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川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民族文化传承的使者
——一个布朗族“末代王子”的生命叙事

李孝川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本研究以生命史观取向，运用口述传记探究一位布朗族“末代王子”如何在其退休结束教师职业生涯后，毅然承担起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以及其置身所处社会脉络中之价值。资料的采集以F.Schutze的叙述访谈和R.Kokemohr的理论建构分析方案，进行微观语言和内涵意义的解析和诠释，并在叙述流中形塑出其民族文化传承的脉络图像。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承；使者；“末代王子”；生命叙事

一、速写：个案图像解析

布朗族“末代王子”于1943年出生在古老的布朗山寨里，其父亲是芒景布朗族“末代头人”苏里亚。9岁入寺跟随佛爷学习经文，对布朗族的历史文化有了感性的认知。13岁还俗，进入汉族学校学习汉文。通过汉文学校教育，“王子”从一个连汉族语言都不会讲的布朗族儿童成长为有一定汉族文化水平的有志青年。1964年澜沧一中读书毕业，被组织分配从事党的民族教育事业，成为芒景布朗族中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民教师，而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工作，其间任过小学副校长、县教育局成人教育股股长，懂汉文、傣文、拉祜文，在拉祜族扫盲教育中成绩卓著，被聘为国际教科文卫组织的扫盲专家，并获得“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称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因其家阶级成分高，“王子”被列为地富子女，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为了回避一些政治问题，从那以后“王子”就没有再回布朗山寨，到1984年时，“王子”在已隔20年后，第一次回到布朗山乡，当“王子”看到布朗山寨的乡亲父老时，不知从哪里临来的激动心情，忍不住大声痛哭流泪。1990年以后，虽然每隔几年回来布朗山寨一次，但没有正式背负振兴民族文化事业的抱负回来，而只是来看一看，有时与老人们座谈收集一些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料而已。

2004年“王子”正式光荣退休了，历时40年的教育生涯暂告一个段落。退休本来应该是好好地休息，但是“王子”退休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广大的布朗族群众，因为布朗族文化分割以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优秀的文化被迫当成是破旧文化废除了，一直都恢复不起来，严重地影响了布朗族的社会发展和生产的发展，这时老百姓听说“王子”退休了，迫切要求其回来，力所能及发挥个人优势和威望，带领布朗人民传承，弘扬振兴布朗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布朗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于是，“王子”在退休后依然肩负其布朗族文化复兴和传承的重任，并一步步地践行着。我们时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的行为所震撼。这也是我们对“王子”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在，并尝试用生命叙述的方式来对其文化传承的过程进行探析。

二、研究取向：生命口述传记

生命口述传记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脉络，并从其历程视框中选取与研究相关的事件作为探讨的主轴线，以此作为本研究建构的理论基石。德国教育学传记研究者R.Kokemohr及其学生F.Marotzki都极力倡导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口述传记研究，认为口述传记的材料因其具备蕴藏生命经验运转的特质，所以它不仅能提供生命个体与社会文化活动脉络中所建构之存在的自我意义和自我的社会意义，同时在时间历史流特质的牵引下，也提供研究者观察社会历史事件意义建构的平台。因而，就某种层面而言，生命口述传记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尝试找出个体如何借由意义的相关连接来进行社会世界的构建。而社会世界的构建乃借由符号媒介来维持，语言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符号系统，故生命口述传记研究者在研究中重点需要理解叙说主体话语系统中的内涵意义。所以，依托生命经验叙述访谈与转录所获得的文本，生命口述传记研究者尝试对文本中主体意识和行为进行理解和客观阐释。本研究立足于该理论视角，尝试透过当事人所言说的世界和关键性事件来理解其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口述传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体现在通过叙事来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写出个体的生命故事，即让当事人发现之前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感，从而进一步解决一些一直困扰当事人的问题。当然，更值得庆幸的还在于，本研究兴趣的形成与研究对象的选择几乎是同一时间确定的，即当听闻“王子”的经历，并想探究其经历的缘由时，“王子”便即刻成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了。

三、资料收集法：叙述访谈

本研究采用传记研究脉络的叙述访谈法进行研究对象口述传记资料的采集。叙述访谈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普及，其有别于引导式的访谈技术，传记主题可以免于问与答访谈形式的局限，畅谈其个人主观的生命经验。这种即兴叙说本身不仅开启了另一种进入个体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也开启了理解个体意义世界内结构逻辑的路径。

