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艳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佛经翻译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

闫艳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摘要：佛经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巨大。在汉语音韵学方面，汉字拼音反切法的出现、四声语调的发现与永明声律论的提出以及字母的产生等，皆与佛经翻译有着很大的关系。反切拼法与四声音调皆出现在南朝的齐梁之际，字母十四音晋时已经随佛经翻译活动传入中国，但字母的真正出现是在唐末时期，而汉语字母拼音法出现更晚至十六七世纪的明朝末年。

关键词：佛经翻译；汉语音韵学；拼音；反切；四声律；字母

一、引言：佛经翻译革新了汉语言

语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有语法完备的语言和语辞简单的语言，有传播广泛久远的语言也有封闭自守而逐渐消亡的语言。也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区分。语言不应该太封闭从而不利于语际交流。有趣的悖论是，越是复杂完备的语言，掌握该语言的人会越来越少从而限制了其语用交流的范围或者干脆绝迹。语言的封闭性导致其逐渐走向消亡。像英语一样，汉语也是一门“混杂”的语言，由于民族融合、语际交流、宗教传入、外族语言入侵等各种原因，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外来语词，也“异化”式创造了很多新词汇和新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作为文明大国“大文化”的特色与风采——开放式语言特征。

汉语是包容性很强的开放式语言系统。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大民族，各族语言的交流融合更是源源不断地一直进行着。汉语在历史上也有几次大的语言介入融合活动。梵语引入汉语就是一次旷日持久的“千年译经运动”的结果。古代当时西域有36国，各有语言文字。佛教从诞生国天竺(印度)传入中国中原不是从天而降，都须经过西域各国，有的就在当地停留下来，或经过一段时间再东传，因而汉语有了西域各国各族的语音、语汇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后来汉传佛经又传播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地。6世纪唐以后，藏传佛教也兴起了，它是直接来源于印度的另一支，据说藏语诞生于松赞干布时期，他派人去印度学习造字法创立藏语，迎佛教藏化应为兹后。应该注意的是：梵语和其子系统的藏语、西域诸国语、维语等都属于拼音文字，而汉语和它的子系统语言韩语、日语等属于象形文字。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翻译较有难度，而同系统之间各语言翻译较为容易。因而梵语佛经传至西域胡语简单，传到汉语圈则相对难度大些。语言系统的差异挡不住传教士的心志，为了传播佛陀信仰于万国大地，他们披荆斩棘地来了，带来了佛经教义，一路边翻译边播撒佛理。在翻译活动的佐助下，佛教便一直传播到了我们汉语区。而且佛经一开始翻译就是一千年之久，留下了大量的佛经译本，佛经翻译所携带的思维文化和翻译语言深深融入汉语文化思维之中。我们生活中许多常用词汇都是佛经翻译引入汉语的。梁启超认为佛经翻译导致“国语实质的扩大”，他说道：“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荡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成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1]

佛经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作用，无论从内涵的加深还是外延的拓展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音韵、词汇和语法。在汉语音韵学方面，汉字拼音反切法的出现、四声语调的发现与永明声律论的提出以及字母的产生等，皆与佛经翻译有着很大的关系。学者杜爱贤说，“佛家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四声。二是字母。三是等韵图表。”[2]等韵图表的反切拼法与四声音调皆出现在南朝的齐梁之际，字母十四音晋时已经隋佛经翻译活动传入中国，但字母的真正出现是在唐末时期，而汉语字母拼音法出现更晚至十六七世纪的明朝末年。学者于景祥提到，“宋齐之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佛经转读势所必需，因为读经不仅诵其字句，还要传其音节。咏经为转读，歌赞为梵音，汉字单奇而梵音重复，为适应歌赞转读，则要求参照梵语拼音，求得汉语之转变，由此反切之法出现，四声之学产生”。[3]

