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　岳

(浙江师范大学 a.人文学院;b.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论莫言的小说本体观与新散文观及其关联性

王洪岳a,b

(浙江师范大学 a.人文学院;b.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莫言文艺观是莫言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注解和关于文学的理性思考。尤其是其小说本体观和新散文观，是莫言对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技巧形式方面的深度思考，主要体现为“结构即视角”“盯着人物写作”以及“散文小说化”等方面。这些观点之间还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即小说和散文在莫言看来都要符合情感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并由此建立起了莫言关于文学的真实性的基本观点。

莫言文艺观；小说本体观；散文小说化；文学真实

莫言文艺观以莫言创造的文学世界为基础，以莫言的对话、演讲、访谈、序跋为载体，通过反思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试图建立起一种适合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观念。莫言作为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三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使其身上兼有多种头衔与标签，“现实”“浪漫”“寻根”“先锋”“新感觉”“新历史”“魔幻”“虚幻”，这往往源于他对创作多样性的尝试，也与他所主张的写作理念和创作理论上的不断更新与不断突破相关。作为作家的莫言的文艺观在艺术品位、美学追求和文化积淀上表现出与一般理论家不同的特质。研究其文艺观对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和参照价值。同时，总结莫言文艺观、研究莫言观察世界和切入文学的独特视角，是全面系统阐释莫言文学世界的必要准备，对于深入理解和阐释其作品，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莫言整个文艺观中，其小说本体观和“散文小说化”的新散文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涉及文学内部研究的诸多方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小说本体观之一：“结构即视角”

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其“故事”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人的种种生存境遇，以至于出现小说不同而“故事”类似的窘况。而在“故事”或题材大致相同的状况下，关于“故事”的新的讲述方式，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形式创新，是目前小说创新的主要方向。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把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善于讲故事是莫言的优势所在，而如何在“讲故事”的方式上出新，是会讲故事的莫言更加关注的话题。莫言在漫长的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深刻地意识到是否具有好的形式，是一部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而形式的出新，又首在人称、视角的变化，他认为这可以促成小说结构的翻新，而结构是小说文本是否新颖的要义所在。“写《十三步》时我认识到视角就是结构，人称就是结构，认识到一旦人称确定之后，你就不是在叙述故事，而是在经历故事。如果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笔法来写，很容易变成作家叙述故事，但是你一旦赋予小说特殊视角，就变成经历故事。”[1]89不同叙述视角的选择与转化，可以使长篇小说的结构更加丰富，使写作更加游刃有余。莫言通过对人称与视角的灵活运用，切入和掌握了小说的结构问题。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首创了“我爷爷”“我奶奶”这种复式叙述方式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按照视角和结构的关系理论来分析莫言关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为老百姓的写作”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实际上即写作者是否以小说中的人物的视角和思维来写作，是否有意识地淡化和模糊作者的地位，是否把小说的故事还原或接近于逼真的故事。莫言所提倡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降低和淡化作者的地位与身份、不在小说中指指点点、不凌驾于故事之上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不把作者的个人情感过多地掺杂于写作之中，而是以小说中的人物视角来叙述和展开故事情节。实际上，按照莫言“视角即结构”的观念，“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新的小说结构方式。

结构与视角的变换可以解决许多在写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可以达到曲折反映社会问题的效果。莫言以“幻化”方式“曲折”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批评，不仅通过感觉狂欢和语言狂欢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也是通过对结构与视角的转化来达到的。以“他者”代替作者自身来叙述某一人物遭际、历史事件或社会问题，可以使表达语境宽松化，免除了作者在写作中所承担的立场、利益立足点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偏颇与弊端。

二、小说本体观之二：“盯着人物写作”

