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晓　娟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社会史研究·

宗教传播与社会治理
——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

胡晓娟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由传播学视角研究宗教的传播方式和策略，把握宗教传播规律，研究宗教传播与社会治理，对于改善宗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中国佛教传播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传教个案来看，宗教传播的多元方式对社会治理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需要更加重视网络宗教传播问题以及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引导宗教传播良性运转。

宗教传播；社会治理；本土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不难发现宗教的发展与人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宗教已然从简单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资源，转变为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尤其是“9·11”之后，宗教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被不断放大，衍生为社会科学的综合命题，甚至有学者将宗教因素作为“了解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1]。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存在着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能够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宗教，而更多的其他宗教则默默无闻，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除了宗教本身的特点之外，归根结底，传播的贡献不可小觑。有交流的地方，就有传播，“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2]。宗教对人类的影响通过宗教传播实现。对于宗教传播，从方式、策略、效果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宗教传播方式与新媒体的挑战

(一)宗教传播的方式与路径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宗教传播的方式与路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选择。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互相配合与补充。

早期宗教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方式，通过传教士的讲经布道，面对面地把宗教推送到信众面前。这个时期的人际传播更侧重情感的投入，作为虔诚的信徒，传教士全身心投入到宗教传播活动中。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还会特别考虑到从着装上与当地百姓完全一致，带来心理和文化的接近性。很多传教士通过帮助百姓渡过难关获得心理信任和依赖，例如对麻风病人的救治，与他们同吃同住，这在中国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没有人愿意和敢于尝试的。传教士的人道援助，让他们的形象逐渐得到改观，更容易被信众接受，已然由强硬的“侵略者”转变为当地“边缘群体代言人”。

随着传教士和信教群众的增加，宗教活动越来越多，一些宗教活动场所如寺庙、教堂开始大规模兴建，定期的朝拜、念经、做功课也开始流行，组织传播方式将传教者与信众更好地凝聚在一起。尤其是组织传播中仪式所带来的凝聚、庄严，使得在场感和参与感极强。在仪式活动中，信徒们通过吟唱、舞蹈、演奏等形式，和场景、气氛共同构建出仪式传播情境，无论是膜拜、祈祷还是忏悔、祝福，仪式的场域都让信徒充分体验到人与神的近距离沟通，通过集体参与达到心灵慰藉甚至是“亢奋”状态。可以说，仪式更加重视参与的意义，是“行动中的宗教”[3]。

大众传播方式则更加丰富了宗教传播的选择。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助推器。大批宗教著作、典籍的印刷，通过纸质媒介传播到世界各地。即使在现代社会，以庞大的出版行业为依托，书籍、杂志、报纸仍是宗教传播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字和纸媒的记载，让宗教传播实现了时间上的可延续性。广播电视媒体的出现，普及率和覆盖率更高，声画同步带来了更多的现场感和可视化，由此关于宗教的影视作品、综艺节目通过卫星传输家喻户晓，地理空间的障碍也得到了缓解。互联网的出现，更是让宗教传播极大地突破了时空限制。总之，媒介技术演进所带来的新旧媒体的互动使得宗教传播实现了虚拟时空和真实时空的交融，极大地拓展了宗教传播的方式。

(二)新媒体对宗教传播的挑战

媒介变迁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渗透到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也不例外。尤其是新媒体领域的变革，给宗教传播带来了诸多挑战。(1)大数据时代加剧了传媒风险。一方面，大数据在存储、处理和传输过程中存在着安全隐患，极易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因为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海量的有效数据；另一方面，收集和分析关键信息的过程中隐私保护成为难点，个人信息、隐私泄露风险加剧。宗教这一敏感而又脆弱的领域，极易成为大数据时代风险的中心漩涡。(2)宗教网络传播极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危害极大。网络论坛、贴吧、微博、微信，通过跟帖、关注、转发等来自新媒体的互动，让事件迅速升温，成为言论的集散地和舆情酝酿的温床，一旦舆情被点燃，则迅速膨胀为不可控的群体极化。(3)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筛选和把关弱化，传播主体多元化，让危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言论渗透有机可乘。新媒体线上线下互动的自由性、广泛性，使得国家对此的控制削弱。网民鱼龙混杂，价值判断、媒介素养、国家安全意识良莠不齐，不知不觉中成为宗教极端势力的“帮手”。(4)更为严重的是，境外势力与境内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终端，迅速组织联络动员，策划针对中国境内的颠覆、分裂和恐怖袭击活动。他们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网上传教组织的散播，通过宗教矛盾攻击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疯狂的攻击。

