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志，宋　阳

(1. 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2. 哈尔滨金融学院 金融系， 哈尔滨 150030)



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减排市场机制选择与设计

王有志1，宋阳2

(1. 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40；2. 哈尔滨金融学院 金融系， 哈尔滨 150030)

绿色发展已经被提高到政治高度予以重视，减排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任务。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是推动减排的重要途径，其主要内容是排放总量配额的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设计。克服传统的总量交易机制经济成本过大问题，需要增加配额供给曲线弹性，在传统总量交易机制的基础上设计“配额储备机制”，可以更好地控制减排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消除排放数量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纠正市场信息不充分的弊端。“配额储备机制”包括配额总量与配额储备额度设定、储备配额来源、市场交易机制以及市场交易监管等，尤其是配额储备来源方面可以考虑纳入森林碳汇，以促进国有林区生态价值的实现和补偿。

减排市场机制； 安全阀； 混合机制； 配额储备机制

绿色发展是“很大的政治”，减排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任务。从世界各国的减排实践来看，市场机制(具体包括总量交易与碳税)是治理减排的主要手段。我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总量交易手段逐渐得到顶层设计的支持。同时，学界也有声音支持应用碳税手段实现减排。为了顺利实现和履行我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及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的减排目标与国际承诺，结合我国碳交易试点的运行经验，有必要对这两种市场化减排手段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减排机制。

一、文献回顾

市场化解决减排问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数量控制，即总量控制下的交易机制(简称总量交易机制)；二是价格控制，即碳税。二者各有弊端和优势，单纯的碳税受到一些学者的倡导，但存在排放数量的不确定性，即社会成本大；单纯的数量控制容易受到环保主义者的支持，但存在排放权价格的不确定性，即经济成本大。Nordhaus等认为价格控制可能更有效[1]。Stavins等则更支持使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政策实现减排[2]。Pizer认为，为应对单纯的数量交易政策容易导致价格波动的弊端，通过设计最高与最低价格的安全阀来改进[3]。政策设计上，出于政治影响考虑，世界各国更加倾向于改进总量交易机制以使其更加富有弹性进而减少价格波动(以实现碳税政策的有效性)，如美国、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Murray、Newell和Pizer在权衡了成本以及二者在不确定性方面的影响之后，提出了增加排放权供给曲线的弹性可能是未来改进总量交易机制的努力方向[4]。

国内研究方面，林伯强等认为，强行通过总量控制可能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5]。刘小川等认为，碳税在控制管理成本和经济成本上可能更有优势[6]。谢来辉认为，发达国家更加倾向于使用碳交易来解决减排问题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实际上是将政策环境范围进行了拓展，强调了政策的可行性和社会成本[7]。魏庆坡认为，短期内，我国应该采取双策并举的政策，而长期内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实现更好的政策效果[8]。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强调某一政策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合时宜，理论上的优劣已经不能满足减排实践上的复杂性需求。我国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减排的边际收益与成本差距更为明显，这使得总量交易机制可能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际。这一点已经从顶层设计的实践上得以体现。在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之前，如何增加排放权供给曲线的弹性，进而降低排放权价格波动幅度，并严格执行数量控释限额将是我国总量交易机制设计的目标取向。

二、总量交易机制利弊与改进

(一)总量交易机制利弊分析

单纯的总量控制与碳税在碳排放权供给曲线弹性方面处于两个极端状态。前者属于“0弹性”状态，即排放权价格与需求变化成正比，优势在于排放量一定，劣势在于价格波动太大，经济成本大，这是碳税优于总量交易机制的理由之一。实践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RECLAIM)的NOX 市场就曾经因为市场机制设计问题导致价格发生巨大的波动。世界最大的欧洲联合排放交易系统(EU ETS)在2008年也发生过排放价格巨幅波动的情况。

后者属于“无限弹性”状态，即排放权价格与需求变化无关，优势在于价格波动幅度小，劣势在于排放量不确定，社会成本大。这点受到特别是环保主义者的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政策目的。实践方面，欧盟在设置碳税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总体减排市场上，碳税依然不是主体。原因在于，碳税不容易在政治上得到利益群体的支持。

(二)总量交易机制改进

为了克服总量交易机制的弊端，大量的努力都被放在如何纠正总量控制交易下的价格波动问题。基本上可以有两个角度。

一是改进总量交易机制自身设计。如Ellerman et al认为，导致总量交易机制下价格波动幅度过大的原因在于缺乏排放权跨期交易设计[9]。RECLAIM和早期的EU ETS(Phase I)禁止进行跨期的排放权交易(Borrowing)与储蓄(Banking)，初衷在于更加迅速地实现减排目标，但事实上加大了价格波动的幅度。不过，跨期交易与储蓄并不是万灵药，由于气候政策受到法律和行政的干预过多，且易变，导致经济主体并不能形成连续有效的预期，进而并不能完全解决价格波动问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减排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的复杂性，仅仅从理论上的经济效率判定是不合适的。

