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霓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国新审美：现代性语境下文化的精神之维

杨霓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审美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审美思想虽具人本主义精神，但也存在弊端；因此，我们需依托更符合中国意识形态的传统审美思想，构建新时期的审美体系，在现代性发展快速的时代背景下为大众提供精神追求的维度。在工作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批判地学习西方理论，结合实际情况，发掘传统审美文化资源，实现中国新时期的审美体系之构建。

关键词：中国新审美体系；传统审美资源；现代性语境；精神追求空间

一、构建适合中国的审美思想是建设中国审美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审美思想产生的根源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中，沿着马克思的思想，揭示出社会主导架构包括的两大环节：其一，文化、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和政治结构；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过两百余年的现代性发展，在当今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生产。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重视对文化的建设。在文化这个大概念下包含的诸如语言、知识、艺术、习俗、道德、生活方式等众多领域中，审美以独特的效用使其不应被忽视。

在西方，支撑审美精神的美学，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感性认知理论，是对启蒙理性、现代性反思产生的、强调人性启蒙的思想体系。就涵盖范畴而言，审美有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其一，作为对抗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的、强调感性的审美思想；其二，哲学意义上的审美主义(美学)；其三，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泛化的审美主义。从发展顺序上看，审美走过了从第一层的萌芽，到第二层的理论建设，再到第三层的全面铺开之过程。

发展到当代，西方美学主张以感性的审美精神对抗日益泛滥的功利思想和物欲。其存在的背景如《文化帝国主义》的作者汤林森所认为的，“分析资本主义的文化，大致上是把‘消费’的文化作风与过程置于核心地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生产愈来愈多的物品以做消费之用正是资本主义的专长……即便是捍卫资本主义体系的人也都同意，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文化’目标就是消费。”[1](P209)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下逐渐转化为个人的生存动机，促成并加强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念。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必然助长拜金、拜物的思想；正如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所预言，资本主义把一切的诗情画意、神圣关系、亲情关系统统变成了金钱关系。“由于金钱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人对物质利益的完全臣服，而且，物质利益本身又是用来满足人的动物性欲望的。金钱买来的是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消解的是超动物性的人类情感，因此，资本主义文化价值中的精神性部分日渐少见，只剩下物质成分，文化最终异化为自然”。[2](P67)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着强大的运作机制，可以尽可能地调动人的动物性占有欲，但人毕竟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万物之灵，因此我们就不能让自己沉浸在“低级趣味”中，而要扩展精神世界，活在有意义而不是动物性的生活中。如果不能戒除或者至少克服这种欲望，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景将不容乐观。这便是审美思想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二)西方审美思想存在的问题

尽管西方审美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值得肯定，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一点是，当今西方人的生活恰恰已经全面恶劣地审美化，或曰审美泛化。除了城市景观、外观精美的商品等之外，人们纷纷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肤浅的美的追求中。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艺术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产生于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今过多地强调美，必然会导致美的泛滥，或是沦为商业行为的卖点。究其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保证生产的持续发展和积累，人必须控制消费行为和相应的消费欲望；然而，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晚期后，过剩的商品反而需要人的消费，于是人的生活分为了工作与消费两大部分。由于审美注重感性，而感性与感官、本能、欲望等方面本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审美作为制造消费欲望的源头，被纳入了消费社会的经济体系，于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产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拆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用审美化生活取代现实世界中的理性化。可惜的是，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美：生活没有“近朱者赤”，反倒是艺术“近墨者黑”。

在审美泛化时代之前，自我通过审美能够处于一种沉醉状态，从而达到净化自我、自我完善的目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具有净化人心灵的作用，康德和席勒也相信审美对于认知以及自我人格完善的必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物、我都被彻底改变了。自我完善与升华这一最初的审美初衷便无从谈起。故而，德国当代哲学家、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美在当今被降格了，“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方式把他表征出来。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2](P6)艺术被日常生活吞噬，其意义也从深层流向浅层。这种泛滥、浅薄的“伪审美”对个体的作用就像迷幻剂一般，让人沉迷于美的外观假象，失去自我，不能自拔。

