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晓虹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思路
——以美国经验为借鉴

侯晓虹

文章从发展轨迹、价值取向、教育模式三方面揭示美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期为振兴我国高等商学教育提供启示；探索我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思路，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办学机制和培育符合现代高等商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复合型商学人才的具体措施。

美国；高等商学教育；发展轨迹；价值取向；培养模式

发达国家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商学人才培养对一国的经济腾飞至关重要。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商学人才的需求呈增长态势。近年来，商学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潜力较大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学科之一。美国是商学教育体系完整规范和灵活多样的代表性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根基，我国高等商学教育起步晚，发展基础薄弱，通过对美国高等商学教育进行分析，探索我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思路，对促进我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振兴和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美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美国高等商学教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850—1880年以“职业培训”为特征的雏形阶段，1881—20世纪40年代的“专业化”建设阶段，20世纪40—70年代“制度化”建设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逐步完善阶段。19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和自由企业制度有很大的发展。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和纽约等大商业中心新建了学院式的商学院，1850年后这类提供“职业培训”性质的商学院几乎遍布每一个小城市，到1893年，全国已达500多家[1]，但这类以赢利为目的传授经商经验的学院式商学院未能提供专业化的商学知识，社会地位较低。19世纪早期受德国高等教育崇尚“教学和研究自由”理念的影响，基于商学教育需要提升到专业性教育高度的共识，1881年，美国费城成立了世界第一所实施工商管理高等教育的学校——宾夕法尼亚沃顿学校，1908年哈佛大学实施工商管理教育，1912年成立了独立的哈佛大学商学院，将商科硕士命名为工商管理硕士（MBA），标志着美国商学教育跨入大学行列，为美国商学的专业化教育揭开了历史性的一页。1916年AACSB（美国高等商学院联合会）成立，并于20世纪20年代发布了第一个工商管理项目的评价标准。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现了学院向大学的转变，建立了现代大学的模式，大部分州立大学都提供商学本科和硕士教育。从1881年沃顿实施工商管理高等教育到二战前，是美国大学商学教育知识体系和学科专业化发展的实验性阶段。

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工商领域对职业人员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促进了专业学位的快速发展，为商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作为为非学术性的工商组织培养企业经理人的MBA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因有别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而倍受青睐。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美国高等商学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商科学士学位授予数在80年代居各学院之首，80年代到20世纪末学士学位绝对数增长相对平缓，硕士博士学位绝对数则增长迅速。20世纪90年代,商学教育引领了专业化的潮流，“以1995年为例，授予的硕士学位中，商学和教育学专业几乎占半，专业硕士学位占学位总数的80%”[2]。近40年来，除了少数的年份外，商科硕士教育的增长对硕士教育总体规模增长的贡献达到20%以上[3]。美国研究生委员会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可归结为20世纪下半叶来研究生教育的“非学术化”倾向。从学位结构上来看，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更注重务实致用的“专业学位”，美国把引进的德国大学的研究所与本国早期的学院制相结合，形成了研究生院制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进入20世纪后取代了德国，尤其是二战后，形成了积极与国家和个人发展需求互动的良性发展态势，这也是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所在。

如果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交叉、重合和竞争的多重机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内生型的变革则较易发生[4]，美国的高等商学教育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经孕育、发展和成熟，是长期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20年代“职业培训”性质的商学院到1881年成立的第一所实施工商管理高等教育的沃顿学校，历经几十年，19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把商科硕士命名为工商管理硕士（MBA），商学教育实现学院向大学的转变历经30多年，以MBA学位教育为主体的商学教育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美国的高等商学教育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一种自发内生型的发展历程，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根基和内在逻辑基础，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痕迹和特色。虽然美国商学教育于19世纪80年代已跻身于大学，但作为专业教育的商学教育与文理教育平起平坐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其早期的商学教育设置在文学院系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学院或科系，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898年实施工商管理教育，20世纪40年代才从经济学系中独立出来。孕育于经济学教育的商学教育发展到与经济学的分离是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商学教育发展和完善的根本原因是坚实的经济基础、对商科教育的重视、充分的自主权、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社会评价机制，这也是其商学教育从量变到质变的推动力。

