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

“伊斯兰国”之所以频繁选择法国作为袭击对象，一是对法国进行恐袭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国际影响大，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国积极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既定外交政策。未来法国极有可能因这一政策在中东成为美俄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2015年11月13日晚，恐怖分子在巴黎多处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32人死亡，约180人受伤。次日，中东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正式声明对此负责。那么，法国到底是怎么与“伊斯兰国”结仇的呢？对这个复杂的国际政治过程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法国外交的特点，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最新变化。

法国因何与“伊斯兰国”结仇？

“伊斯兰国”发动针对法国的恐怖袭击，应该是要报复奥朗德政府的外交政策。奥朗德2012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2013年起，法国在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国际行动中表现得越来越抢眼，最终与“伊斯兰国”结下深仇，招致恐怖袭击。

2013年1月，法国出兵西非国家马里，协助其政府军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2013年6月，法国军队进入中非共和国。当年3月，中非被穆斯林的“塞雷卡（Seleka）”联盟控制，该国基督教民团联合与之对抗。法国军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与非洲联盟军队一起进入中非的，目的是协助该国恢复和平。2014年6月10日，“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逼近首都巴格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伊拉克政府应对挑战。9月12日，奥朗德访问伊拉克，向其新政府表示支持，成为“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扩张后首位正式访问巴格达的外国首脑。三天后，奥朗德与伊拉克新总统福阿德·马苏姆在巴黎联合召开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的外长共商打击“伊斯兰国”事宜。2015年1月7日，宗教极端分子在巴黎血洗刊登嘲讽伊斯兰教先知漫画的《沙尔利周刊》编辑部，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后，法国明显加大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力度。2015年2月23日至4月18日，奥朗德派出戴高乐号航母在国际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执行作战任务。

法国积极参与的这些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国际行动都是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多边行动。“伊斯兰国”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报复目标，首要原因应该是针对法国的恐怖袭击比较容易实施而且国际影响较大。在法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其中的宗教极端分子有能力发动恐怖袭击。据报道，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后，法国警方追捕的9名嫌疑人中有5人为法国籍，其中3人居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2人住在巴黎郊区，另外4名身份待查的嫌疑人中有1人冒用别人的叙利亚护照，指纹信息显示该人于2015年10月经由希腊进入欧洲。“伊斯兰国”认领巴黎恐袭时声称派出8名武装人员参与行动。综合上述信息可知，巴黎恐怖袭击是由法国境内外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联手策划实施的。

2012年11月13日，法国率先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是“叙利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目前尚无证据可以断定恐怖分子选择这个日子发动袭击是否完全属于偶然，但此次恐怖袭击与奥朗德政府在这三年间的政策有关则是可以确定的。奥朗德上台后，法国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进程，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但实际上，叙利亚反对派却并非统一的整体，不仅内部派别林立，各派都有外国支持，而且其中有很多宗教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关系复杂。更重要的是，“叙利亚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1]这种状况使得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此后三年在叙利亚内战中难分敌友、无所作为。其间，“伊斯兰国”势力不断壮大，若再不实施有效的国际干预，叙利亚甚至伊拉克都有可能被极端组织所控制。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请求开始对叙境内“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彻底改变这一地区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国际格局。与此同时，为从源头上遏制大量叙利亚难民流入欧洲，法国决定将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范围从伊拉克扩大到叙利亚境内。11月5日，法国宣布将再次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前往波斯湾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支援法国前期在阿联酋军事基地部署的六架“阵风”战斗机和在约旦部署的六架“幻影”战斗机，将法国投入的打击力量至少增加一倍。由于这一部署是在俄罗斯积极打击“伊斯兰国”的背景下进行的，难免使人们产生法国准备与俄罗斯形成某种同盟的推测。从结果看，巴黎恐怖袭击案增强了奥朗德政府积极打击“伊斯兰国”的决心与合法性，可能对中东地区未来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法国怎样发挥独立大国作用？