二是设置安全阀及其变形。较早的研究试图将碳税与总量交易机制混搭起来，由Roberts 和Spence首先提出后被Pizer发展的设置安全阀的总量交易机制，即在总量交易机制下设置最高价格(Ceiling Price)。在安全阀以下，该机制实际就是传统的总量交易机制，一旦排放权价格超过安全阀，该机制就变成碳税，企业可以在固定价格下购买任意数量的排放权(见图1)。这样既可以实现价格波动幅度减小，又可以降低企业负担。Jacoby和Ellerman等认为，安全阀的设置并不足以减少波动幅度，需要对配额价格设定最高价格(Ceiling Price)和最低价格(Floor Price)，可以成为混合机制(Hybrid)[10]。这一变型需要在价格低于最低价格时，将配额收回，或者购买低于最低价格的配额的申请者以附加价格形式购买，以防止价格进一步走低；当价格高于最高价格时，发放附加配额或者允许企业以最高价格排放，以防止价格进一步走高。实践方面，该机制已经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美国国会法案也引进了这一机制设计思想。

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允许进行跨期交易还是设置安全阀机制，这种传统的总量交易机制依然存在价格稳定性、排放总量不确定性等问题。也就是说，总量交易机制对于减排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控制依然需要改进。尤其是我国的碳排放市场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于气候政策信息敏感性差异较大，在绿色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减排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克服传统总量交易机制的不足，最大化发挥减排政策整体效能，科学合理的市场机制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我国总量交易机制的基本特点

(一)我国碳交易试点运行情况

2011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选择在七省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6月深圳碳交易平台完成了国内第一笔碳交易，至2014年6月，7个试点交易平台均已启动碳交易。截至2014年底，7个试点平台共纳入自愿减排企业1 900多家，核定排放配额约12亿吨。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了2015年第三次碳排放配额拍卖，所有50万吨配额额度均以保留价格拍出，且低于二级市场成交价格。这表明，我国碳排放市场活跃度良好，企业减排意愿、履约积极性强，更重要的是，二级市场活跃反证了一级市场调节的必要性。

(二)我国总量交易机制的基本特点

第一，总量设定以GDP预期增速为基础，不确定性大。碳交易机制中，总量设定至关重要，是整个机制中最核心的顶层要素。合理科学的总量水平设定不仅关系到减排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企业参与意愿与抗压能力弹性的形成。从当前7个试点交易平台总量设定机制来看，由于国家整体减排目标的设定来源于单位GDP的强度目标，所以，各试点的总量设定也是基于强度目标和GDP增速。其中，深圳交易平台最为彻底，直接使用相对总量，而非绝对总量。其他试点采用绝对总量，但由于GDP增速本身有不确定性，如果地方对当地GDP增速估计过高，则会出现减排总量“自上而下”的高于实际减排量，进而大大降低减排目标有效性；如果地方对当地GDP增速估计过低，特别是当经济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时候，可能会形成减排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冲突，加大经济成本。当然，这种不确定与基础数据、监控技术水平有关，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机制设定的重要性。总量配额发放弹性过大，必然导致减排有效性降低。

第二，总量预留机制增加了配额发放过多的风险。一是总量设定时，对于经济增速进行了预留，增长空间的预留增加了配额稀缺程度的不确定性，影响交易市场有效预期的形成；二是与配额发放标准相联系，以历史数据为主的“祖父法”(即以近几年的历史排放水平作为标准，设定企业排放配额)容易“反向激励”企业隐瞒排放水平和技术，这进一步扩大了总量预留扩张的风险。我国碳交易试点缺乏一定的“兜底”机制，即配额加总一定不能高于提前设定好的总量水平，如果高的话，则统一打一个百分比的折扣。增加了配额发放过多的风险。

第三，缺乏与其他减排政策的衔接。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层面，节能减排目标是由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合力实现的。碳市场作为其中的一个政策手段，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与补充。地方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都能够带来巨大的减排叠加效应。但现阶段来看，这些政策及其减排潜力在制定碳市场的总量控制目标时很少被充分地考虑到。这些措施与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有很大的“协同效应”。

第四，配额发放以免费发放为主。配额发放主要有拍卖、祖父法和基准法三种，以拍卖法效率为高。但是，为了调动企业参与，我国试点平台主要以免费发放为主。免费发放和“祖父法”对企业来说发放的配额很宽松，减排压力不足。

