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沈阳 110044)



新闻传播学研究

民立岁月对报人张季鸾成长之意义

刘宪阁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沈阳 110044)

[摘要]以前人们较少关注报人张季鸾的早期成长，其实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成为一个著名报人很重要。正是辛亥革命前后，他长达30年的记者生涯在《民立报》拉开了序幕。在这里，他不但学到了如何编报纸、如何写评论，更学到了独立、不党的政治立场和办报理念，对内外时政包括中日关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张季鸾后来的一些新闻观念和政治主张在此时已初现轮廓。

[关键词]张季鸾;民立岁月;报人成长

在探索中国自身的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新闻传统这一伟大历史链条上，无数新闻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努力。曾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就是其中之一。但长期以来关于张季鸾之研究一直不太充分和深入，且既有考察多集中于他1926年秋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伙接办新记《大公报》以后的情况。[1]而要理解和把握张季鸾30年(1911—1941)的报人生涯，特别是他秉持的“不党”“不卖”等新闻主张，显然离不开对他早期经历，尤其是前15年记者生涯之考察。否则我们就很难明白一代报人是怎样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2][3][4]基于既有的尝试，本文将以“少白”笔名为线索[5]，围绕1911—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张季鸾服务于上海《民立报》期间的相关言行再作钩沉。

一、民立学徒——独立精神之影响

尽管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参与过《夏声》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张季鸾一再表示，自己真正开始记者生涯，应该从1911年进入《民立报》的时候算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他投身报界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3岁的张季鸾中断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还差半年就要完成的学业，毅然回国，作为“统一的国民”之一分子，参加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大改革”。张季鸾并不是在获悉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立刻就下定决心回国的。刚开始他和大多数留日生一样，对起义的前景并不清楚，甚至感觉“危险实多”。只是随着形势的日益明朗，他们才开始考虑回国。特别是进入11月，上海、江西、贵州、浙江等省区相继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革命军声势日张”，“革命势力有一日千里之观”。留学生们“欣喜若狂”，连平常看不起中国的日本友人也以“最恭敬之容”，敬贺中国革命军有望成功。[6]11日，1 200余留学生在东京牛迖区高等演艺馆举行庆祝革命成功大会。来自各校的代表纷纷发言，其中就包括张季鸾就读的东京一高。

革命形势高涨，留学生们“归国之念尤急”。特别是随着川资路费等问题的解决以及宋教仁等在上海组织收容接待机关，有志“归国效一臂之劳”者开始大规模返国。[6]从10月27日到11月27日，仅从横滨和神户搭乘定期轮船返回上海的留学生，有据可查的就达一千余人。另据东京《朝日新闻》12月8日报道，武昌起义时东京的中国留日生总数为2 074人，11月上旬减少到1 670人，12月上旬进一步减少到500人左右。[7]换言之，归国者大约1 500人。这个数字与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报告的记载大体一致：11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学生已达1 244人，另有400余名将陆续来沪。[8]在这千余名归国留日生中，就有张季鸾。行前他对友人表示，这次起义有望成功，故决定先行回沪，“协助于右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早达成目的”[9]。张季鸾归国的具体日期不详。惟从最早以“少白”署名、发表于《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的那篇《统一的国民》看，他至迟应在17日凌晨排版付印前，已回到上海。按当时到上海约需6天来计算，离开东京应在11月10日左右(稍前亦有可能)。所乘或是11月9日自横滨出发的春日丸，搭乘各校留学生80人，其中张季鸾就读的东京一高10人。11日经神户，12日经门司，并增加留学生120人。章太炎和其他留学生133人在长崎搭乘该船。15日晨七点半，抵达上海的日本邮船会社码头。[8]56，[10]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张季鸾很快就进入《民立报》。由此拉开他长达30年的记者生涯之序幕。和那些选择帮助革命军筹饷，甚至直接参加炸弹队的留学生不同[11]，张季鸾选择进入《民立报》，“鼓吹革命”。此前在日本，他就参与过《夏声》杂志的编辑，甚至还给《民吁报》写过东京通信。[12]特别是《民立报》的创办人于右任和张季鸾既是陕西老乡，又是烟霞草堂的同门，对张很熟悉，也知道他善于写文章。[13]而且革命爆发后，报馆又正好缺少人手。更重要的是，张季鸾“发愿终身作记者”[14]，还有明确的理念追求。当记者很清苦，也很劳累。特别是在民国初建、共和肇兴的日子里，有时候大问题出来，人会很兴奋，“多少天不能安眠”[15]3。那为什么还安心做一个“恬淡文人，穷光记者”？*语出于右任1938年10月11日在汉口为纪念张季鸾在北京入狱二十五周年所作的《双调折桂令》。质言之，因为“对人类大众，小一点说，先对于中国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了救世的决心！”并想要去替人类、替同胞用言论向恶势力进行斗争。所以才投身新闻界，做起记者来。[15]4