二、反切的产生

中国早期文字没有拼音，读书识字基本上靠的是师徒间代代口口相传。后来使用反切法来辅助拼音，书生们便可以自学拼读了。所谓反切法，就是一种用汉字来“切”音，古代汉语拼音没发明之前用以注音的方法。它的拼音过程是，用两个已经识读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和第二个的韵母“切”出中间音，以读出新字的音来。据汉字学家王力以及其他著名学者如梁启超、季羡林、汤用彤、赵荫棠(《等韵源流·等韵之酝酿》)等人的研究，“反切”这种拼音方式最早来自西域的胡僧，而这些胡僧很可能采用的是梵语拼音法，和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脱不了关系。梵语本质上说是一种拼音文字，只是形态上是用方块字记录下来而已，和我们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字有着很大的区别。梵语以五十字为一切字之根本，即拼音的五十个基础字音，以不同的基音字的连接复合表达出字词句篇等语言单位。梵语及中亚胡语传入汉语圈以后，译经僧或擅长语言学问的文人们借鉴其拼音原理和方法，创造了“反切”这种沿袭了几千年颇为实用的汉语拼音方式。宋沈括《切韵之学》选自《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中曾有记载：“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隋书·经籍志一》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西域胡书，其实是印度梵书，途径西域传入华夏，并且他们都属于拼音文字系统语言比较接近，遂被汉人误认为来自胡语。婆罗门书明确指出是印度最高级种姓婆罗门所使用的文字——属于当时贵族阶层使用的典雅的梵文，而巴利文似乎来自古印度民间。这里指出贯一切音的基础十四字是来源于印度梵语体系的。

不过，科学是不断超越前人见解而逐渐发展的，目前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反切不一定源自西域胡语或梵语，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它是。俞敏先生指出，“说梵文输入影响汉人的审音技能，随后反切就出现了，这个假设极近情理，可是始终没法儿证明”。[4](P403)学者傅定淼在《梵文拼音原理传入与反切起源关系新探》一文中指出：“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的说法不能不打上问号：梵语音节并非全由元音构成，如果汉时梵文字母及其拼音法已传入中国，为什么只有“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的元音字母而没有辅音字母呢？只有元音字母而没有辅音字母，拼音学理从何谈起？外僧仅仅把这十四个元音字母传给汉人信士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隋书》此说与佛教史籍记载并不能吻合。《四库全书总目·〈同文韵统〉提要》说：“声韵之学实肇于西域，自汉明帝时与佛书同入中国，以文字互异，故中国不行，其缘起仅见诸《隋书·经籍志》，所谓十四字贯一切音者，其法已不可详。晋太始初沙门竺昙摩罗察译《光赞般若经》，始传四十一字母，其后诸僧所译互有异同。”[5](P366)……可见梵文字母及其拼音法直到晋初才正式传入……这就说明梵文拼音原理的输入在反切产生之后而非其前。……说反切受梵文或其他西域文字拼音原理启示而产生，除了假设之外，还有什么具体事实可以拿来做证据呢？反切起源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讨论历史事实，需要的是摆事实，而不是单纯的讲道理。[6]

据此论证，汉语反切的起源并没有科学的证明其来源于西域胡语或梵语的介入。钱大昕《音韵答问》之《潜研堂文集》卷十五也只是说，“自《三百篇》启双声之秘，而司马相如、扬子云益畅其旨。于是孙叔然(炎)制为反切(反，府远切；切，千结切)，双声叠韵之理遂大显于斯世。”并没有提到受梵语影响。因此，反切如何形成，至今是个疑问。兹得出一个简陋的结论：一种可能是，反切和佛经翻译压根没有关系；第二种可能是受到了佛经翻译的一点点影响，国人参照梵语拼音法自创反切之法；第三种可能，就是佛经翻译带来的切音方法，只是目前缺少记录证据而已。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可信可靠？笔者眼下难以贸然论断，尚有待相关证据去证实之。