第五，配额交易价格波动缺乏有效监管。总体看，我国的总量交易机制实际上是以数量控制(数量信号)为主，市场规模确定。即使存在一定预留，也是属于总量配额的预留，这不利于形成正确预期，更加容易导致交易价格波动，容易形成企业负担过重，或者交易价格过低的情况。

我国碳交易的总量交易机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设计需要改进。一是有助于市场预期的形成，基于GDP预期的总量空间预留需要改进；二是市场信号传递机制，数量信号没有价格信号有效；三是与相关产业政策配合，以获得最大的政策收益。

四、 配额储备机制及其基本框架设计

(一) 配额储备机制及其优势

配额储备机制是指在配额价格达到最高价格以后(基础配额额度用尽)，设定一定额度的配额储备池，并在配额储备用尽后进入纯数量控制机制的机制安排。这一机制设计相比混合机制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有助于增加配额供给曲线弹性。混合机制可以作为配额储备机制的一个特例，既可以实现环保团体的数量控制目标，也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进而可以更好地反映公共利益，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经济效率也不比混合机制差，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机制设计。

二是有助于减排长期目标的实现。混合机制包含配合跨期储备的机制设计，如果发生市场预期排放配额趋紧(数量信号)的情况，即使配额价格达到最高价格(价格信号)，理性的企业也会增加当期的配额购买以应对未来排放趋紧的市场预期，进而导致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面临困难。配额储备机制的设计设定了一个企业预期改变带来的需求增量限额，从而可以保证减排长期目标的实现；

三是有助于纠正市场预期偏差。市场化安排的弊端来源于不确定性，包括数量控制的价格不确定性以及碳税的数量不确定。更为重要的是，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信息演化与政策制定的动态性的核心特征，一系列新的信息会不断出现，以及诸多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使得气候政策自身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会严重影响企业对于未来排放价格的正确预期的形成，进而对于企业当前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混合机制允许购买跨期配额，进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对于未来配额价格的预期，但是，对于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配额市场来说，价格以及政策的不确定并不能保证跨期交易发挥稳定价格的作用，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对于气候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明显偏差。配额储备机制的设计有助于企业理解市场、进而在市场形成初期将价格锚定在最高价格附近。

(二)配额储备机制的最高价格与额度设定

设计配额储备机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确定合理的最高价格与配额额度。理论上讲，最高价格应该设定在企业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点位上。但是，实践上，这一点位的确定涉及太多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气候政策的易变性，相对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涉及世界各国的努力和合作，公共性更加广泛，所以，一旦有其他宏观经济负向影响出现，气候政策就很可能会被放到次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的扩大而加剧，这样对于设置统一的气候政策就更具有挑战性。这一点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影响就更为突出。Weitzman认为，当政策的边际收益曲线较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绝对值为大时，价格控制政策更为有效，反之则数量控制政策更为有效，且有效性随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大而增强[11]。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减排边际成本差异巨大，这无疑会导致国家整体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这一点，不但印证了数量控制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也突出了最高价格设定的难度。

解决方案是，将最高价格设定在一个“不太高”的范围内，以不能对经济整体造成太高的经济负担为出发点。可以依据我国国际承诺的整体配额情况，以及7个试点先行市场的交易价格情况，设定一个最高价格区间，并在期限内定期进行适当调整，保证整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增加宏观经济整体适应能力。

关于配额储备的额度设定。设定有限弹性的、配额储备，即根据每年减排额度的10%-20%来设定配额储备的下限，同时根据交易年校准期(减排期截止后给监管部门和企业核准减排量和配额的时间)结束前市场需求情况增加“跨期交易补偿额度”，年度剩余额度将自动取消；而配额储备的上限相对容易确定，可以根据减排目标以及历史排放数据之间的差额确定。储备太大，一方面，最高价格设置过低，另一方面，不能起到控制排放总量的作用；储备太小，不能起到控制价格上升压力的作用，或加大宏观经济成本。储备的设定可以对市场预期的传递明显的引导作用，稳定企业排放成本最高价格的预期。

(三)配额储备机制的额度来源

配额储备机制要保证实现整体减排目标的前提下，降低企业减排成本，配额储备的额度来源就成为又一个关键环节。配额储备的额度来源可以有三个渠道：

一是跨期交易。预支减排期限内未来排放额度，如果没有触发储备，则该额度重新回到未来排放配额中，以保证总体额度不变，降低企业短期排放成本。如果发生跨期交易数量增加的情况，则显示未来配额数量的紧缩，理性企业可以依据自身减排情况适当增加当期配额购买量，以备未来使用；