二、宗教传播的策略——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

宗教传播若想取得最好效果，需要认真研究有效的传播策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完成了本土化过程，成为有影响力的宗教，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作为传教刊物的创办和发行，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这些成功案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清宗教传播的策略。

(一)本土化策略

本土化策略是外来文化在异地传播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佛教虽然最早由印度传入中国，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实现了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风格特色，适应中国文化和土壤，最终在中国扎根并逐步扩大影响。

首先，从形式上看，受到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形成了汉传、藏传以及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三个大系，各个系之间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同时产生了禅宗等本土教派。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佛教坚持“众生平等”，每一个人都是有佛性的，也都是可以成佛的。中国佛教继承了佛陀的基本精神，极大地鼓励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实现解脱，同时也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内容中融入了对个人道德完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

再者，佛教与中国的现实土壤和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结合，具有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调和性。具体体现为，中国佛教关注人的现世，颇具人文精神，同时与禅宗紧密结合，根据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创造性地提倡“农禅并重”，完全区别并超脱于印度佛教以钵化缘的乞讨。

最后，从佛教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来看，在印度，佛教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君主也要沉浮。但是，在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让佛教始终处于统治者的附庸位置，并且中国佛教也主动选择了出世，不过多地干预政治，直至近代社会，佛教界名僧仍旧主张佛教“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4]。

由此，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注重信众的体验，从中国文化出发，用中国人理解的方式去调试其传教方式、教义教规和社会关系，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一方面，着重解决宗教本土化策略中的断裂问题，从经典的译释、文化与精神的耦合，契合本土信众的体验；另一方面，渗透到信众的社会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来看，对于经典的译释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宗教传播是以教义为中心展开的，而教义的阐释则需要以经典的传译为前提。外来宗教的本土化，离不开语言翻译，这不仅涉及不同语言的转换，其实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因此，翻译水平直接制约着受众对于经典的认知、理解与接受程度。因此，需要结合本土受众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在不改变其核心宗旨的前提下，尽量提升转换的准确性、生动性以及艺术性。

外来宗教的本土化过程，避不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张力，必须要解决自身的存续与所在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正统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也是在继承佛陀基本精神和核心教义的基础上，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赢得了统治者的支持，也获得了广大信众的接受。

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中国佛教起初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压制和排挤，只能发展为政府的一个附庸，无法在政治领域施加影响。但是，佛教的本土化却巧妙地与儒家思想融合，背靠大树好乘凉，借助中国思想文化的正宗，儒释道合流，在中国取得一席之地并逐渐被接受。从最开始对儒家倡导的纲常礼仪的妥协调和，到对儒家人文精神和思想方法的融会贯通，在重现实、重主体、重心性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寻求平衡。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从来都不是与当地文明的冲突，而是嫁接中的融合，既要保存核心教义信仰及生活方式，又要适应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

由此，广义上来讲，宗教传播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宗教在全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不仅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平共处，增进政治、文化、商贸等领域的交流和促进，而且可以在对比中取长补短。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在基本问题上是具有共同性的。宗教的普适性、教义中的趋同因素以及信教群众的广泛性等等，让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宗教的传播并不单纯只是传道，更多地是传播其所代表的文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碰撞抑或是融合。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几大文化区域的划分中寻找到佐证，如华夏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西亚( 伊斯兰) 文化圈等都是以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内核来划分的。

宗教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还在于探究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和统一性。以人类的整体文化和普世文化为终极目标，宗教传播让文化的差异得到了缓和，这也契合了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虽然跨文化传播中，语言、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和冲突不可避免，但是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才是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

佛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大，中国佛教最终发展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其影响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信众社会生活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精神信仰及文学艺术领域，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在潜移默化中迎合信众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体验。