莫言在《文学与青年》中指出：“真正的文学还是应该直面人生，应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里去，把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2]296在莫言看来，衡量小说好坏的标准或核心只有一个，即“人”或“人性”，由此他总结出“盯着人物写作”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的。这也证明了莫言将写“人”作为其写作生涯不变的追求。“其实，写什么，怎样写，都可以忘记，只要记住‘人’就行了”[1]400。只要围绕写人展开，写出丰满人物，其他标准可以不考虑。在文艺观中对人的强调实际上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恢复。“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2]132。文学理论家杜书瀛认为：“从人出发，必须为了人，为了提高人自身，为了完善人自身，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为了诗人得到高度的自由和充分地发展。”[3]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更强调审美是人自由的生命表现，艺术着眼于人的存在，强调人的处境，指向人的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小说写人即展现“人”的生存状态、个性性格和复杂思维，努力还原每个需要突出的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努力给读者呈现人物的全部状态。凡是莫言比较成功的作品，其人物刻画皆具有深入传神、形象丰满生动的特点。如《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生死疲劳》里的西门闹、蓝解放与庞春苗等。莫言的“盯着人物写作”观具有如下的具体要求。

(一)平等对待好人坏人

莫言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具有较浓厚宗教情结的作家，这体现在他创作中的人性剖析对象不仅包括他所设计的人物，还包括置身于写作的作者自己。他把自己写作中对人性的解剖分成三个层面或三个阶段：“一、把好人当坏人写；二、把坏人当好人写；三、把自己当罪人写。”[4]17这三点体现了莫言在探索人性方面所做出的艰难努力和深刻认识。对于写出好人的坏及坏人的好，莫言在题为《我为什么写作》的演讲中认为这种写法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才真正符合生活；第二，才符合文学的原则；第三，才有可能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2]215他在题为《细节与真实》的演讲中对此还进行了补充：“只有坏人干好事，这才是艺术，或者好人干了坏事，这也是艺术。”[2]362这些都是在强调人物的复杂性和性格的矛盾性。而在第三层面或第三阶段，他往往从基督教与佛教思想中汲取营养，将作家自己也纳入了剖析的范围。这种人物观具有小说创作上的重要的形式意义。

首先，平等地对待好人和坏人是转变叙述视角和小说观念的重要途径。这种异于常态的对待好人坏人的态度，是莫言对以往文学写作模式和思维观念的一种反叛。站在对方(坏人)的角度和站在反面(人的阴暗面)的角度看人、看问题，可以带来全新的视角和观点。这一视角的转化不仅可以将人的多面性进行毫无保留的刻画，还可以对小说这种艺术进行全新的构筑，是一种最值得称道的描写人物的方法。其次，平等地对待好人和坏人是塑造个性化人物的需要，是对人性之复杂性、丰富性、立体性进行深入挖掘的需要。小说要表达出“人”的饥饿、孤独、屈辱、恐惧等悲苦体验和爱情、友谊、尊严、安康等幸福体验，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是人的灵魂深处的性格扭曲和利益驱使所造成的。因此，描写人的灵魂深处的矛盾性和悲剧性才是小说人物写作的最主要内容。在莫言的文艺观中，表现出他常常以怜悯之心看待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比如在极度饥饿状态下，人性或人的自然欲望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好人与坏人、善人与恶人、穷人与富人的区分标准，这样才可以深入问题的本质，也能深入人性的最深层次。莫言的写作都建立在他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平等地对待笔下的各种人物，就是以人性作为考察立足点，不虚美、不隐恶、不丑化、不遮掩，挖掘人物在欲望和利益的边缘的挣扎。在《丰乳肥臀》中，医学院毕业的知识分子、七姐上官求弟(乔其莎)为了一个馒头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让一个粗俗的伙夫奸污。而地主还乡团首领司马库在红色经典文学及其文学观中，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和恶人，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他既是杀人越货、身边不乏女人风流成性的坏蛋，也是抗日的英雄、有血有肉的情人。因此，平等对待好人和坏人是写出个性化人物形象的要求。“我们不仅同情穷人、歌颂善良的劳动者、批判那些富贵者和贪官污吏。在批判时我们还需要有准则，不能妖魔化或者鬼怪化，要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4]159-160莫言对小说中好人、坏人的辩证观点说明他实际上超越了党派、阶级和种族立场。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红色经典文学的文艺观的一种反拨。