此外，当代西方的审美还有两个弊端值得注意：其一，审美思想对感性的强调和推崇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理智的理性，感觉具有多变性和不可靠性，有时会和感官欲望纠缠不清，难分彼此。如果主要依靠感性作为价值评判标准，那么人类恐走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其二，审美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可能导致道德和正义的缺失。尼采曾说：“我们的最高尊严就在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之中——因为只有作为审美对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的理由。”[3](P275~277)在现代审美理论框架下的审美人生态度以审美为唯一价值标准，伦理道德全然被排除出在评判标准体系之外。这样的人生态度恐给审美之人以看似崇高的“非道德”借口，去行“无道德”甚至“反道德”之实，如此便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潜在的威胁。再把这个问题扩大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来思考：审美给个体的人带来了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但并不一定能带来全社会的正义。由于审美关注的是个体感性激情，因此容易导致两个倾向：第一，具有审美意识的人“强烈地反对技术的非人性化、资本主义的贪婪、低级政治的危险，以及审美趣味的堕落，他们采取了深远的反民主、精英主义的姿态”；[4](P12)第二，他们倾向于把人生和现实生活都诗意化，变成头脑中的乌托邦。这两种倾向性使得，受审美教育熏陶的人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深入、理性的了解和思考，从而易于受理想化的政治宣传的鼓动，表现出狂热和不理智的政治热情。恰如《纳粹德国》和《德国反犹史》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通过对纳粹德国反犹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德国浪漫派的审美情趣对反犹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P97~99)这恐怕是所有审美主义理论家和追随者始料未及、事与愿违的结果。以上几点西方审美的负面效应值得我们深思。

(三)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要求发展审美思想。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与审美有着内在联系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动物不同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作为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作为完整的人，把自己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不仅在思维里，而且以一种全面的感性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包含了浓重的审美因素。”[6](P125)正是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地思考了美学对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正面作用，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有关文艺的著作和书信在当时并没有发表，马克思、恩格斯也主要被人们看成是社会运动的指导者，因此这些论述直到20世纪，才在俄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开始被人们系统研究，形成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7](P57~58)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审美现代性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意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审美主义是“志同道合”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体之根基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的。因此，在意识形态上筛选、建设最适合中国的审美体系，便成为我们在现代性全球化的背景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四)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的需要

20世纪末，我国学者刘小枫就提出过，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考虑从欧美的现代性视角切入——“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决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8](P3)诚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性问题已然成为全世界的普遍问题。我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分析思考，能够在当前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视角。

目前，中国的经济与世界接轨，必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会有更多的接触和碰撞。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媒介宣扬他们的价值体系，很多时候这些价值体系顶着的恰恰是审美的光环，目的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温和的手段控制他国人民的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例如二战后美国在经济上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之附加条件就是，接受国必须每年输入美国的文艺作品。该条款的着眼点便在于此。时下，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热衷于欧美的时尚风潮，满脑子欧美大片，思维立场和价值判断渐渐西化，以为这就是审美。长此以往，我们的年轻一代恐将会变成皮黄里白的“香蕉”。因此，如果我们盲目追随西方已经证实存在弊端的、泛化的审美，后果将会是危险的。

为了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更大的提高，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意味着，我们不能重演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要追求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发展目标，让每一个人在享受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享受到富足的精神世界。这就需要我们构建适合中国的审美体系，来应对当前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问题。

二、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应是构建新审美体系的养分来源

20世纪初，在民族救亡的迫切驱使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全力抛开中国传统理论，拥抱西方思想。无形中，前人已经把西方理论置于中心地位，而把自己的传统理论边缘化，处于“被审视”的被动位置。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是，目前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具有绝对的普世性，并以之作为理论依据来“大卸八块”地分析中国传统的哲学和美学，然后认定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缺乏思辨性和系统性，没有学术价值。这样的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值得商榷。

