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杨　琥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北京大学 校史馆， 北京 100871)



政治学研究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

王宪明，杨琥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北京大学 校史馆， 北京 100871)

[摘要]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作出三大贡献：一是在北大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骨干人才；二是将唯物史观当作一种真理，用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重建问题；三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国发展路径问题，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眼光及方法来分析、评价中共党史及相关事件和人物。受此影响，国际上一些汉学家批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只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喜欢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而对经济发展不感兴趣。[1]但是，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经济上寻找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纲领，初步确定了用社会主义方式发展中国经济的正确道路。而最先开始这一探索历程的，则是李大钊。

1919年夏，李大钊撰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后分两部分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第6号上。李大钊在这篇长文中用相当一部分篇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李大钊认为，在马克思之前，欧洲也曾经有其他思想家阐述过类似的主张，但马克思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2]3卷，9。如果不考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就无法理解其理论。[2]3卷，5为此，他一一摘译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等论著中阐述唯物史观的相关段落，并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但这样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2]3卷，14-15

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到英勇就义为止，李大钊不断研究、传播唯物史观，并将之运用到学术研究和革命实践之中，作出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突出贡献，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才。1920年7月8日，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和史学系教授。[3]195、196从当年10月份起，李大钊即为政治学系学生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此后只要在校时便每年为史学、政治两系学生讲授这一课程。[3]200、203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保留的“唯物史观”讲义目录中，可看出李大钊在此课上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一)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二)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三)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四)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应。(五)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六)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七)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

在后来为历史学系学生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中，同样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唯物史观。在现存讲义中，可了解到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一) 史观。(二) 今与古。(三) 鲍丹的历史思想。(四) 鲁雷的历史思想。(五)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六)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七)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八)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九)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十)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十一)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3]208-209

在这些课程中，李大钊不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系统介绍给学生，而且还把唯物史观与其他史学流派进行比较。通过在北大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北京高师的兼课和在武汉、上海、成都等地高校的讲学活动，李大钊从大学学术建制层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熟悉唯物史观的高等专门人才，其中接受过李大钊授课的部分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骨干成员，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王复生、罗章龙、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他这一时期教过的学生[3]270，毛泽东则曾在李大钊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2名正式代表中，至少有3人是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刘仁静)或助手(毛泽东)。而上述讲义中的文章，后来大都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从而越出校园，发生全国性影响，一大批进步青年因此而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第二，李大钊不是单纯地把唯物史观当作一种外来的历史哲学来研究、介绍，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真理，用来指导自己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重建。1919年12月，李大钊在《新潮》第2卷第2号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次年1月又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伦理道德发生变化的根源进行了探析。他指出，道德是社会的本能，是适应一定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会“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2]3卷，145。“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2]3卷，185

第三，李大钊研究唯物史观，不是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即一般学术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进一步，将之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上，用于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不仅丧失了政治独立，而且也丧失了海关、铁路、通商口岸等的掌控权，经济权力“都归了人家的掌握”[2]3卷，188。相较而言，西方国家的人民只受其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中国则要受多个列强的共同宰割，中国经济的变动也是由于外力压迫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2]3卷，190。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受全世界资产阶级压迫、所受痛苦所做牺牲远超各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就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迅速发展中国实业，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要做到此点，世界资本主义不允许，时代的发展也不允许，中国必须另寻新路。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第2卷第2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批驳国内一些人所鼓吹的用资本主义方式来振兴中国实业的观点。他指出，就中国经济的悲惨状况而言，确实不能不采取措施，来振兴实业，但如果说要振兴实业就必须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则“其谬已极”。实际上，根据十月革命后苏俄经济实业发展的经验来看，落后国家要发展实业，“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没有资本、没有技术的国家，要发展实业，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把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把庞大的人力资源组织起来、把优势发挥出来，效果才会最佳。总之，“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2]3卷，353、354。同年3月20日，李大钊又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再次阐明了中国只有用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发展实业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劳资矛盾突出，劳工运动日盛一日，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怀疑和批判，世界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还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另方面，西方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如果中国还按部就班地按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重走一遍，那么，“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穷落后乃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中华民族要存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他的结论是：今日中国要“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3卷，359、360。

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下，中华民族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仁人志士为了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开始睁眼看世界，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找富强的秘方。他们先后从西方理论宝库中找来了18、19世纪的一些理论和学说，译介了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文出版于1776年)，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1743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19世纪英国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穆勒的《论自由》(1859年)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年)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与伦理》，1891年)等，但是，却迟迟没有发现1848年就已经正式在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正因为如此，从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在差不多80年的长时期里，尽管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却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所有这些挽救危亡的努力和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斗争，最终都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手绞杀而失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探究近代中国国运变动的原因，得出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2]5卷，297-298。二是发现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除了用革命手段废除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之位置”外，还必须采用社会主义，“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2]5卷，298这一重大发现，使得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知道无论面前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的伟大事业必将成功！正是由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用这一科学真理来解释和指导中国历史进程，“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4]。

总之，以上三大贡献，使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了“非他人所可比及”的重要地位。[5]346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被学术界公认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为后来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思潮澎湃全国而“立其基，导其先河”[5]351。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学术上、理论上阐明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在经济，论证了中国要解决经济实业发展问题就必须采用社会主义方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其探索实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建设之先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初步的思想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Jack Gray. Mao in Perspective[J]. China Quarterly，2006，187(9)：659-679.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郭湛波.中国近代思想史[M].香港：龙门书局，1973.

〔责任编辑：曹金钟〕

[收稿日期]2016-06-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观点驳正”(14JJD71004)

[作者简介]王宪明(1961-)，男，山东昌乐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杨琥(1965-)，男，甘肃通渭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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