二、美国高等商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依据和基石，商学教育会由于偏重理论分析而招致脱离实际的责难，也会由于理论分析不足而遭致学术不足的责难，商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学科、个人、国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商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学生对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和判断。

美国商学教育经历了早期的缺乏学术性的“职业培训”，到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崇尚量化模型和数学计量方法的学术模式，到当今倡导“职业和学术”均衡发展的三个阶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美国早期的商学教育主要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学院提供的经商技能的“职业培训”，商学知识被认为是来自经商的“经验”，商学教育更多地侧重实践经验的学习，没有公认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标准，质量和层次低下。美国高等教育深受19世纪早期德国的影响，德国19世纪前大学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而不是科研，1801年德国教育厅厅长威廉·洪堡创建了第一所现代新型大学——柏林大学，颠覆了传统教学型大学的模式。威廉·洪堡提出，大学除了“教学”外还应肩负“科研”的职责。德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在推动19世纪的德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技术国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威廉·洪堡倡导的“教学与研究统一”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也推动了包括商学院在内的各学院研究风气的形成。秉承德国大学倡导的大学应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职责的理念，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在《为州服务》的就职演讲中提出：州立大学为所有各阶层的人民所有，人们可以找到自己追求的学科，大学必须扩展其学科范围[5]。其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取向赋予了高等学校第三项职能——服务社会。这一价值取向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促进了本州经济发展，为各州立大学所效仿，对美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商学院也在这场运动中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各种专业学位进入大学，大学成为了使职业教育变为专业教育的机构，大学使社会所有的职业享有了专业的声望和地位。20世纪初至40年代期间也是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形成时期，作为应用文科的商科也有了通向专业发展的道路。此外，除了专业教育外，包括商学院在内的美国大学还以一般性的通识教育为己任，这与当年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思想家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提出的“通才教育”的观点不无关系。1936年他发表演讲呼吁“大学教育不应过于重视职业教育，热衷成立专业学院和追求商业利益……在接受专业学院学习前应接受古典文化和语法、修辞、逻辑和算数在内的通识教育”[2]。在极度专业化的时代，通才教育可以培养出更具广泛适应能力的人才，解决拘于单一学科产生的知识分崩离析的教学问题，使社会成员具有共同而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体系。

随着商科入学人数规模的急剧扩张，办学质量和办学宗旨偏离了起初大学追求真理的抱负和追求学术标准的高远目标，如何提升商学教育的学术质量和使商学教育走上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发展道路成为关注的焦点。1959年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使商学院受到如下批评：课程设置过于职业化，专业教员研究能力差，这些冲击促进了商学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商学课题成果的产生、教授学术领域的建树和商学院声誉的上升，之后的工商管理教育进入了专注学术研究发展的模式，20世纪60—80年代，AACSB对课程标准进行了多次修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包括基础理论课程、职能课程、工具课程、人文社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课程体系。20世纪90年代，MBA教育由于脱离实际受到如下指责：偏重理论和分析工具、技术性课程过多，专业过于细化导致知识狭窄，专业化教育无法使学生体验到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忽略了商业活动必需的人文精神。

21世纪以来，2008年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加之美国的“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被归咎为商学院实用主义和唯利是图教育的恶果。面对新变化和新挑战，AACSB于2013年正式颁布了新的商学教育认证标准，对现行标准进行了重大修订。新标准强调了“学术参与”与“职业参与”的适当平衡和交叉互补，强调商学院需建立与“使命”的联系，通过使命陈述来体现“鲜明”的特色和反映“整体”的目标。针对来自商界和学界的批评，新标准强调了学术活动应包括学科研究、实践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三方面的平衡发展。此外，新标准增加了对商业伦理道德的关注和商学院应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关注[6]。