(二)突显中间人物和人物心灵的模糊地带

具有创新精神的莫言，长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写出不同于前人的作品。然而，摆在莫言面前的事实是：中西小说创作到莫言写作的时代，人物已经被写得很透彻、挖掘得很深刻了，这也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现象。因此，若要在写人上创新，就需要写前人所涉不深或未开发过的领域。“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5]。如果说感觉狂欢给予了莫言在感官体验上的无尽宝藏，“高密东北乡”给予了莫言在写作素材上的源泉，那么，这个“模糊地带”就属于人物描写上的富矿。莫言在创作中重新观照好人、坏人，意在打破传统文学观念中关于好人与坏人的界限，把玩好坏难分的人物，并走入人物内心，挖掘人性中被掩藏的角落，写出人物难以捉摸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情感和思想状态。人物心灵世界中的这种处于模糊地带的情感和思想，处于人物性格的最深处，瞬间变化、难以把握，而莫言恰恰看到和极度重视这一模糊地带的巨大价值。

早在《红蝗》中莫言就借人物之口道出了要写出多重性格人物的设想：“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6]这段话体现出莫言对处于模糊地带的复杂人性的捕捉与把握的强烈意图。

(三)“读者眼光”的革新与文学价值的“祛魅”

何谓“读者眼光”？依据某一特定时代政策和方针需要而产生的标准，或受到其影响而形成的标准，来审视作品和作品中人物的眼光即“读者眼光”。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为例，该小说塑造了“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人物形象，她们当时是作为落后人物而出现的。而到了当下，如莫言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所认为的，这两个“问题人物”原本是小说中被批评的对象，急需要改正和进步的人物，而在时代背景变化后，却成为该小说中最值得称道、写作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在莫言看来，她们都是中间人物的典型，属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赵树理以反面人物曲折展示当时国家政策存在的问题，表达出部分群众对政策的不满。“我们没有权利苛求前辈，我们反而应该尽量地从这些红色经典里边，读出一些被时代造成的读书眼光所遮蔽的东西”[2]232。何谓被时代所“遮蔽”的东西？应是那些在旧的标准下被曲解和忽视、并在旧的标准解除后才显现出独特光芒的艺术形象和故事。当莫言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红色经典小说时，正值文学观念发生巨大变更、文学主题日益多样化之时，部分红色经典作品因其主题的狭隘性、说教性和时代烙印明显，已属于过时之作，无法再次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从经典作品到过时作品的转变过程，也是文学价值判断标准变更的过程。以当时的“读者眼光”来看，“小腿疼”和“吃不饱”属于被批判的人物；而按照现今中间人物的“读者眼光”去重估，则可以发现这些人物的价值所在——以负面人物写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小说恰恰显示出赵树理在展现时代主流声音时所做出的具有人文意义的独立思考。

对“小腿疼”和“吃不饱”的意义重估，表明了莫言对作品中属于永恒价值因素的思考：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需要排除某些会随着时代交替而变化的因素，紧紧抓住人类生活和个体人生中的永恒因素，使之成为文学写作素材中的重点所在。这一去伪存真的过程也即文学的“祛魅”过程。以《“锻炼锻炼”》这类主题的小说为例，如若作者完全依据正面的“高大全”形象为蓝本来塑造人物，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也就失去了色彩，究其原因是这些正面人物过于完美以至于脱离了现实。而“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形象之所以在今天看来会变得丰满，其鲜明的原因是赵树理以名为批判实为“呈现”的方式，塑造了敢于质疑政策的弊端的有血有肉的中间人物形象。莫言向赵树理致敬的过程，是其反思如何找到文学永恒价值判断标准的过程，也是其在写人方面追求“祛魅”——摒弃狭隘的、暂时的“读者眼光”，以期达到文学永恒价值的过程。

(四)小说“别是一家”