随着革命的推进，《民立报》作为同盟会活动基地和联络机关，日益凸现其重要性。原来的一些撰稿人忙于革命，无暇为文(如宋教仁很快即奔赴武汉)。社论、大陆春秋、上海春秋等言论栏目一时人手不足，初出茅庐的张季鸾亦开始执笔言论。据统计，从1911年11月17日到1912年9月27日，署名“少白”的社论共计20余篇(含译论三篇)；从1911年12月7日到1912年3月21日，大陆春秋、上海春秋中署名“少白”的文字亦有30余篇。起初可能只是临时凑数，偶尔客串。慢慢地也就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味道，越写越像那么回事。这为他日后涉足新闻界，并崛起于报坛，最终成为“一代论宗”，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正因此，多年后他才会深情地表示：自己是《民立报》的学徒。[16][17]

张季鸾在《民立报》服务的时间并不长：从1911年11月到1912年9月，再扣除担任总统府秘书的一个来月(1912年1月到2月)，以及因其他事务离沪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8个月。但对张季鸾而言，不仅学到的是翻译、编辑等具体业务实践，更学到了创办人于右任那种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办报精神，以及“为民请命”“言论独立”的民立风范。特别是《民立报》虽有党派背景，却坚持独立的办报精神，对张的影响尤为明显。*于右任谓：“办报切不可与学人脱节。办报而与学人脱节，报纸就失去力量”。张季鸾和《大公报》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星期论文”堪称典型。惟这一栏目或谓是胡适协助策划，实则其主持上海《中华新报》时即已开始，谓之“星期专论”。《民立报》是同盟会的重要阵地之一，但作为公众舆论机关，创办者于右任格外注意秉持“独立”之精神。1912年邀约章士钊出任主笔一事，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立场与风格。章入社前就约定“务持独立”，不受党派限制。此后秉笔直书，在借款问题、临时政府地点、《国民公报》案、张振武被杀等事件上，多次与同盟会之政纲与党义有所出入，甚至还公然唱反调。这引起部分党人的强烈不满。其非同盟会身份更令许多激进的党人恼火：“党报也，奈何使非党人持之?”[18][19]于右任倍受压力，但并不施压于章。而章也不改初衷，最后宁愿辞去主笔，也不肯放弃“独立”之立场。*章士钊离开《民立报》后，又与友人创办《独立周报》，继续阐发独立精神。据康心之称张季鸾亦常为该报撰稿。而且章、张两人关系不错，比如章士钊在其个人文稿和公私信函中就多次称张季鸾为友。在《民立报》中同样坚持不党不派的独立精神的，还有张季鸾的陕西同乡、多年好友康心孚。1912年夏，康公开撰文反对黄兴提出的货币政策，当时也是引起同盟会中人的一片斥责声。但康同样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从于右任到章士钊以及康心孚，这些人对强化张季鸾的独立、不党意识，有很大的影响。张季鸾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字，处处都显示出以国家利益和国民需要为本位的态度，努力坚持不依附和从属于任何党派，即使是他所同情的革命党。后来他以非会员的身份，相继主持过政学会在北京和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新报》。与章士钊等一样，他也秉持着强烈的独立精神。1926年接办《大公报》，更是揭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此与他在《民立报》时所学到的“独立”精神和章士钊等不党做派，可谓一脉相承。