1.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佛教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文学的审美意境[5]。如唐代所盛行的禅诗，其中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有“诗佛”的美誉，苏轼曾赞颂他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二是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尤其是成语的丰富和发展，都与佛教教义和佛经记载相关，如广为流传的大慈大悲、回光返照、因果报应、借花献佛等等。

2.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佛教是宗教中哲学思辨特点较明显的，其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以及深刻、独到的教义，对中国古代哲学影响很大。如魏晋玄学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隋唐哲学的内涵可以说主要就是佛学。不仅如此，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哲学融合过程中逐渐渗入人们的价值观中，形成大千世界的宇宙观，明心见性的哲学观以及大慈大悲的道德观。尤其是因果轮回、报应不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间社会的道德观念，思想上的震慑效果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3.佛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随着佛教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寺院自身的经济支持了僧人们的修行布道。统治者对高僧的礼遇也是从设寺院作为接待所开始的，供养僧人，极大地充实了寺院经济的基础。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扶持寺院经济发展。唐朝的均田制更是在国家层面承认寺院经济，让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4.佛教对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绘画和石窟领域。就绘画而言，受佛教影响绘画不断发展壮大。唐朝的很多绘画名家，如顾恺之、吴道子、王维等皆以善佛画闻名，佛画是当时绘画之主流。石窟在艺术构成上是建筑、雕刻、壁画的综合整体，著名的有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并逐渐发展出石窟壁画等比较重要的石窟体系。

总之，从衣食住行，到节日习俗，再到休闲娱乐，佛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丰富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

(二)接近性策略——地域、心理、情感和文化的接近性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其宣传内容、办报思想、经营理念对于中国新闻业都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作为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在宗教传播中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策略。

首先，利用地域、心理和情感接近性，向中国示好，开启破冰之旅。该报字里行间都会渗透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友善、热情和帮助，这是一个基本的定调，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西方民众之间的友情。

其次，利用文化上的接近性，为宗教传播扫除最重要的障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文化上注重尊崇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本土化过程让民众逐渐接受这种文化的接近性，也为宗教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报刊命名为“每月统记传”，适应了当时中国办报命名的规律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报刊样式上，封面采用中国纪年，竖体排版，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文化底蕴深厚。在内容方面则这种接近性更加明显，如封面印有中国谚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编署名都是“爱汉者”。最为突出的是报刊对于中国传统儒学的附会，通过解释中国伦理为传教服务。据统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引用《论语》的文字就有10次之多，累计达180余字，还有20多处引用孟子的言论[6]。

最后，宣传策略上，以“中为西用”为主导方针，适时调整策略，极具灵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选择最优位置，直接阐明观点，强力输出。如宣传宗教的内容直接出现在文章的绪论、结语和观点说教之中，冲击力和说服性很强，如“上帝博爱众人，诸国一家，为上帝子民，人们都应该信仰上帝”。另一方面，采取灵活宣传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诱导。为了迎合中国人“师夷长技”“西学为用”和“救亡图存”的需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手段，也是利用西学的优越性和崇高地位来支持基督教的传播。所以该报呈现百科全书状态，各领域的新闻报道和知识普及层出不穷，以至有学者认为“宗教内容已退居次位……阐发基督教义已不是刊物的基本要务”[7]。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介绍西学内容只是宗教传播的手段，只不过这种传播变得更加隐秘而已，其实质是让科学成为宗教的伙伴，使科学知识为宗教传播服务。比如经济领域，说服中国开放，贸易互通，其实核心目的还是为了通商和传教的方便。

总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平温婉、潜移默化、学术传教的特点比较突出，这种从接近性角度的灵活传播策略，更具本土化和亲和力，起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三、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各类暴力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宗教因素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作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夹击让宗教问题变得极端复杂、棘手，成为非传统性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宗教的公共性则是宗教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宗教像环境、政治力量、财富、法律义务、个人好恶以及美感一样，塑造了社会秩序。”[8]