在涉及小说艺术的自足性时，莫言从小说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区别谈到小说“别是一家”的特点。他认为小说是废话的艺术、是假话的艺术。这其实是强调小说作为虚构的语言的艺术的翻版。作家在写小说特别是与历史相关题材的小说时，不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缜密地记录历史，因为小说不是记录历史的工具。历史学家的语言讲求严谨规范，而小说的语言应该具备意义的生长性。作家应该站在高处看待历史事件，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化和典型化”[2]244。当作家作品沦为记录政治和历史事件时，会使文学作品变成空洞的说教，成为浅薄的政治读物。莫言对小说原封不动地复写历史事实而缺乏创造性想象和主观化色彩的做法是不赞同的。他认为如果太重视写实，拘泥于现实，反而会使作家无意间卷进现实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漩涡，使小说成为政治、阶级斗争的工具，会降低作品的艺术价值。要使读者感受到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就要以主观化(主体化)的方式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故事和情节，充分发挥想象和虚构的重要作用。

莫言认为，作家避免做类似历史学家的工作的办法是将历史事件进行主观化、艺术化处理，即用魔幻、幻想、夸张、虚构等手法曲折地反映和重构历史。这一主张在莫言的早期小说《红高粱》中就有所体现，该小说以多声部的方式消解了主流政治观和历史观。谈到自己如此创作的动机时，莫言说：“我想以具体的人为出发点去理解并解释历史。”[2]256类似的小说形式被学界称为“新历史小说”。这种小说把对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认识从精英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把看待历史的出发点从阶级对立转移为个人生存，把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转变为人物主观情感的表达。

三、新散文观：“散文小说化”

把小说的虚构和魔幻性质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的观点，是莫言打破小说这门关于真实与虚构两者关系的传统观点、尤其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观的颠覆，也是对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的文学(诗歌)比历史更能够具有普遍性因而更具有真理性观点的遥远的回音。莫言对于文学(小说)之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理解和阐释，正是建立于亚里士多德这种艺术观基础上的。这一思想也导致了莫言对散文不同凡响的新观点，即他曾一度主张的“散文小说化”。这里同样涉及莫言在处理文学的虚构与真实两者关系上的态度。莫言在许多演讲和对话中都强调了散文似乎与小说一样，其区别于其他文体样式的特点就是允许虚构。在一次对话中莫言指出：“散文就是随意、随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是好的散文。关于散文的真实性问题，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散文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散文。”[1]419在与王尧的对话中莫言也说：“我认为散文可以大胆地虚构。”[1]113他提出来的“小说化的散文”和“散文可以大胆虚构”的新散文观，强调了虚构可以让散文作品更加生动，其背后是文学(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乃作为美的语言的艺术观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审美的力量，因此虚构和想象等就是其最根本的构形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为了实现亦步亦趋地拘泥于具体实际的写实功能。由此他也打破了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界限与壁垒，在某种意义上，唯有新闻报道才追求那种生活的真实性，而散文(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当然也包括小说)为了追求艺术美和语言美，当然是可以想象和虚构了。例如莫言在题为《细节与真实》的对话中谈道：“虚假的情节由于情感是真的，或者本质是真实的，就获得一种说服力，让你明知假，而愿意信为真。”[2]359作家的首要目标正是追求情感或本质的真实，并打通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莫言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正是以细节的常识性和经验性为前提，并通过想象、幻想和虚构，在为文本增加可信度的同时又为之平添上飞翔的翅膀。这里就强调了写作技巧和话语表达的问题，即如何把虚构的情节写得真实可信。这也就是莫言强调情感的真实的内在原因。所以，莫言在散文写作时会有意或者无意把小说中的对真实与虚构的理解运用进去，认为散文也可以虚构，从而形成了散文小说化的观点和做法。对此，莫言自己有较为自觉的认识：“我觉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和随笔已经小说化，而小说已经变成了虚伪的家史和情史，而诸如传记、自传、日记、书信、调查笔记等等文体，都变成了真正的小说。世界正在小说化。”[7]

莫言对虚构的重视以及散文小说化的倾向明显借鉴于福克纳，后者认为，小说是假话的艺术。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塔法县”进行了大胆的虚构，而莫言也在“高密东北乡”里作为文学王国里的国王指挥着千军万马。不仅如此，福克纳的说假话的风格也影响到莫言：福克纳不仅在小说中假话连篇，而且在现实中与记者、朋友描述自己的经历也是振振有词地说假话，如将自己额头上被马嘴咬的印记说是自己参军被弹片打中的疤痕等等。