二、独立、不党的言论主张

张季鸾在民立报除了不党做派和办报理念等抽象层面的熏陶，具体发表和锤炼了哪些言论主张呢？下面主要按时序演进，分几个主题略为归纳张季鸾当年在报端试笔，纵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内政外交、时局热点等情况，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年轻的知日派，体现出的对日之清醒观察。

(一)试笔纵谈新政权

在当时《民立报》的任务主要有二：一是揭发清政府，“唤起民众”；二是“研讨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20]。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国或者组织政府越来越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被时人目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立报》，也积极献策建言。据统计，从1911年11月9日到1912年1月1日，短短的48天中，该报共发表相关文章30篇，平均3天2篇。[21]张季鸾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多次在报端呼吁：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各方亟应化解分歧，放弃党见，以“统一的国民”，尽快成立政府，哪怕只是个临时政府，来应付和处理内政外交方面的各种危机。

张季鸾初回上海并加入《民立报》之时，恰值新政府酝酿之际。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互不相让。这让张十分忧虑。他最先发表在《民立报》上的言论，即试图立于国家民族之立场上，努力将两派意见加以调和。这篇文章发表在1911年11月17日的《民立报》上，署名“少白”，题为《统一的国民》。其中明确指出：不论共和党还是立宪党，“无不望革命之成功，以建我中华民国”；双方之分歧，“仅手段之相异”。也正因此，他责问道：当此民族兴败存亡、间不容发之际，且不说那些素来信奉革命的共和党人，就是所谓立宪党人，“孰肯捐舍其目的，而保持其手段，忠于异族之一家，而使汉族罹灭亡之惨哉！”他呼吁各派放弃党争，视今日之举为国民之事业、民族之事业，使“多年散涣之民族，而一日化为统一的国民，以求建我共和新国之基础”[22]。

然而，不论张季鸾如何期待党派分歧能得以化解，各方观念和权利之争夺却并不因他的呼吁而稍有减弱，成立统一革命政府的工作仍迟迟难以落实。当时国民生计艰苦已极，清军之杀掠、土匪之扰乱更使百姓难安。可以说，“大敌缓灭一日，则国民多受困苦一日”。为此，张季鸾再三公开主张迅速成立统一政府。他呼吁当局者务必迅速设法完成大业、恢复和平。他强调：“政府之组织、外交之办理，军饷之筹备，凡诸艰难之问题，皆待解决于今日。”希望各方珍惜时间、急切进行，“以完成此亘古未有之改革，而慰吾民之热望”[23]。张季鸾还特别提醒说：中国以前不能完全自立，所以一旦有内乱，各国必干涉之。现在还没干涉，“实以各国与中国之关系，皆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局，故皆暂避之而不为”。如果战祸延长，严重影响到列强各国在华利益，那么共同干涉迟早必至。为此，亦须从速建立巩固之政府，维持一般之秩序。[24]

(二)对外发声反干涉

武昌起义后，国内的战乱不仅在各地造成了严重动荡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各国列强的高度紧张。所谓兵凶战危。如果内乱的局面迟迟不能解决，明眼人无不清楚进一步的时局可能会怎样发展。素来关注国际关系问题，并对此颇有研究的张季鸾显然倍感关切和不安。他再三提醒国人：“大敌尚在，勿陷狂热”，应“暂保其和平之态度”[25]。同时亦呼吁各国“保全国际之友爱”。但事实上情况并未按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