叙述访谈依三个阶段逐步推进，第一阶段为主叙述，由访谈者在研究命题范畴内以起始问句促进报道人对自我生命故事的叙述。(例如，本研究的起始问句为：请您谈谈您在本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所做的事宜和努力，具体来讲，就是您在本民族文化传承方面都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碰到了些什么事情。越详细越好。)在报道人叙述时，访谈者扮演倾听者的角色，不打断或介入报道者的叙说，也不对报道人叙述的内容提出主观评判。由报道人自己选择铺排，直到叙述结尾语出现。(如，“就这些”，或“完了”等话语。)访谈者才开始进入下一阶段。第二阶段为回问，访谈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报道人，继续扩充其叙述的潜力，并在其话语断裂、没有提及到生命历程中某段时期的部分，不明白、不清楚，或存在矛盾，以及抽象模糊的部分进行回问。(如，“您为了收集本民族的历史资料而冒险出国，其间的经历或过程能否给我们再详细讲讲”)。该部分内容基于主叙述内容的延展。访谈者可以把叙述中细节化的片段再次从其记忆中唤出，透过问题的探问，报道人也可以再次有意识地去回忆和澄清在上一阶段模糊或被跳跃过的事件过程。第三阶段为平衡整理阶段，该阶段注重在促进报道人对自我生命历程，或某个特定阶段做一个整体的评判，包括对其所叙述的状态或处境进行抽象性说明。(如，您看讲了这么长时间，那您讲了这些后您整个的感觉，或者说您会怎么看您自己。)同时，访谈者要协助报道人开展其理论化的潜能，使其成为评判自我生命故事的理论家。[1]

文本资料解读：理论建构分析方案

语料分析是质性研究关键性的研究步骤之一，其分析方法的选择一般依研究目的而选用。本研究资料分析主要参照Schutze和其学生W.Kallmeyer所发展出的理论建构分析方案进行。Schutze提出两类协助理解文本资料的分析工具，即理解文本内涵的解读工具，包括叙述基本视框、文本三结构(叙述、描述和评论)、叙述的认知指示器之观察，以及五个分析操作步骤，即文本叙述基本视框规范分析、段落内容的结构描述、整体形塑、知识分析、个案间对照比较。同时Schutze强调，如果没有生命事件和经验的视窗，研究者是不可能对生命承载者所提出的自我理论之知识内容有所理解的，并主张关于生命知识的理解和诠释，乃是奠基在前面几个分析步骤的堆砌。透过这些步骤，目的在于描述说明当事人生命运转的结构，诠释其中抽象结构间的关系，以形塑出生命整体图景，为个体生命运转流程建构出主体和社会互动历程的理论，而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发掘出新的知识。[2]

在理论建构分析方案框架中，对当事人意识和行为生发的解读仍需要依赖对文本资料中的人和事物之间的结构分析来把握叙说的脉络和轴线，关注文本世界中依据生命时序所发生的关键性人物和事件，基于其是如何被访谈和建构的方式，包括其是否形成冲突或发生转移的情形，来认知和理解其中存在主体如何透过意义的连接所建构之脉络图像。

四、民族文化传承的脉络图像：迈向实践之路

要叙述“王子”关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生命故事，显然不能与其生活的社会历史脉络相分离，因为每个个体的生命故事是与其生活历程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一)出国“取经”： 民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找寻

布朗族是中国境内比较古老的土居民族之一，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远古时代布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靠口头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约1100年布朗族开始信仰南传佛教，借用了经文，从那时代起布朗族非物质文化开始有一些文字记载，但在“文革”中又被全部烧毁掉，现在大部分又回到了口头传承的时代。因此，难搜集、难整理、更难于传授。但 “王子”已把恢复传承民族文化作为其晚年的最后一项事业来奋斗。