法律、道德、宗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中法律依靠的是强制手段，道德更多是软性的，发自人们的良心和责任感，而宗教则介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作用。由此，世界各国往往把宗教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引导宗教发挥积极的作用。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宗教伦理成为社会治理的良性润滑剂。宗教伦理一旦在信众中扎根，他们就会自愿、自觉地接受神的指引和道德指令，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习惯，成为自律性的行为规范。同时，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宗教道德不断寻找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契合点，教徒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例如，佛教讲究的大慈大悲，慈悲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佛教的慈悲观服务个人，拯救社会，其终极目标在于解除苦难。在这一基础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效地消解了社会矛盾；佛教的禁欲理念，尤其是克服思想中的贪婪、欲望等腐化的东西，保证了相对的平静与和谐；在佛教的教义中，不杀生是佛教的一条基本戒律，表达了对生命的重视，众生平等，哪怕是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这也是佛教对生态的重视，成为社会治理中人与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基督教对于社会治理的贡献表现为，基督教教义中关注弱者，尤其穷人、守寡者、残疾者、生病者、无家可归者等，满足弱者的基本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基督教象征着一种文化身份，代表了文化认同，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下，基督教更好地实现了文化整合。

2.宗教与法律在公共性上的高度一致。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甚为紧密，两者在公共性上达到高度一致，尤其是宗教通过对法制的影响达到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例如佛教对中国法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戒律方面。佛教戒律严格规定了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传统儒家思想讲究的仁义礼智信，即“五常”，是儒家规定的基本行为规范，构成其法制的理论基础。而佛教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北齐《魏书》的著者魏收在书中认为两者只是“名为异耳”，实则相同，说明佛教戒律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理念之一。此外，佛教戒律观念对中国的道德、民俗习惯也有影响，也就是法制中体现的人情一面，影响着民间的习惯法。古代官员对于佛教的信奉和研读，甚至也会将其作为判案的依据。佛教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仅是诉讼和判案的影响因素，还在心理层面对社会犯罪产生抑制作用，尤其是对于封建王朝的酷刑、残暴也是一种限制。

3.宗教组织的社会中介力量。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化团体而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中介，可以有效渗透到社会治理中，影响和改善社会治理的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宗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教方式、组织制度和社会活动，尤其在维系社会公共伦理、扶助贫困、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社团所难以发挥和承担的社会职能[10]。宗教已然大量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中，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角色。

4.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两面性。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教的社会治理积极作用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的调解、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以及对社会团结的凝聚。现代社会，面临各种竞争和压力，人内心变得烦躁、焦虑、复杂，宗教信仰帮助人们舒缓、释怀，无论是救世说、命定论还是仁爱、因果，都能使信仰者找到内心的平静。宗教还会通过对未知事物的遇见和解释，消除人们的恐慌，提供精神慰藉，以维持社会秩序。宗教的禁欲观念，以及其戒律法则，有效控制了人的消极欲望、极端冲动，维持社会稳定。此外，宗教信仰增加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社会人之间的认同和共识，凝聚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另一方面，宗教又极易激化民族仇恨和对立。对于宗教的狂热、偏执，导致宗教矛盾的复杂、持久，再夹杂着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冲突，后果更为严重。从古至今，因宗教信仰不同导致的矛盾冲突不胜枚举，从古代的宗教战争，到如今中东地区的宗教问题，影响和波及面甚广。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近些年还裹挟着民族分裂势力，如中国新疆东突势力，都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不容忽视。

结　语

未来的宗教传播研究中，一方面需要重视宗教类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他们虽然是非国家行为主体，但是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力量促进全球治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的争夺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好新媒体便捷的优势，提升宗教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放大宗教传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进而从事正当宗教传播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宗教传播背后深刻的文化影响和意识形态因素，把握宗教传播的规律，完善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宗教问题的核心在于要处理好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宗教制度化而非政治化，通过制度化的宗教形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因宗教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即通过宗教的方式来解决与宗教相关的问题。

[1]梁丽萍.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J].现代国际关系,2003,(6):25-30.

[2]凯瑞 詹.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

[3]华莱士 A.宗教人类学的考察[M].纽约：兰登出版社，1996：107.

[4]印光.印光集·净土决疑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张丽霞.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J].青年文学家，2009，(3)：97.

[6]罗大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旨及编辑特色[J].学术界,2008,(5):240.

[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8]格尔茨 克.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6.

[9]陈立明.宗教的公共性及其社会治理创新[C]//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8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那晓波]

1002-462X(2016)03-0156-05

2015-12-26

胡晓娟(1968—)，女，博士研究生，从事传播学与社会生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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