1911年12月初，有消息称西安发现外人被害。张季鸾以为，革命军旨在“推翻恶政府”，是“为人道与正义而战”，本无仇外之意，又怎会杀害外人，做出累及妇孺的残酷无道之举？他甚至推测，这或许是一些满人和袁世凯之流所为，意在破坏列强中立，以引起国际干涉，帮助清廷消灭民军势力。张季鸾提醒外人保持警惕，万勿轻言干涉，成为“清廷政略之牺牲”[26]。12月中下旬以后，不断传来英日将出任南北调停的消息。张季鸾又撰文提醒各国政府：“当先察吾国民之决心，而顺从大势”。为反对专制，中国人非推倒清室不可。强迫中国人继续屈从清政府，“则非调停，而干涉矣。干涉吾人者，吾人之敌也。吾友邦愿为吾敌乎？”[27]

这个时候的张季鸾，对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前途充满期待。他坚决反对妥协与退让。即便把列强所谓调停看成一种“好意”，他也绝对反对继续保持清廷的皇权地位，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立宪政体也不能接受。当听到所谓日英俄三国将联合干涉中国政体的消息后，他马上撰文称：“吾辈为共和而战，而乃欲使吾仍推戴君主。吾辈如承认于今日，则十年以来革军可以不兴矣。此等调停，直加害吾汉族耳。”进而质问道：西方谚语说，不自由毋宁死。日本人和英国人也是爱自由的，何以“独嫉吾辈之得自由乎”[28]？在英日两国政府先后表示并无干涉中国革命之意向后，张季鸾一面对此表示欢迎，一面提醒世人，对一二“野心国家”狡猾思逞，以扰乱世界和平、从中渔利的行为，应有所警惕。[29]中国革命是“为东亚开一新天地”；个别国家妄图干涉中国政体，“非大愚，则与我为仇”。他再三呼吁各国“勿用亡国之国体，以律他邦；勿因外界之煽动，而易政策”。现在暂时维持冷静的态度，就是“结未来永远之友爱”[30]。

(三)奋笔疾呼拒妥协

12月中下旬以后，此前遭清政府贬抑的袁世凯，因严峻的军事危机而重新在北方政治舞台上崛起，并开始派代表南下与革命军商谈议和。据报载，袁氏议和条件居然有23条之多。深恶于清廷的张季鸾对此极端反感，以至撰文痛加贬斥。比如条件中有“国王”和“臣民”的提法。革命后已是共和国，怎还会有“国王”？既已实行民主，国民怎会仍是国王的“臣民”？至于所谓大统领的地位将与国王平等，这无异于让国民“顶戴两重皇帝”，更是万万不可。他明告袁世凯：真有爱国之诚，就应撤销此案；否则战而已矣，何必多言？[31]南北议和开始后，张季鸾更为担心。特别是第一次开议后，闭会数日，寂然无闻。唐绍仪是清政府全权代表，却须等袁世凯的复电；袁是清政府中掌握实权者，却数日间不给唐一个切实答复。由此不难看出，所谓议和停战，实属多此一举。[32]张季鸾公开撰文劝告南方议和代表，折冲樽俎间应时时勿忘国民之决心。如北方企图以甘言诱惑，使南方就其范围，则南方各省当坚决拒绝而决一死战。他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诸公身败名裂倒还在其次，关键是辜负了国民的重任，误国误民。[33]

张季鸾求共和而斥议和，除了深信民主政治是中国未来强盛的必由之路以外，也与他陕西人的籍贯有些关系。还在12月17日，豫晋秦陇协会就对议和提出看法，并通告称如在北方未停战前，南方即开和议，无论民军政府还是清朝政府，都是“人道公敌”[34]。其时东南早已停战，而秦晋仍为清兵攻击。张季鸾十分焦虑。他公开撰文说明：秦晋一旦沦陷，黄河两岸人民将遭残杀。“以救民为任之新政府，其何以救之？”他甚至愤而质问南方力主和议者：如西北失败，则“将何以对西北人”？[35]对西北局势的关切和担忧，使张季鸾这时变得十分好战。他再三呼吁，切勿寄望于和议，而应急整军备；一旦停战期满，立即挥军北进，“与彼恶贼决一死战”。他提醒南方当局：“自由之得，必以高贵之代价”，廉价的成功只能贻误大局。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事急矣。吾等将以十一月十二日之朝，送公等于淮上。北风凛冽，军旗飞扬，我健儿其勉之哉。”[32]“行乎行乎，东南健儿。勿负北方同胞之苦节！”[36]