加之父亲生前一直强调，布朗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布朗文化，以前我们芒景存有两本书，一本叫《本勐芒景》即《芒景布朗族志》，另一本叫《南师帕哎冷》即《帕哎冷传》，每一位族首领在临终前都要移交给他后面的继承人，因为它是我们布朗族的珍贵遗产和精神财富。这两本书一直在“末代头人”手上，可惜“文革”期间抄家时被抄走拿去烧毁了。从此，布朗族的文史资料失传了。“末代头人”得以平反复职以后反复回忆了很长时间，着手准备写一本回忆录，刚动手写不久，就患了重病(重瘫脑血栓)，没办法写下去，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王子”完成。“父亲反复交代在写的时候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线索去搜集整理资料：(1)一定要在我已经写出来的基础上继续写下去；(2)要拿出一点时间回老家开一开老年人座谈会，让大家都一起来回忆；(3)原来我们佛寺里有五块石碑，都是记录历史的，“文革”时被破坏了，还可以去翻找；(4)缅甸木尖布朗族村原来是我们布朗族的中心佛寺，那里可能会有一些资料，还可以去找一找。于是“王子”按照父亲的遗愿着手整理，搜集到了不少材料，唯独到境外缅甸木尖布朗族村这一件很有难度。但为了得到这些宝贵资料，“王子”曾委托几个缅甸布朗同胞(人民军战士)去帮忙打听寻找，但没有回音，后来叫芒景的老百姓去找，也找不回来；再后来“王子”又叫熟悉路的那位老百姓带着其妹夫去找也找不回来，只是听说这个材料，但没有看到，他们不让看。没办法，最后“王子”决定自己出去找。但要出境有很大的困难，当时顾虑重重，但经过认真的分析和考虑，“王子”认为自身也有一些优势。第一，我是芒景布朗族“头人”的后代，我的先辈、爷爷、父亲在缅甸境内布朗族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是受尊重的，50岁以上的人都还知道这一身份，谈什么都不应该有问题。第二，我懂佛经，懂布朗文化，懂得布朗族习俗礼仪，他们需要我怎么办，我也可以办到。第三，我能讲布朗语、傣语、拉祜语三种语言，用哪个语言交流都没有问题。第四，我不是个人旅行，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民族的事业而来的，只要是热爱自己民族事业的人士都会支持。同时，为了使这次出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动身前，“王子”特意挑选了两位老人陪同前往，一个老人叫俄丁选，62岁，他熟悉到缅甸去的路线；另一个老人叫康朗雨，73岁，当过二佛爷，青年时代曾经作为芒景佛寺的代表到缅甸中心寺里念过经，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在同龄人中他还有一些朋友。于2005年1月10日早上从芒景出发，经过重重困难，爬了不知数座山路，过了不知数条河水。终于到达目的地。当地人听说“王子”一行是从芒景布朗山去的，对其进行了热情招待，借机康朗雨老人向对方表明此行目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来收集一些历史资料，希望同胞们给予支持，以便为传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做一些贡献。”对方专管宗教的人士看到他们的诚意，可是，寨子里有规矩，经书只能在泼水节前七八天看，若实在要看，就得赕佛，“王子”只好出钱按规矩做了佛事。通过举行滴水、诵经等礼仪，相关的文史资料最终被拿出来了。于是“王子”请了两个懂经文的人民军战士帮忙誊抄，我一本一本地看，属重要材料的，我都让他们摘抄下来，逐渐弄清了布朗族先民来到中缅边境(即中国的勐海、芒景山、缅甸掸帮、东部一带)的历史时间，人工种茶时间；从文献中找到了《帕哎冷传》大概内容的摘抄篇段；找到了南传佛教进入布朗族地区的历史时间；经比较、芒景口头流传的内容与文献上记载的内容大体一致。

返回布朗山寨后，经10余年的艰苦努力“王子”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撰写了两本布朗族书籍，即《芒景布朗族简史》和《芒景布朗族与茶》，为芒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文字依据，为宣传芒景布朗族文化，特别是茶文化，提高知名度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重建“茶祖寺”：民族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的召唤