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教学型学院到科研型大学，到多功能型大学，美国大学的职能应源于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本身的发展规律，知识的追求包括知识的传播、创造和应用[7]。美国高等商学教育经历了早期的缺乏学术性的学院式的“职业培训”，到始于60年代末崇尚量化模型和数学计量方法的“学术模式”，到当今倡导“职业和学术”均衡发展的多功能型大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知识观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早期的商学教育深受德国“专业学术精神”的熏陶，美国有对德国经验的汲取，更有对知识的创新、融合、应用和发展。与德国相比，德国大学更多地强调学术自身的纯粹性，而美国大学则在教育使命、教育定位、教育政策上更强调知识服务社会和满足个人需要并重，形成了务实致用的学术文化，建立了完善的培养“全人”教育的学科专业体系，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最终取代了德国模式。美国大学在赋予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的过程中突破了学术自身的纯粹性，其理念和实践的创新精神在大学职能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美国高等商学教育模式

教育模式是高校在一定的价值取向指导下为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和满足个人自我发展而实施的人才培养过程，由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组成。价值取向决定了教育模式，价值诉求的实现需要通过教育过程来完成。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是实现培养目标的保证。教育模式差异化的培养目标、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多样化的培养方式是商学院的竞争力所在。

美国高等商学教育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类是常青藤大学和享有盛誉的私立学院，以硕士教育为主并设博士学位，不设本科；一类是以硕士教育为主，设有本科的州立大学；一类是以本科和硕士教育并重的州立大学；一类是小型的工商管理学院。前两类着力培养商业领域高级管理人员，第三类着力培养专业性的中层技术管理人员，第四类着力培养工商领域一般性的工作人员。尽管每一类型大学的培养目标大致相同，但在同一类型中各大学的具体目标也存在着差异性。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具有领导能力和高级管理知识的人才，沃顿则强调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和领导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则带有强烈的技术型特点，培养高科技管理人才。具体到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商学教育的实用性

与其他学科相比，商学距市场经济最近，在所有学科中商学更具有实用性，与工商管理活动的联系最为紧密。高速公路的发展带动了远近郊住宅的发展，随之城市规划、房地产、土地经济学等课程应运而生；体育赛事的兴起，带来了运动产品审批、运动队估价和运动场融资方面的课程；为应对竞争，加大了技术创新管理的内容；为增加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增加了异国文化背景的课程；为适应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设置了管理信息系统专业；为满足市场需求，一些基础理论课程如“会计学原理”被“管理会计”取代。在教学方式上哈佛大学主要采用的是“案例法”，培养学生分析、判断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麻省理工学院的“行动教学”则强调有实效的研究，即把学到的原理运用到实践中为公司解决具体问题。美国大学鼓励教师为工商界提供服务，商学院很多教授或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或效力于公司，如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鼓励教授将研究成果尽快运用于企业实践，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市场营销为全美第一，菲力普·科特勒被誉为现代市场营销学之父，教师队伍由学者和具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律师和企业实际工作者组成，拥有商务实践背景的教师就是拥有一笔巨大的实践教学资源。

（二）商学教育的国际化

二战后，跨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的国际化和公司内部管理的复杂性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转向国际化。商学教育的国际化20世纪50年代由哥伦比亚大学提出，70年代AACSB号召认证商学院加强商学教育国际化，8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达到高潮，欧美国家进入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阶段，90年代美国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标准法》提出了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计上表现为：国际企业与管理、经济体制比较、外语教育、企业的社会与法律环境。此外，通过吸收他国人士进入教授委员会、为学生制定海外学习方案、吸引海外留学生、扩大师资对外交流来实现商学教育的国际化。海外留学生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及产业创新理念和实践的重要源泉，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研究生来源国[8]，其中最热门的专业就是商学。这也意味着我国良好生源的减少，给我国的商学教育带来了冲击。吸引海外留学生不但给美国商学院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也为美国未来输送了国际化的商务人才。教育国际化是美国商学院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化，主动把本国商学教育推向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培养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人才的战略举措。