奥朗德政府积极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立大国作用的必然选择。二战结束后，法国形成“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模式，目的是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冷战期间，处于西方阵营中的法国努力摆脱对于美国的从属地位，希望在东西方之间发挥独立作用。为此，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建立独立的核力量，与苏东集团建立“缓和、谅解、合作”关系；推进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增强西欧的独立性；在去殖民化过程中，法国推行“积极存在”政策，以求保持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历届法国政府都致力于发挥法国的独立大国作用，但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方面则有很大不同。1995—2007年的希拉克政府试图在新形势下延续“戴高乐主义”外交模式，最突出的表现是2003年公开反对美、英等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动武。据当时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会工作的杰里米·夏皮罗分析，希拉克政府这么做的原因并非出于经济或政治利益考虑，而是担心对伊战争不仅起不到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反而可能助推恐怖主义的兴起。法国境内有大量穆斯林，伊拉克变局可能威胁到法国的国家安全。[2]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心绝不是多余的。美英为主的联合部队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北部地区统治弱化，宗教极端势力迅速扩张，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国”由此发端，成为此次巴黎恐怖袭击的远因。

2007—2012年萨科奇执政期间，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表现得非常“配合”，试图拉住美国继续发挥大国作用。萨科奇上台后立即修复法美关系，做出一系列紧随美国“选边站队”的姿态：攻击俄罗斯依靠能源优势在世界上举止野蛮，不顾中方强烈抗议会见达赖，在伊核问题上刻意扮演鹰派角色等等。2009年3月11日，萨科奇推动国民议会同意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象征性地与实施四十多年的戴高乐主义外交模式“决裂”。在紧跟美国的同时，萨科奇积极拓展法国发挥大国作用的空间：2008年7月，他推动欧盟与11个北非中东国家建立“地中海联盟”；8月，他以欧盟轮值主席国首脑身份斡旋格俄冲突；2011年3月20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政府军目标，致使卡扎菲政权垮台。2011年4月4日，法国应联合国邀请介入科特迪瓦内战，推翻洛朗·巴博政权，帮助民选总统瓦塔拉上台。事隔数年之后盘点萨科奇外交，不难发现，他的这些“成就”不过是以牺牲法国外交独立性为代价挣些“面子”而已：他试图推动建立“地中海联盟”提高法国在中东北非的影响力，结果却不得不与德国、土耳其妥协，建立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国际论坛。更糟糕的是，由于利比亚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萨科奇和卡扎菲之间还有了私人恩怨，与法国空袭利比亚构成某种相关性。据说，卡扎菲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中咒骂西方“正在轰炸的是一堵墙，挡住非洲难民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涌入欧洲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毁了这堵墙，你们这些白痴……”。[3]利比亚战争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急剧扩张，大量非洲非法移民和中东难民涌向欧洲，巴黎遭遇严重恐怖袭击……所有这些似乎都在验证着“卡扎菲之谶”。

奥朗德上台后，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沿用萨科奇的路数，在联合国授权和美国支持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奥朗德表现得甚至比美国还要激进。2012年11月13日，奥朗德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时将其称为叙利亚“未来的政府”，暗示法国准备对其提供武器支持。当天，美国在表态中并没有将反对派联盟称为叙利亚的“临时政府”。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则更退一步，表示“全国联盟”需努力争取更多来自叙利亚国内的支持才能得到英国的承认。[4] 2013年8月30日，英国议会否决政府参与叙利亚战争的议案，法国替代英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但是，这种位置并不意味着奥朗德找到了法国在中东发挥大国作用的有效途径。因为，美国此后并未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这样其实有点把表现积极的法国“晾”在那里的意思，法国需要重新想办法发挥“大国作用”。

法国已成美俄之间的

“第三种力量”？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强人政权，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迅速扩张。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先后介入。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后冷战时代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中东北非支持的“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地区秩序彻底崩溃”。[5]应该说，巴黎恐怖袭击和欧洲国际难民潮都是这场灾难的组成部分，法国乃至欧洲都已付出沉重代价。在这个过程中，奥朗德政府采取三项举措，努力发挥独立的大国作用。

