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 黄开斌

全民健康是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 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 黄开斌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当中国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越走越近，全民健康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道新课题。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一个人的健康，关系一个家庭的命运；13亿人的健康，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此，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西医学应统归于健康学的发展，医改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应该是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均应有利于国民健康。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竞争压力、生活方式和慢病问题等影响国民健康的危险因素愈来愈多，且国民健康水平存在下降趋势。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让人活得更健康，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这应是一切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如果用牺牲国民健康作代价换取经济社会的发展，用医药产业和医疗产业来彰显医学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健康事业的进步，且改革和发展医疗也只是为了防病治病，也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是国民健康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地反思和警醒了。

一、中、西医学应统归于健康学的发展框架内

发展西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病治病，救死扶伤。西医通过疾病诊疗对维护健康安全也的确有一定的成效，且通过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生理指标等也可以衡量一些健康状态。但是对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劳动效能状态及其能维持多久，则很难通过西医的手段来衡量和维护的。如今，我们发展中医的目的似乎也是为了防病治病、救死扶伤，这就有些重复了，中医应该高于这个目标，应回归它的本位——保健强健，扶正祛邪。

中医认为：形气充足有力为健，经络通畅顺达为康。人的身体要想维持正常的运转和健康的平和状态，就得保证气血充足，经络畅通。并且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健康调节机制和自强能力来应对疾病，协调平衡。经典中医—内经学可以说是健康学的雏形，它的健康理念正是源于脏腑、气血和经络理论。遗憾的是，现代中医似乎忘却了这些理念和要务，也跟着西医一样旨在治疗疾病。以致于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医与西医一直争论的是防病治病的科学性和实效性问题，而不是追求治理健康或对健康作用的有效性。为此，我们的全民健康事业应对中医和西医做重新的分工或功能定位。

我们发展中医学也好，发展西医学也罢，其实都应该以“有益于健康”为基本原则，以健康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未来必然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结构医学(或脊柱健康学），以能量为基础的功能医学（或脏腑健康学），以信息为基础的智慧医学（或心性健康学）”协同发展的大医学或健康学格局。因为，健康需要的不仅仅是药物和手术对疾病的治疗控制，还需要食物和能量对健康的调养增进，更需要正念和信息对心性的转换校正。只有它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相互补充，才能真正维护好并提升起人类的健康。

无论中医、西医，也不管医药、医疗或卫生，它们都不过是解决和维护健康的一些方法或工具而已。所以，都应统归到“健康学”的大框架内来发展。且中医和西医都必须遵循生命自然规律，尊重人体自愈能力，其医德医术也都不能违背人类对健康这一根本诉求。国家应当加强健康学科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把战略重点从卫生转到养（强）生上，因养生既是治未病，也可治欲病（亚健康），还能治已病（慢病）。政府既要奖励国民自我养生，也应支持医者的养生服务。如此，全民健康事业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医改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应是健康

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医改”为什么这么艰难？其实并不难，是因为我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医改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本应该是为了发展国民健康事业，而却把它的目标定位在为了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医药定价和医保支付”等这些细枝末节问题上，自然就繁琐复杂了。其实，大道至简，只需要明确“健康”这个最高目标，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罢，就不是主要问题和难题了，也用不着为此大费周章。

医疗卫生只是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的最后堡垒，不是国民健康保障体系之本，更不是全部，国民健康不仅需要医疗这种强制性的安全保障，更需要具有建设性的非医疗方式来帮扶和提升。所以，不能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等同于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也不能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解决国民健康问题的完全依靠。同时，医疗卫生体系如同一国的军事武装系统一样不可以无限制地发展扩大，否则，就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利。

如今，大力发展的现代医学模式和医疗卫生体制是以“疾病为中心”的防治态势，以“高投入、高成本、高技术、低产出”为特征，且由医药企业和相关营销人员主导的医药知识传播模式大行其道，和以“健康为本”的方向背道而驰。这些主导模式对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大大加重了家庭、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严重浪费了资源，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且还极大地损耗了患者自身的健康能力，破坏了内在的健康机制。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入手，勇于打破固定的卫生保健体制和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所幸的是，历史给予了我们重大机遇，我国正在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又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智慧及中医养生的优势，理所应当为国民健康事业的创新发展做出世界表率。为此，我们大胆提出：维护和增进国民健康，不能仅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更不能仅仅依靠看病吃药，而要从更大医学范围、更多健康需求，更高健康目标，从根本上规划实施“大医改”战略。

所谓“大医改”，就不再只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而是整个大医学模式、大医学教育和大医政管理的改革规划，以及大健康保障体系的创建等。此“大医改”就是“中国式办法”，定能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其中，中医医养强生服务和中华文化养生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治理理念、技术、服务模式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三、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均应有利于国民健康

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及各种商业经营活动，我们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甚至我们的研究探索和学习训练，无不与人类追求的健康幸福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的各项政策和发展理念都应该融入“健康”这个要素和目标。

1.国民健康观念和健康发展理念亟待重建

国民健康的正确观念和维护方式尚未形成，国民的健康知识、健康意识严重缺乏，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低水平与竞技体育的高水平极不相称。并且，很多健康观念和发展理念是错的，所以，亟待转变或彻底重建。