“王子”退休回到布朗山后，通过走访群众，反复多次与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想法的族人座谈，搜集民情民意，听取族人意见，认真分析研究，初步了解到90%的族人都认为布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朴实、自信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很贫穷，但从未出现过饿饭死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布朗族“末代头人”苏理亚的带领下，布朗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大踏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属于直过民族。我们布朗人终于当家做了主人，守卫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古茶园保持原有的壮观形态，居住周围生态环境美好，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友好和睦，生产逐渐好转，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1958~1960年由于阶级斗争之原因，居住在边境的其他民族，不少是一个寨一个寨地跑到境外去居住，但布朗族基本没有动摇过，相信党、相信政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上下掀起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布朗族聚居区域虽属偏僻山区，但也惨遭沉重的摧残，佛像被毁，数千册史书、经书被全部烧毁，苏理亚、阿里亚、康朗思达文等十几位布朗族栋梁和知名人士数日被批斗，甚至惨遭无人性的肉体摧残折磨，不允许讲民族史、不允许念佛经、不提倡唱民族歌，不提倡民族舞，不提倡穿民族服装，有喜事或丧事严禁用民族习俗礼仪，不分青红皂白大力宣扬破除迷信，破除神山、神树理念、破除民族落后观念。在生产方式上脱离实际，盲目推行，“丢远留近”“改造低产茶园”等。在这种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布朗族的道德理念出现变形，先进的文化没有学到多少，自己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又留不住，出现民族文化断痕现象，“王子”曾统计分析过，这种断痕现象始于1956年出生的人到1990年止，约30年的时间，1956年至1990年出生的布朗人，他们已经成为今天社会活动的主力军，由于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无法传授给自己的下一代，形成了恶性循环。布朗族人纷纷表示，“经济建设无论怎么样难，我们都会去想着做，不会可以向其他先进民族学习，我们的民族文化失传了到哪里去找？”不少村民特别是中老年人尤其担心。于是，出现了要齐心协力抢救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于传承、弘扬、重新树立自己民族形象的决心。而要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需要一个平台，需要有一个学习、交流、传承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建造茶祖寺的构想初步形成，也迎合了“末代头人”生前给“王子”交代要为家乡布朗山办好三件事的其中之一。但要把茶祖寺建出来，在当时又谈何容易呢？一没有钱；二没赞助单位；三当时族人还处在经济困难的时期。那时候，1公斤干毛茶才二十来块钱。但经过召开族人大会形成决议，由族人献工、献料、献资，每5户砍一棵大料，每户族人砍交20棵小木料，每户交1立方石头，1立方河沙，每人献捐40元钱。由“王子”亲自负责红砖、挂瓦、钉子、漆石柱脚、设计图。为保证建筑物充分体现民族建筑风格，质量过关，让广大族人满意，建盖前“王子”组织六七个族人，到勐海傣族，布朗族村寨去考察学习，回来后，在充分遵照芒景原佛寺建造结构的基础上、借鉴了其他村寨的建造式样进行精心设计、施工建造，经施工人员和全体族人的共同努力、辛勤劳动，茶祖寺于2004年4月13日建造完工，全村族人都非常高兴。寺建出来了，但没有文化内涵，为展示布朗文化内容，“王子”又到景洪芒厅公用佛寺去求援，得到芒厅佛寺佛爷的热情支持，最终给布朗山献了一座佛像。此外，“王子”还向寨内外茶叶加工厂发出倡议，竖立茶祖塑像，得到好几位好心人的支持，其中苏国强捐资3000元、黄长富2000元、竹塘金一贵1000元、县古茶公司杜春义3000元，景洪李闵果捐资10000元。在好心朋友的支持下，茶祖塑像最终竖起来了。后发动群众把家里的文物捐献出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一点一点地展示，才形成今天这个模样。2007年普洱市委副书记朱飞云同志到芒景来调研、指导工作，特意到新建的茶祖寺看看，向“王子”了解一些情况，“我给他汇报了打算做一组有关茶文化墙壁画的想法，得到他的支持，他回到普洱拨50000元专款做了壁画。”最终依托茶祖寺，使本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具体的呈现。

尽管茶祖寺规模不大，但建造和不断完善过程，对“王子”来说，是一场艰难的历程。目前的情形虽还不如人意，但基本体现了布朗文化的内涵，是布朗人民学习、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举办节日活动的圣地。