第一，积极参与遏制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扩张的国际行动。法国先后出兵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目的都是要防止前殖民地国家被宗教极端势力控制。2012年3月，马里发生政变，该国北部随即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控制。如果国际社会不加干预，极端组织就可能攻占马里全境，进而向周边西非国家蔓延。中非共和国的基督教徒占优，穆斯林人口只有10%—15%，但中非共和国反政府武装“塞雷卡联盟”却迅速扩张，逼近首都班吉，国内爆发严重宗教冲突。法国在马里和中非的军事行动都经过联合国授权，对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与逊尼派族群合作，建立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统一战线。穆斯林什叶派、逊尼派之争是引发目前中东乱局的重要原因：2003年，美英等国推翻伊拉克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建立什叶派为主的新政府。伊拉克逊尼派族群边缘化，“多数逊尼派教徒抵制了2004年有利于确定战后宪政秩序的选举。北部库尔德人一直不忘巴格达对他们的残暴攻击，试图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努力控制油田，提高收入，不再依赖国库。他们的自治定义与民族独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6]这种局面使伊拉克统治弱化，“伊斯兰国”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乘机在其北方兴起。因此，奥朗德一直将实现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与逊尼派族群之间的和解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钥匙。2014年6月，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在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斯兰国”。美国随即做出军事打击的姿态，法国的反应则相对消极。2014年9月9日，伊拉克新政府表现出促进国内各宗教派别和族群之间和解的意愿，奥朗德立即大加赞赏，认为伊拉克新政府的做法值得肯定。几天后，奥朗德访问巴格达和库尔德地区的难民营，随即在巴黎召开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从目前中东北非局势看，奥朗德当时的做法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是，由于中东教派冲突背后有着复杂的大国博弈背景，所以法国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努力其实效果有限。

第三，积极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巴黎恐怖袭击前不久，法国宣布部署戴高乐号航母进入波斯湾帮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当时，俄罗斯正在叙利亚大力打击极端组织，美国、土耳其等国则指责俄罗斯轰炸的主要是反对巴沙尔政权的逊尼派武装，而非宗教极端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奥朗德政府提高打击伊拉克极端组织的力度，无疑有发挥独立大国作用的意味，但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但是，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奥朗德第一时间宣布“阿萨德不是法国的敌人，‘伊斯兰国才是”，[7]西班牙、德国等随即对法国转变立场表示支持。这样，法国乃至欧洲就有可能在中东成为美俄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对地区格局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叙利亚内战有着教派之争的背景：巴沙尔·阿萨德属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试图推翻他的叙利亚反对派则多数是逊尼派。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西方联盟一直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在打击同样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宗教极端组织方面放不开手脚，因此“伊斯兰国”才得以迅速扩张。2015年10月，俄罗斯应巴沙尔·阿萨德邀请，大刀阔斧地轰炸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打击极端组织具有了最高优先性，美国、土耳其继续指责俄罗斯采取的空袭行动已经不合情理。但是，如果坐视俄罗斯掌握打击“伊斯兰国”的主导权，中东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俄罗斯支持的，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什叶派国家在内的“什叶派之弧”，与美欧支持的周边逊尼派国家形成对峙。同时，“伊斯兰国”遭受重创，仅凭剩下的叙利亚反对派很难推翻巴沙尔政权。美国自然不甘心中东格局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新一轮大国博弈即将拉开帷幕。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介入无疑增强了中东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在后冷战时代再一次发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57页。

[2] Jeremy Shapiro，Allies at War： America， Europe and the Crisis Over Iraq， McGraw-Hill， 2004.

[3] Richard B. Spencer， GADDAFIS REVENGE， http：//www.radixjournal.com/blog/2015/9/5/gaddafis-revenge.

[4] 法美承认叙“全国联盟”合法，http：//news.sina.com.cn/o/2012-11-15/055925583899.shtml

[5] 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59页。

[6] 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26页。

[7]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ddressing nation after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Assad is Not the Enemy of France， ISIL is， htt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51116/1030206647/holland-isil-france-enemy-not-ass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