（三）商学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综合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兴起为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而进行课程变革。传统上大学是按生产运营、财务和营销等职能来设置课程的，耶鲁大学则基于员工、投资方、客户、竞争对手、国家等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开展教学，旨在突破按企业职能部门设置职能课程的学术壁垒；哈佛商学院将“博弈论”“教育学”和“运筹学”相结合。上述教学活动主要是通过跨学科的“团队教学”来完成的。此外，各商学院普遍开设“软技能”课程和重视商业伦理课程，如“领导艺术”“企业家精神”“商务交际课程”“管理沟通”“职业道德”等课程。西点军校运用的“知、行、省”的培养三要素，即知识（了解掌握本专业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构架）、技能（掌握能够胜任本专业工作需要的技术和能力）、价值态度和信念（具有本专业需要的正直和诚信的品行），受到商学院的推崇，大多数商学院只是注重“知”，而忽视“行”和“省”。美国商学院为此在教学中融合“知、行、省”三方面内容，主要通过课程整合、体验式学习、案例教学、行动教学、团队项目来实现“知、行、省”之间的平衡[9]。

美国商学教育的实用性原则、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原则和培养规格的综合化趋势突出人才培养的高度和广度，既反映了商学实用性的本质和满足市场需求的功利主义，也体现了商学教育实现个体利益和服务社会的公益性。总体来讲，美国大学课程结构、人才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和评价方式体现了以市场需求和学生发展为导向的宏观整体设计思路。其本科教育承担着一般性的通识教育和商学专业教育的双重任务，本科二年级前着重人文、自然、社会科学和人际交流的基础课程的学习，专业学习则集中在三四年级，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则为研究生教育的三大目的，既为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满足了实用主义文化和功利化的现实需求。尽管美国大学高度自治，但非常重视外部需求和压力，表现在：（1）适应社会对大学的期望；（2）接受社会团体影响和监督；（3）追求专业学术组织建立的共同规范和标准。这种机制促进了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学校对学科标准的敬畏，教师对学术的追求，社会对大学的尊重和公众对服务社会理念的支持。

四、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思路

中美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环境上存着在很大的差异，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必然会面临很多相似或相同的问题，汲取美国高等商学教育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疑可使我国高等商学教育少走弯路。但是，如果不关注学校运行的社会背景，任何改进的尝试都将是一场修修补补的变革[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由于两国的差异性，亟待在知识体系创新、价值观念创新、办学机制创新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商学教育模式。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和探讨。

（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办学运行机制

美国高等教育法规对联邦和州政府、学校的责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分权—制衡”机制，各大学在招生数量、招生条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上均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预算和信息服务等间接方式来影响高等教育的，高校的质量评估由民间组织发起，如对商学院的学术排行就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新闻媒体组织实施的。美国的AACSB也是一个非政府性的认证机构，是一个由高等管理教育机构自愿参与，由商学院、社团和其他机构组成的非赢利组织。为获得认证，申请学院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课程建设、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方式、发展科研活动，促进学生完成学习目标。与美国民间主导模式不同，我国高等商学教育质量评估由国家教育部执行，为政府主导模式，缺乏市场自发调节和媒体参与。在美国，获得经认证的专业学位是参加一些行业执业资格考试的前提条件，这使美国专业学位教育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我国尚未建立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也影响了“专业学位”教育的社会地位。

美国的高等商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且建立了专业学位与行业执业资格之间的衔接和高度认可的AACSB评估标准。我国的学科目录划分则以学科为导向，商学教育从属于“管理学”，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商学专业学位与行业执业资格之间也没有建立关联纽带，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由国家教育部执行，缺乏市场自发调节和社会评估机制的权威性定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使商学院没有充分的自主权来实行自治，标准僵化造成多数商学院因循守旧，自我调节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差。商学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功能和独立性，无论从商学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来看，还是商学教育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特质来看，我国商学教育有待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

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在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目录商学由商务管理与经营（综合）、金融(综合）、国际商务/贸易、企业经营、会计、房地产、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与服务、管理助理/秘书构成。美国收录学科的核心条件之一是具有独立特色课程或实践，且所有课程或实践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商学在美国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中占有独立的地位。我国的学科目录划分则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商学教育从属于“管理学”，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归于“商学”门类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和“金融”在我国则归于“经济学”门类，在商学教育过程中不能厘清经济学和管理学与商学之间的差别，势必造成商学教育的内容定位不清。我国在“专业学位”教育中，教学导向具有“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学”学术化倾向，对专业学位的商学教育势必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此，需要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应用作为专业划分的原则，明确商学的专业设置标准。