(四)笔带感情促统一

1912年1月1日，争吵不休的各派革命党人终于共同推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宣誓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张季鸾亦一度应邀去做了几十天的秘书工作。然而随着南北和议达成，孙中山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张季鸾也重返上海《民立报》，继续从事言论报国。尽管对袁并无好感，但鉴于帝制已亡、共和已立，面对种种内忧外患，他还是笔带感情，公开谴责自斫国脉的内部纷争，主张各方应相忍为国。

临时政府成立后，表面上好像实现了共和。暗地里各种势力仍争权夺利，国家反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张季鸾呼吁从速设立统一政府，确定大计；否则“扰乱之祸根必一日不尽”[37]。这时他已经明显表现出不党不派的情感立场。即考虑问题不以党派倾向为出发点，而坚持以民国基础、国家大局为重。尽管公开反对过袁世凯，但当袁氏成为临时大总统，并坚持要设首都在北京时，他不顾同盟会众多成员的反对，公开主张：“北方不能治，则边疆之藩属不可保，而民国之基础不可固”，设都北平虽不合革命党人之理想，但理想与事实冲突时，当以事实为重。[38]临时政府北迁后，内阁组织频频更迭。先是唐绍仪走了，换了陆征祥；接着陆征祥病了，换了赵秉钧。张季鸾非常担心。袁世凯为旧派人物，赵秉钧和唐绍仪也都是所谓北洋派之产儿。政党政治的脚步远未迈出，新政治还非靠这些旧人物不可。唐毕竟曾为留洋的学生，颇能识世界大势，对袁亲而不匿；而赵虽以熟悉内政著称，却思想陈旧。所以张季鸾撰文正告赵秉钧切勿“以信仰一人之政策为政策”，而须“以国民信仰之政策为政策”，否则国事将不可收拾。[39]

赵秉钧组阁前后，又传来海牙和平会议决定承认民国的五项条件。如果说前两条为通常承认新国家所必需，后三条如蒙藏问题、民生问题、地方问题等可以说是民国此时的致命弱点。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年内民国仍将难以获得国际上之位置。“世之至险，孰过于是？”张季鸾忧心忡忡。和平会议的决议虽不必即是各国政策，但不难想见各国对中国局势之悲观。他痛感数月来国内所经历的无不是“自斫国脉之事”。如此纷争不已，又怎能埋怨外国不愿承认？他警告各方：今日之事已经不再是时间问题，而是“疑其不国”[40]。

(五)年轻的清醒知日派

作为报人，尤其是全身心投入对时事政治观察和评论的年轻报人，眼见乱象丛生、国将不国，张季鸾时时忧心如焚。而国际社会这时对共和中国的态度，更让视国家为一切的张季鸾寝食难安。各国列强中，与中国一衣带水、又是张留学之邦的日本之态度，尤让他倍感困扰。

日本对中国尤其对蒙古和满洲怀有野心，尽人皆知。不过由于受到列强各国的牵制，日本要想取得这些地方并不容易。[41]不幸的是，民初动荡的时局常为日本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机会。1912年9月蒙古动乱。张季鸾担心日本会乘机干涉。他告诫政府务必神速进兵，平定蒙乱；否则日本一旦宣布承认东蒙独立，势必丧地辱国，“取辱贻笑耳”！[42]犬养毅来华活动，传说“专在离间孙袁而阻南北之统一”。张季鸾提醒国人应“力谋统一，捐除前嫌”，不可无视国家危机。须知“吾辈今日眼中，除国家外，不覩他物”。对各国乐见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只有日本因深恶袁世凯而谗谤不已，张季鸾亦告诫日本人不要搞此等无谓挑衅之举动。[43][44]天津《民意报》因登载日军铳毙华人的新闻而遭日人武力胁迫，张季鸾一样公开撰文质问日本人：这能说是同情民党和中国革命吗？如此胁迫该报甚至逮捕主笔，究竟视天津为何国土地？他甚至公开声称：“吾辈为自由而革命。今革命既成，乃丧失自由于外人。此为决不可忍之事。”[45]