从世界各国来看，健康观念基本停留在疾病防治上，其发展也基本是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概念比较混乱。比如：健康服务与医疗服务总是混淆不清，以致医疗卫生体系与健康服务体系总是混为一团。医疗服务只是健康服务的一部分，应该是服务于危急重症患者，对于亚健康、慢性病和病后康复及渴望养生者则应采用非医疗服务，这才是健康服务的主体部分。

不可思议的是，世界各国几乎都是把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福利，以致让人们趋之若鹜，甚至没病的也想去“享受”这种福利待遇。其实，这是一种惩戒。我们知道，人的行为犯错、触犯法律了就会被关进监狱里接受法律惩罚和改造，人的身体犯错了、出了问题就会被送到医院接受医疗惩治和校正。所以，医疗服务怎么会是一种福利呢？这些观念都错了还痴迷不悟。

治理罪犯离不开监狱，治疗疾病离不开医院，但是社会治理绝对不能只靠监狱治罪来维系，监狱产业越发达说明这个国家治理很乱，社会问题太多。同样，健康治理也绝对不能单靠医院和医疗治病来解决问题，医疗产业越发达说明整个国民健康治理很差，健康问题太多。现在我们大量的建医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样就能维护好国民健康、提高国民健康水准吗？这难道就是小康社会所要的指标吗？我们的研究结论是：靠医疗和医院是推进不了健康中国建设，打造不了“健康中国”的。

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医药产业的创新升级，医药的确是关系全民的健康安全，但关系的程度有多大呢？WHO早就有结论：有利的只占8%（不利的可能是80%）。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真正原因是市场巨大，是经济利益的驱动。长期以来我们就是没去大力推动“非医疗的健康产业”的创新升级，这种错误的观念何时才能转变过来呢？我们的研究报告主张：未来的大健康产业绝不应再是由医药产业、医疗产业和医院产业来主导。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政府和社会都在忙乱地寻求医疗去应对，大搞“医养结合”。这个观念很值得商榷。养老是养健康，是养生，养身体，老年有老年的生理健康状态，不是老了就等死，也不是非要有医疗机构给老人治病。所以，我们提出并倡导的是健康养老，而不是医疗养老。

2.应将“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或体制的设计及评价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健康影响评估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出台之前，要进行健康影响因素评价，评价结果会影响政策能否顺利出台，在部分国家甚至是一票否决。这其实是符合人类社会和谐繁衍和生存健康发展之道的。

然而，我国不仅没有建立完善的健康影响评估体系，而且连有利于维护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运行体制、文化教育体制、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都还很欠缺，不能满足有效地促进国民健康的需要，对于维护和保障国民健康的财政投入机制也尚不建全，不仅投入不到位，投入的方向偏颇，而且投入的绩效也不高，这都是政策或制度的失误。

我国在整个国民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上首先就缺乏考量，比如说我们只有“基本医疗卫生法”，而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或者说“国民健康促进法”。究其根源是我国的宪法在维护国民健康上就缺乏顶层设计，宪法规定的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而不是“发展国民健康事业”。为此，我们在《健康中国》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创建“大健康保障政策体系”的建议，即从大健康政策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措施保障等提出并设计了一套方案。

3.应让各种发展和改革的目标都要服从于国民健康

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的生活健康幸福，所以，我们一切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都应该有利于和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即建立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营造有利于国民健康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环境。换言之，建立基于“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国民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和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这也应是最高的、且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

应该说，“大健康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础，它将以统筹国民经济和国民健康的协调发展为基本手段，实现全面维护和增进国民健康、提高健康公平、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和谐平稳这一发展目标，其对实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健康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为，人的劳动生产力和创造能力与健康息息相关。改善健康无疑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好发挥其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创造性。因而，随着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增进国民健康，节约医疗卫生支出，也有利于稳定国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减轻企业和国家经济负担，保障经济长远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说，大健康产业体系涉及或基本涵盖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我们研究认为：除了医疗服务不能产业化、经济化或市场化之外，其它的健康产业都可以用市场化的经济方式来发展，且都是最有前景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故在《健康中国》一书的应用实践篇中，我们紧紧地围绕着“健康”这个根本目标来研究和设计了多个产业模型，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国民经济建设应当服从于国民健康建设，以国民健康为统领设计新的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其他一切社会、自然和人类的发展都应该服从于“健康”这个根本目标。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都需要健康的和谐发展演进，不过，只有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了，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也才会保护好自然，大自然也就能健康演进。反过来，天地自然健康和谐地演进，社会健康平稳发展也就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平和。总之，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和健康人类是个互利互害的闭环，这也就是个大的研究课题。

黄开斌

健康学独立研究学者，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理事，中国脊柱健康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世界脊柱健康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专家组组长。初步完成健康学科理论体系的构架，代表作有《健康新主张》、《脊柱健康学》、《脏腑健康学》和《心性健康学》等。创立《三元论》思维模式，提出大医改思路，力倡大医学模式和大健康保障体系，成功策划组织十余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电子邮箱：7074126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