(三)恢复“山康茶祖节”： 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展呈

历史上布朗族是茶的民族，布朗族第一代祖先的首领——帕哎冷率领布朗族人民开创了史无前列人工种茶的新纪元。他临终前对布朗族后人留下遗训说：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光，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富，你们也会吃完用完，就给你们留下这块肥沃的土地和这些茶树吧，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一代传给一代，决不能让她遗失。从那以后，这条遗训成了布朗族的灵魂，也成了族人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永远缅怀布朗人首领帕哎冷的丰功伟绩，纪念人工种茶这一伟大创举，推动布朗人茶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布朗人男女老少经过看卦后商议决定将每年傣历六月下旬，即帕哎冷率领族群到达芒景布朗山寨并着手进行人工种茶这一创举的劳动日，定为“布朗山康茶祖节”。茶祖节上进行的主要活动有三项：一是祭拜茶祖，求茶祖给予保佑，使茶叶丰收，五谷丰登，人畜健康，万事如意；二是呼唤茶魂(其意义同上)；三是进行大型民间歌舞表演，庆祝美好生活，请求祖先保佑来年的生活更加幸福和美好。茶祖节有大祭小祭之分，大祭杀牛，老百姓拜祖后，上山呼唤茶魂，小祭杀鸡，拜祖不上山。不过遗憾的是，大祭中断于1953年；小祭中断于1966年“文革”时期。

2005年4月17日，“王子”借芒景布朗文化园帕哎冷寺基本建成之际，带领芒景布朗族人民重新恢复中断了52年的“山康茶祖节”，恢复茶祖节的根本目的不是商业炒作，更不是恢复封建迷信活动，而是让民族文化、民族灵魂、民族精神重新回到族人的心坎里，达到古为今用，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是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现行政策为指导的框架内来进行的。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和认可，得到了布朗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布朗山康茶祖节为期4天，即每年4月14、15、16、17号(山康是布朗族的春节，其意为辞旧迎新，“山康茶祖节”是春节和茶祖节同步庆贺的意思。)14号节日准备，15号大年三十，16新年初一，早上6点半接新水(圣水)，8点—10点堆沙，滴水，下午1点至4点洗佛像、诵经，以前到5点放高升，晚上各自然村进行歌舞联欢，放火花。17号为茶祖节，也是节日的高潮，无论是大祭还是小祭，当天下午1点全村人民集中在芒景布朗文化园。一是举行隆重的拜祖活动；二是呼唤茶魂；三是联欢；四是晚上9点至11点30分为传统文艺节目表演，大型歌舞联欢。最后放火花，宣告节日结束。

山康茶祖节是布朗族人民缅怀自己的祖先，牢记祖先遗训、求祖先保佑来年族民幸福安康、五谷丰登，牛羊满圈、金银财宝进家的一种严肃习俗文化活动。

(四)重修巴朗部落苏氏家族家谱：民族历史文化印迹的寻踪

在古代，布朗族自称巴朗人，是云南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东汉时期，巴朗人、阿佤人、德昂人是一个大的族群，生活在如今的昆明市、大理市、德宏州、临沧市、缅甸东北部等地区，以游猎为生。到东汉末期，因受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庞大的族群逐渐解体分支成三个族系。

据布朗老人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下来，以及通过文献《布朗族大事记》记载，生活在今天芒景山寨的布朗族为东汉末期距今1800多年以前，一个名叫哎冷的族首领率领约3300人的后裔定居形成的布朗原始部落。

根据历史记载布朗族没有姓只有名。族人起名的方式按照男女分别排列顺序，从大到小进行排名。布朗族家谱传承的方式也是通过后代给上一代“赕佛”“滴水”所写的祷词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富贵家族特别是部落长家族的家谱大部分会写在贝叶经上或刻在石碑上作为历史记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根据芒景布朗族“末代头人”——苏里亚生前口述，芒景老佛寺里存放的第五块石碑就是历代头人名单碑，还有芒洪八角塔里收藏的文献资料中都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珍贵贝叶经记载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期间被烧毁。因此，要完整地整理出芒景巴朗部落苏氏家族的家谱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到了中期500年间更是无从着手。但为了安慰先祖先辈的在天之灵，昭示子孙后代，“王子”在生之年月，还是根据自身所掌握的部分资料，怀着感恩之情，提笔记录了这一不完整的苏氏家族家谱，虽说不完整，却闪耀着布朗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光辉。

从可查阅到的资料了解到，苏氏家族是芒景巴朗部落长世袭家族之一，根据布朗族老人口耳相传，以及一些文献资料记载，这种部落长世袭制度已经存在1000多年的历史。多少朝代以来，都是在两个大家族即“帕”和“先”中世袭相传。追溯其家族渊源，其创始人名叫 哎冷，即“帕”和“先”两大家族的第一代祖先，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继帕哎冷之后的第二代祖先是“召西的”，此时的布朗族社会进入了傣族统治时期。第三代是以“道西那康”为首领的时代。第四代是以“召勐蕊”为首领的时代。但第五代后数百年间的家谱、人物和社会背景基本失传。

