在不同时期不断发展、完善，使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直保持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工业化进入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以工业化为主体进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他认识到在世界工业化的浪潮中，科学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邓小平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科学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不只使个别生产部门获得发展，“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的新兴科学技术……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22]。邓小平根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未完成工业化进程这一国情，指出用科学技术革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目标。

实现国家工业化，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国富才能民强，而国富需要国家工业化这一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在建党一百年时，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3]，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两个宏伟目标，而“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也将长时期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上升期，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中国梦也将推进国家的工业化。

总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政治独立与工业化思想，无论在中国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展现出思想的伟力。政治独立与工业化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国人民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没有政治的独立，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就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工业化，因此，政治独立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也将捍卫政治独立，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以工业化为实力，很难维护政治独立与民族尊严，工业化为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独立与工业化、现代化正如“中国梦”之两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最强大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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