不少中国人指责日本对华政策为“前后矛盾”，批评其不讲信义。张季鸾倒是颇为冷静。作为极端务实的政治观察者，他深知在国际关系中，道德永远都只能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客观逻辑。“国际本无道德，人自为其国耳。责之何为？”根据赴日留学期间所得的经验，他很清楚，对日本人而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只要对国家有利，“无论何等罪恶，皆敢为之”。他甚至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不少日本人不顾牺牲，倾家荡产援助中国革命党人，恐怕其多数也是“认为有利于日本，始助我革命。其真出于义侠之诚者，盖少”。正因深知日本人信奉的准则是“国际无道德，故对外国无所谓罪恶”，张季鸾公开撰文提醒那些只知道简单指责日本态度前后矛盾的中国革命党人：“凡欲知日本者，不可不先知此性质。”[46]

考虑到同时代人对外认知的大体情况，特别是梁启超要在四五年之后，经过护国运动才认清日本对华某些看似友好的行动背后之险恶用心，年纪轻轻的张季鸾在1912年初已在对日判断上有如此清醒、明智之观察，格外值得注意；而多年之后成长为有名的知日派报人，自然也不足为奇。

三、小结

终其一生，张季鸾主要是以报人身份通过文人论政、言论纪事来报国的。而他所以“发愿终身做记者”，还得从《民立报》时期说起。30年后，在重庆为《大公报》被授予密苏里新闻奖而举行的庆典上，张季鸾诚恳地表示：自己办报能有今日之成功，都是当年从《民立报》那里学来的。确实，这段并非很长的新闻经历，使他不但学到了如何编报纸、如何写评论，更学到了独立、不党的政治立场和办报理念，对内外时政包括中日关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初出茅庐的张季鸾在《民立报》发表的一些言论主张，虽然尚欠成熟，但亦偶露峥嵘，显示出其独到犀利之处(比如关于日本问题的清醒认识)。不难发现，1926年接办新记《大公报》以后他在新闻实践中所倡导的“四不”，特别是“不党”做派，以及维持国家中心等言论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已有迹可寻、初现轮廓。而此后十几年在政治漩涡和新闻圈里的摸爬滚打，则进一步锤炼了他作为报人的专业精神、责任意识和稳健主张。也因此，关于1926年以前张季鸾报业生涯的更多考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代报人的成长经过与心路历程，特别是理解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如何像张季鸾那样，做好一个称职的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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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少白.敬告民国议和代表[N].民立报,1911-12-21(4).

[34]豫晋秦陇协会广告[N].民立报,1911-12-18(1).

[35]少白.为同胞请命[N].民立报,1911-12-19(4).

[36]少白.北方民党之苦闷[N] .民立报,1911-12-28(1).

[37]少白.速定大计[N] .民立报,1912-03-05(7).

[38]少白.目前之先决问题[N].民立报,1912-03-06(7).

[39]少白.赵内阁[N].民立报,1912-09-27(2).

[40]少白.民国承认问题[N].民立报,1912-09-23(2).

[41]少白.予所见之日俄[N].民立报,1912-06-05(7).

[42]少白.蒙乱与日本[N].民立报,1912-09-08(7).

[43]少白.犬养毅[N].民立报,1912-03-02(7).

[44]少白.袁总统与日本[N].民立报,1912-03-12(7).

[45]少白.民意报与日本[N].民立报,1912-03-16(7).

[46]少白.日人与宗社党[N].民立报,1912-06-18(7).

〔责任编辑：王巍〕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206-06

[作者简介]刘宪阁(1977-)，男，辽宁东港人，教授，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新闻文化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报人张季鸾研究”(L13DXW020)

[收稿日期]2015-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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