二是来自前期未使用的基础配额。如未使用，则该部分配额在实施期截止时自动取消。这一渠道实际上增加了企业成本，但是，这一机制的设立同时也向企业传递了有效的市场信号，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交易，缩小排放价格波动。而企业增加的购买支出将被严格用于监管部门的补偿性购买行为支出，如当价格出现低于最低价格的情况的配额回购支出，或者是为积极参与行业外补偿交易的支出，如鼓励排放企业参与林业减排项目等补偿性排放交易；

三是来自补偿性配额交易项目。我国是林业大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使得国有林区获得了较好的休养生息，森林碳汇功能逐步加强和显现，但林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依然很重，关键之一就是生态价值的实现。应该说，全国性减排市场的构建和运行为林区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利用减排制度安排促进其他产业发展应该是减排效益的扩展。可以考虑安排储备配额中一定比例来源于森林碳汇项目，企业跨期配额交易部分配额如果来源于森林碳汇项目将不受总体配额额度影响，进而鼓励企业参与森林碳汇项目。配额交易收益直接用于林区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将森林碳汇产权丛林区总体产权体系中明晰出来，赋予林区居民，实现企业、国家、林区居民三赢，充分挖掘减排市场收益空间。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北方国有林区的碳汇交易不是CDM机制的优先发展区域[12]，只能通过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机制创新实现生态资源价值。配额储备机制无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选择。

以上三个渠道可以混合使用，主要看政策目标和侧重点。如果对于减排补偿项目的需求较强，第三种渠道的比重就应该加大。

(四)配额储备的交易机制

基础配额的发放可以通过免费或者拍卖的方式进行，配额储备要实现调控排放价格与数量的目的，只能采取免费发放以外的交易机制将配额增量引入市场。可以考虑设置两种引入手段。

一是增量拍卖的方式。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向市场投放一定量的增量配额，即配额储备，以不低于最高价格起拍，以满足在减排期截止之前企业为平衡排放量与配额的需求。如果市场预期基础配额可以满足自身排放配额要求，市场价格将低于最高价格，则该部分配额储备不能成交，将按照配额储备来源不同进行处理；

如果配额需求推高市场价格已高于最高价格，则按照最高价格成交，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此种情况下，如果配额储备量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拍卖价格与市场价格会达到均衡；

如果市场需求高于配额储备量，则成交价格会高于最高价格，直到市场出清。此种情况下，配额储备虽然没有实现控制价格的目标，但仍然可以对于排放价格上升起到缓解作用。此种情况的发生预示着市场预期长期减排成本的上升，理性企业会在自我技术创新与配额购买成本之间进行衡量，由于排放总量对环境影响的积累效应明显大于边际效应，总量的控制就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储备配额用尽后严格执行纯数量控制可以保证减排目标的实现。

二是采用期权的方式。政府提供期权合约，企业可以在每年的校准期内购买以最高价格购买配额储备的权利(而不必承担必须购买的义务)。期权的投放可以采取拍卖或者免费的形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免费投放的方式需要更严格的监管，以避免寻租行为的产生。

(五)配额储备机制的监管

为保障配额储备机制的“动态”效率，需要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监督配额储备机制的运行。配额储备机制的“动态”效率，除了配额储备自身向市场传递的信息以助于市场合理预期形成的效率提升以外，动态效率的重要体现就在于将配额供给曲线进一步平缓化、富有弹性化，在每年的校准器内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以降低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由于行政或者是法律程序对于市场信息的反应一般都比较迟钝，且在相对有限的校准期内，不能随时对于市场信息给予充分的政策调整，这就需要设立独立的第三方随时根据市场及时地进行适当修正。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明晰配额投放主体的政府与第三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可行的方式可以考虑建立独立运行的基金会，负责配额储备机制运行监管，为保障基金会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可以考虑建立由高校、社会团体和企业协会组成的理事会负责政策微调的执行与监督，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设租寻租的可能。

五、结语

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履行国际减排义务的关键步骤，排放总量配额的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设计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主要内容。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实际，总量交易机制更适合我国刚刚起步阶段的排放市场，从七个试点城市的碳市场运行机制来看，其总量交易机制设计仍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相关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可以实现总量交易机制与碳税相同的经济效率。配额储备机制是在借鉴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以及政策可行性情况(即经济与社会成本)的基础上设计的，并且考虑到政策外溢效应、引导效应，将森林碳汇纳入到减排交易机制安排中来，实现我国国有林区碳汇效益补偿市场化、机制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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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胜利〕

2016-04-1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基于结构紧张理论的重点国有林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2572016cc08)；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天保工程远期综合效益评价与帕累托改进对策研究”(G2015007)；黑龙江省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绿色发展视阈下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研究”(unpysct-2016119)

王有志(1980-)，男，吉林辽源人，讲师，博士，从事林业经济、林区社会发展方面研究。

F062.2

A

1000-8284(2016)08-01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