约至清朝时期，苏氏家族的家谱在社会上开始有记载和口耳相传。芒景布朗族家族中第一个出现的是“先波的”，由勐海宣抚司任命，长子恩板。第二个出现的是“先恩板”，由孟连宣抚司任命，次子恩达尼。第三个出现的是“先恩达尼”，由孟连宣抚司任命，长子俄丁湾。第四个出现的是“先俄丁湾”， 由孟连宣抚司任命，育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男孩名叫景坦。第五个出现的是“先景坦”， 由孟连宣抚司任命，是“先俄丁湾”的长子，育有五个儿女，四男一女，大儿子名叫恩拥。第六个出现的是“先恩拥”， 由孟连宣抚司任命，育有七个儿女，五男二女，三子名叫苏里亚。第七个出现的是“先苏里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芒景布朗族“末代头人”。文献记载，苏里亚乳名“山文”，9岁进入佛寺，晋升和尚时，大佛爷看其属相认为这孩子很有前途，便给他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苏里亚”， “苏里亚”为巴利语“太阳”之意。苏里亚的妻子“而南轰”，布朗族，是芒景布朗族一号头人——召帕南康的大女儿。苏里亚与而南轰结为夫妻，育有五个儿女，三男二女。次子就是“王子”。近代苏氏家谱便是由他整理完成的，使族人对本民族的自身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当然，家谱是随着家庭的繁衍生息而延续传承，在“王子”看来，更完整的家谱需由后代继续写下去。

五、结语：互动中的形塑

以生命口述传记史观关注生命运转中历程结构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透过理解生命传记中当事人意识和行为发生之意义模式，以及生命承载者本身对其的诠释及再建构间的联结，以此获取个体意识和行为在社会历程中的社会意义。MacLntyre Ricoeur从诠释学的维度提出生命和叙事两者之间是互动和促进，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他们认为个体通常是通过叙事与故事去理解自身生命的。[3]生命叙事的作用在于将当事人认为重要而关键性的事件等进行重新整合，建立意义，继而从中进行认知和建构。基于这样的逻辑顺序，在“王子”生命叙事的展呈中，我们试图通过对“王子”自身所从事的民族文化传承行为图像进行简单的回顾、分析和思考，目的在于展示叙事即反思和内省的意涵，以及通过“王子”生命历程中关键性事件的叙述去理解其行为的形塑历程。当然，生命并非平面而是立体的。因而，文中“王子”的故事也时有跳跃和超越感。当然，从叙述中可以看出，“王子”的生命故事其实是一个有序的堆叠，是由大大小小依序组合的历程结构所堆砌。随着“王子”生命流程前进，重要而关键性事件的改变，“王子”个体的生命意义也随之建构起来。因而，借由叙述访谈所获取当事人自我建构的资料，可以为其提供达成理解贯穿意义转变堆砌历程的结构，包括“王子”如何获得生命价值的重要意义，以及其整体生命是如何运转的经验资料。诚然，对于“王子”而言，其生命叙述蕴含既定的参照系统和参照视框，而这些参照系统和参照视框的内容则是深植于其生命历程所生存的文化体中。因此，生命叙述访谈的内容自然也就成为理解其文化社会特质内涵的入口所在。

[参考文献]

[1]倪鸣香.叙述访谈与传记研究[J].教育研究月刊(台湾)，2004，(118).

[2]倪鸣香.童年的蜕变：以生命史观看幼师角色的形成[J].教育研究集刊(台湾)，2004，(12).

[3]MacLntyre A. Ideology, 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J]. Comparative Politics,1973.

〔责任编辑：葛萌〕

The Messenger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Life Narration of the “Last Prince” of Blang Nationality

LI Xiao-chu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Applying lif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oral biograph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last prince” of Blang nationality undertook resolutely the mission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after retiring from his teacher career as well as the value it involves. Based on F.Schutze’s narrative interview and the theory of R. Kokemohr, the data is collected, of whic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re made in terms of the micro-language and connotative meaning. Finally, the skeleton of the ethnic culture inheritance is shaped out in the narrative flow.

Key words: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messenger; the “last prince”; life narration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3-0143-06

作者简介:李孝川(1979-)，女，云南罗平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3XMZ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