原因之一，西方审美理论存在问题恰恰需要从来自东方的视角寻找出路。西方美学主张以感性审美对抗理性功利，实为植根于哲学体系的二元对立，可被认为是导致其存在缺陷的原因之一。人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我们既需要理性的思维去了解和把握世界，也需要感性的情感感悟。两者本是共同存在，不需要预先割裂、对立。且存在于天地之间、社会之中的人与他人、外界也不应被对立、孤立地看待。西方审美把感性和理性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自己画地为牢，难以挣脱。而我们如果一味追随构建于西方意识形态之上的、“舶来”的美学理论，用别人的理论来套自己的审美实践，看不到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积淀，那么我们也只能落于西方理论的窠臼，找不到出路。因此，要解决之，就必须要从这其中脱出来，站在一个不同的视角上进行思考。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原因之二，从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背景、形成过程和主要思想来看，中西方审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9](P3~42)本属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让中国全盘接受西方体系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从中国的传统诗歌、绘画、书法、园林或者曲艺、茶艺中不难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已具有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的意识，并且他们崇尚的审美是天人合一的意境，欲求在和谐的状态中升华自己的心灵。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为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味着，人与天地万物都始于同一本源；而《周易》中相对立的阴阳两极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有时甚至可以相互转化。这种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辩证法有着广博的思想深度、包容度和灵活性。所以，中国的传统审美观遵循的是无须刻意区分和对立客体与主体、物与我的原则，讲究的是和谐统一的境界。在这种观念之下，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喜好和诗、作画、品茶、赏雪等既高雅又生活化的审美方式，普通百姓也有着质朴的养花、唱曲对歌、制作民间手工的生活情趣。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审美思想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一套完整体系，*例如中国古代的《淮南子》《乐记》《闲情偶记》《艺概》和《随园诗话》都是论述充分的美学论著，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没有像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一样，集众人之力，集体、集中、系统、长时期地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但所强调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感通与融合，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审美体验。这便可以与西方理论互为补充，*过分强调对立，则会导致片面性；过分强调统一，则会导致独立性、自主性的丧失。两种体系都不够完善，需相互补充。在新时期构建更符合中国审美传统的美学理论，以避免我们削足适履地忘记自己的文化基因。并且，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强调此在生命体验的文化背景，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思想都关注现世的生命活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等思想是以人的社会角色为着眼点，教导人进行道德修养，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道家虽相对儒家更“出世”，但所倡导的修身养性、返璞归真等思想也仍立足于此在的生命；其“大美不言”“至乐无乐”的辩证审美观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佛家主张的“戒、定、慧”实为通过现世的修行以达到极乐西天的途径，其“一花一世界”的意境其实也是一种审美姿态。这种关注生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探讨审美体验有相当的思想根基和群众根基，能够产生理论的碰撞、共鸣与革新，并在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体系的可行途径

(一)在坚持民族性的前提下批判地学习之基本立场

要构建中国自己的审美体系，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审美体系是无用的，无须去了解和研究；相反，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放眼古今中外的思想史，我们看到，只有了解并批判地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才能构建本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对此，德国浪漫主义的形成可作为极好的例子。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美学可算得上是近现代世界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潮，其发生的原动力是为整合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民族，振兴本民族的文学、文化和意识。浪漫主义初期的几个代表人物，如歌德、诺瓦利斯、蒂克等人都在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勤勉地致力于对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译介和鉴赏、借鉴工作。歌德坚持学习先于创作，认为“真正具有绝对独创性的民族是极为稀少的，尤其是现代民族，更是绝无仅有。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么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外部吸收营养，特别是吸收外国人的诗的意蕴和形式，就用不着感到羞耻。”但是在这一吸收营养的过程中，“外来的财富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财产。要用纯粹自己的东西，来吸收已经被掌握的东西，也就是说，要通过翻译或内心加工使之成为我们的东西。”[10](P14)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德意志民族如愿地博采众长，构建了影响全世界的浪漫主义思潮。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德国独立的民族意识并没有消退；相反，发端于其土壤上的浪漫哲学思想却强大到足以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程度。故而，德国学者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说：“由于不同的历史而变得多种多样的各民族所组成的整体，表明每一个民族都是自己群体文化的创作者和捍卫者，它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而意识到自己的特征。”[11](P517)这句话透露的理念便是，构建民族文化必须要视野开阔，其立场和出发点应该是、也必须是自己的民族立场和意识。从以上实例不难看出，以批判地学习和借鉴为基础的研究工作是形成本民族文化的必要途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谨记自己的民族根基，充分地去了解、思考和分析他国理论的优劣，并发掘自己传统的理论，才能建设、完善自己的理论。