散文小说化是把小说的一些技巧和创作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来。而这种借鉴其他文学形式应用于另一种文学体裁的做法，古今中外都有先例。如西汉初期借鉴楚辞而形成的“骚体赋”、唐朝韩愈“以文为诗”、北宋苏轼“以诗为词”、南宋辛弃疾“以文为词”等，此外还有当代法国阿兰·罗布-格里耶提倡的新小说法则。这些先例都是两种不同文学形式的相互融合而产生新的文学形式。所以，一方面，从历史长远角度来看，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的成功结合，有着先例作为范本，应该对这种“创举”抱以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以情感的真实为鹄的的小说与散文的融合，也反映出散文从创新角度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而与其他文学形式的结合则是创新的必然，是文学突破自我壁垒的必然趋势。

散文小说化的创造性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写作形式，为文学发展试探性地提出了新的方法。散文与小说界限的模糊化，为我们创设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而散文小说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会造成莫言作品中的小说和散文界限不清，其传记散文、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真实性会遭到怀疑，使莫言的整个文学创作处女地都被鬼话、虚构和幻觉占据。同时，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所有散文只不过变成了以“莫言”为叙事视角的小说，这也就彻底消解了散文这种文体本身，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记所叙人与事的现实真实性上，正如散文研究家刘锡庆所指出的，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强调“自我”，便是突出散文对于内在的、情感的真实来说的，这与莫言所说的散文的小说化所侧重的按照情感的逻辑虚构，实在是在表面的差异之外，存在着内在机理上的一致性，即两者都在强调情感的、内在的、艺术的真实。

莫言散文观演变中不变的是对情感的真实投入。从开始强调散文小说化到重新反思散文虚构论的缺陷，这里存在着莫言对待散文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的认识的变化，这一理论思考与方法探寻呈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水平。细究之，会发现这种变化强调的主旨并未改变：散文的实与虚、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度的把握在于作者是否均投入了真实情感。莫言取消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使散文和小说在莫言所创设的艺术世界里完全融合，组成一个更为广阔的故事世界，以此来达到莫言宣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人的目的。而散文家编造虚假故事，是把别人的故事经历当成自己的故事经历，以此来哄骗读者的感情，这样的虚假既是故事经历的虚假，而由之引发的情感更为虚假，在莫言看来是应当受到批判和拒斥的。

将莫言文艺观置于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莫言的诸多新的文艺观都极大地推动了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朝向更加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也丰富了自己文学创作样式和文学创作理念，同时对一些作家亦产生了某些或隐或显的影响。虽然当代作家在一些文艺观方面具有共同追求(如对人性解放和自我反思等方面的宣扬)，形成了带有一定群体性的特点，但是，莫言依然有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如小说本体观和散文小说化观点等。这些观点涉及小说和散文创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是莫言文艺观走向成熟后努力发出自我声音的标志。“结构即视角”解决了其创作文本形式出新的问题；“盯着人物写作”是莫言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坚守小说创作的原则；“小说别是一家”则强调小说应当坚守自我的阵地和特征；“散文小说化”及其回归表明莫言作为敢于突破旧的文学创作模式的拘囿，而莫言在散文观基础上又反思了小说化的虚构，表明他所坚持的文学要追求和表达真实存在，无论这种存在是现实外在生活的还是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舍此，小说和散文都会丧失其价值。

[1]莫言.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莫言.莫言演讲新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3]杜书瀛.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J].文艺理论研究，1989，(3).

[4]任瑄.文学与我们的时代:大家说莫言·莫言说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5]王德威.说莫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8.

[6]莫言.食草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13.

[7]胡敏洁.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J].文学评论，2015，(6).

[责任编辑：修磊]

1002-462X(2016)03-0138-05

2015-1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莫言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化研究”(13BZW038)

王洪岳(1963— )，男，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文学理论、美学和现代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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