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具有滞后性，表现在：（1）在专业设置上层层报审；（2）所属主管部门名目繁多的各种专业评估考察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3）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政府有着极强的依附关系，不能有效地应对市场变化；（4）传统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使高校缺乏独立运作能力和宽松的学术创新环境，难以形成以产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5）重学历和理论的职称评定体系导致专业型学位教师重理论研究，忽视应用型知识和技能传授，多数教师从事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工作，也是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不足和办学同质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1）我国政府和行政部门应抓宏观管理、立法、评估、信息服务；（2）加大非政府行业协会在专业学位培养和评价等方面的话语权，建立符合国际商学教育发展趋势的评价指标体系，鼓励新闻媒体及民间组织的参与；（3）改变教师结构，建立“学院派”“学者”“企业家”组成的教学队伍，区别学术型与专业型教师的分类评估制度，建立“双职称”和“双导师”制度；（4）加大学校与市场的融合度，允许高校在具体的专业设置上根据本地区的市场需求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二）培育符合现代高等商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复合型商学人才

高等商学人才主要有“通才”和“专才”之分，前者通过“通识教育”得以实现，后者通过“专业教育”得以完成。复合型人才则体现了对学生知识、技能和素质三方面的要求：既具有通用和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的综合素质。“通才教育”关注人的生活、职业、道德、情感和理智的和谐发展，是一种超越功利性的教育，美国大学的核心课程是为实现“通才教育”目标而设计的，在大学本科阶段已经受到了大量的通识教育熏陶，为毕业后进入职场或进入研究生教育培育了良好的基本素养。研究生阶段则更加注重教学和学术研究，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商学院的教育价值遭到各界的质疑，管理教育建立在基本错误的理论之上[11]，商学教育的社会性缺陷导致人生价值观的扭曲、人性的贪婪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12]，MBA教育产生的最具破坏力的地方即是整个社会[13]。与其他学科相比，商学教育注重应用性，工具性强，经济学原理教育人们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商科学生在这种“经济人”学说和技术分析方法的熏陶下无视他人和社会利益，使商学教育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给国家、社会、企业均造成巨大损失。中美高等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功利主义”和“专业主义”导致的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无视通识教育，造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知识薄弱，价值取向过分注重个人和经济利益，商业道德缺失的阶段，违背了现代社会对综合素养高、人格健全、适应性强、知识面广的人才要求。

我国的课程主要是围绕学科自身的逻辑而设置的，对个人和社会需求反应迟钝。尽管也兼顾了通用性和专业性，但偏重传统理论，专业必修课过多，通识和专业选修课过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完善知识体系：（1）增加选修课，缩减必修课，加强通识教育中的历史、哲学、理工法课程；（2）加强课程整合，改变课程结构，对传统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删减和整合，打破学科分割状况；（3）加大伦理教育力度，加强社会责任和个人道德修养，避免空洞说教，吸收美国高校对企业及成员行为规范的具体伦理问题的教学内容，把我国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家文化和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很高地位的晋商和徽商伦理元素融入企业伦理教育中；（4）增强软技能教育，加强学生的沟通交际能力；（5）建立独立、自信和自省的商学学术价值观和学术规范，增强商学与理工法学、人文社会学、环境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渗透，开发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引领中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6）通过教师团队授课实现跨学科教学，授予联合学位，建立培养实践能力实验和实习基地，实现综合型人才的培养途径。

培育符合现代高等商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复合型商学人才主要是通过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来实现的，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应该只是罗列在课程表中的课程名称和支离破碎的知识摆设和堆砌，而应贯穿于商学课程体系、培养计划和教学活动的始终，以保证知识系统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融合、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连贯性、本科与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的递进性和衔接性，最终实现培养复合型商学人才需要的学科实用性的工具价值，服务社会的人力资源价值与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人性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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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云]

侯晓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201020

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6)12-0162-0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