用南橘北枳的典故“发挥”一下，可以帮我们理清工作思路：生在淮南的橘子个头大，汁水足，兼具清热润肺的功效。假设有淮北的人觉得它不错，便从淮南买了运回淮北。可是，运来的橘子成本高不说，常常是非常不新鲜的，味道不好，愿意购买食用的人自然有限，橘子原本清热润肺的功效便不可能发挥出来。最糟糕的是，这些运来的橘子里还长着肉眼看不见的蝇虫，随时可能成为外来入侵物种，伤害到本地原有物种和接触到它们的人。于是，这人干脆把橘树移种到淮北。怎料由于水土不同，长出来的果子不一样，不但个头大小发生了变化，而且味道也差异极大，人们都不愿吃这样的枳，其功效自然也不能得到发挥。在此情况下，这人该怎样做呢？既然橘子不是淮北土生，但它又是个好东西，那就引进淮南橘的种子，根据淮北水土特点，加入本地原有果子的基因，改良出全新口感的品种。这样，本地人易于接受，吃下去自然可享受到其清热润肺的功效，还免于果子陈腐以及附带蝇虫等问题的困扰。宏大的审美问题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但借用这一比喻，我们便容易思考中国的审美问题。中国的审美体系应该致力于解决中国(淮北)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需要清热润肺的“上火”症状)，植根于中国特定的民族性和思想意识形态(特定水土)，结合中西方思想文化资源(淮南橘的种子与淮北本土水果的基因)，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本地的新品种水果)，让大众在其指导下拥有精神追求的空间维度，全面发展；而不是(1)无视“地域差”和“时间差”，机械地全盘接受西方的理论，尤其是其中已被证明存在理论缺陷(运来不新鲜的橘)；(2)受到西方理论负面效应的影响(橘子里的蝇虫)；(3)或是形成无用的四不像理论(不接淮北地气的枳)。

(二)对西方理论去芜存菁、结合民族传统与现实的构建途径

具体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审美体系之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政体的形成过程给了我们极好的思考与借鉴之范例。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体的构想，是建立在综合考察、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体制在内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才形成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移植来重建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努力，整个国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逐渐确立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如韦尔施于1999年访问中国时感慨地说：“我对‘中央帝国’感佩良深，感佩她悠久丰厚的历史，也感佩她生机勃勃的今天。中国的实验据我观察，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走向现代化步履坚实，堪称成功；一方面又努力保持中国特色。”[2](P1)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形态的存在，没有对它们科学、系统、批判地研究，没有与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结合，就不会有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因此，中国审美体系的建设可以借鉴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在批判地学习他国的理论后，完善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逐渐形成适合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的审美标准和理论体系。当前我们的学习、研究工作正是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必要步骤，在今后的具体研究中，我们也应明确在坚持民族文化基因前提下批判地学习这一基本思路。

结语

综合前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又生活化的审美思想和关注生命体验的意识形态特征的简要考量，可以说，在新时期里我们凭借对西方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考与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来给中国的传统审美思想进行推陈出新的理论构建，是具有可行性的。并且，这样的理论体系对于在现代性快速发展前提下为大众提供精神追求空间有利，对于构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有利，对于走出西方审美理论的窠臼有利，对于建立与西方理论平等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利，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平等交流有利，对于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有利，值得为之努力。

早在20世纪初期，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现代美学家已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精神、系统性和生命力，但由于受到救亡需要等因素的限制，存在一些问题。[12](P183~186)并且，这些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当前的时代特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性，时效性受到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因为以民族主义为价值核心所以经久不衰”。[12](P200)从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发展史可见，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思想层面上交流更充分、社科研究队伍更壮大的今天，我们完全能够在坚持自己民族文化意识的前提下，通过批判地学习西方理论，赋予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以新的活力，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新审美体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体系是一个精神维度的切入点，目的是以此为楔子，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文化体系并不断完善之。这是我们目前在现代性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下值得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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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萌〕

New ChineseAestheticism: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Culture in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YANG N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society,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ith aesthetics being aof it. Although Western aestheticism shows humanistic spirit, it has disadvantages too. Therefore, we need to build our own aesthetic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our ide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spiritual dimension forlive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In this process, we can refer 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d learn the related Western theories critically, while exploring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to construct the new aesthetic system of China.

Key words:Chinese new aesthetic system; traditional aesthetic resources; modernity; space for spiritual pursuit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3-0137-06

作者简介:杨霓(1978-)，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及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WW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