三、“永明声律论”：汉语四声音调的发现

“永明声律论”对汉语四声音调的发现，与印度梵文佛经的影响，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于景祥指出，“自从竺法获四十一字母之说一出，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这样平、上、去、入四声之说正式形成，并创为‘四声八病’之说”。[7](P18)明确指出和佛经的梵语字母拼音有关。在梵语传入之前，中国古音乐中的五音为宫商角羽徵，最早“宫商角徵羽”得名见于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在《管子·地员篇》中，甚至还有用数学方法运算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正确音的科学办法。应用于汉语拼音方式的同样为此五音或称五声，即“五声律”。但目前汉语中只有四声基础音，*现代汉语拼音为四声基础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为附加音，照顾到方言发音，例如北京口语词尾的“儿”字音，不具有词汇或语法功能，要读为轻声。这是受梵语佛经翻译活动的影响而形成的。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认为四声与佛经转读有关，说南齐永明时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了很多僧侣造出经呗新声。据他的考证，四声发现的灵感源自佛教徒转读佛经，当时关注语言语音的文士们和僧侣们受梵文拼读方式声调抑扬顿挫之平仄有致的启示，他们开始注意汉语的音节结构，把源自佛经的灵感和中国古代的五音结合起来，从而研究制定出汉语四声拼音形式，为：平、上、去、入。南梁武帝曾问大臣周舍什么是“四声”，周舍以“天(tiān)子(zǐ)圣(shèng)哲(zhé)”四字为例做答，其正好代表“平上去入”四个不同的声调。《文镜秘府论》记载：“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文镜秘府论》引元兢语)这样就把中国本土传统的“五声律”参照梵音而变革为更科学的“四声律”了。看来汉语拼音四声的发现和佛经翻译确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梵语佛经传入就没有对梵音的识读，如果没有梵汉翻译活动就没有佛经的广泛传播，梵语水平不高的文士们也没有足够兴趣去阅读原文经典找出其声调的细微区分与变化来。所以关于汉语拼音四声发现，最可能的情况是，当时感兴趣汉语语言学的文人，读到了佛经翻译文本，有感于某些音节拗口或铿锵顿挫有异于汉语音节，对照原典梵经之相关字词加以甄对，请教于外僧或译僧等懂得梵语的人对于该语词的梵语发音，而确定其音节音调，参照其音制规则，实施于汉语拼音拼读方案，而创造出汉语四声音调的。

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转读佛经的三声最早出自古印度“声明论”的三声。他说：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8](P367~368)

不仅受印度“声明论”三声的影响，四声的创制同时也受到我国声韵学发展的影响。汉语文字由声、韵、调三者构成。从时代环境上来说，魏晋以来文学进一步发展起来，辞章华丽的骈体文广为盛行，南北朝人最喜欢用双声、叠韵来作诗为文，为兹后汉语律诗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文辞基础。四声音调文字格律形成的时代条件已然成熟了，也可以说良好的文辞基础正需要音韵学的进一步规范才能继续发展，声律的创制成为该时代文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恰逢其时，佛经翻译活动盛行起来，虽然梵语经典西来自汉至此已有一段时间，但前期接受情况微弱，到了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及佛教接受成为一大高潮，这一时期佛教信徒日众，念经声此起彼伏，盛况叹为观止。由于唱经如此普及，佛经中的唱呗、转读也遂被周颙、沈约等社会名士文人们发现，他们将梵语唱经转读的方法借来运用于汉语诗文的创作中，并加以创新，造出“平、上、去、入”四声音调以及兹后的为文应忌“八病”说，被认为是汉语言音韵学的奠基之举。

“永明”(483~493)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该时期著名诗人沈约(441~513)等文学家受到佛经翻译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延泽后世的“四声、八病”的理论，并把它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开创了“永明体”，也被称为“永明声律论”。其得名于《南齐书(南史)·陆厥传》的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徽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9](P898)

《梁书·庾肩吾传》说道，“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10](P690)封演《闻见记》说：“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沈约传》：“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彼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武帝雅不好焉。”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倡导者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是当时文坛领袖。他积极倡导声律理论，认为历代文学，文体上虽有发展进步，声律上却未睹其秘；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虽与音律暗合，实不知其所以然。沈约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写作法则及其原理，也就是四声法则。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宣言式地提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11](P1779)

除沈约外，其他倡导者也有著述，封演《闻见记》曰：“魏时有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南史·周颙传》提道：“(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永明体”是我国格律诗的开端。永明体的意义主要是对声律的探究。沈约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归纳四声八病理论并把这些诗歌声律与晋宋以来诗歌对仗的形式结合起来。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是，五言诗的写作应遵循“四声”，避免“八病”。“永明体”第一次将四声原则运用到了诗歌领域，形成了五言新体诗，不仅与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一的古诗不同，并且与汉魏时平整的五言古诗也不尽相同，故又称“新体诗”。永明新体诗是由汉魏古诗发展到唐代近体诗的过渡形式，对唐代近体律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永明体”是古体诗歌向近体诗歌的转折。四声发现之前汉语为诗无成规，诗人作诗押韵全凭感觉，有时对仗便不是很工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声律规范。永明声律论四声调制的出现，有着汉语音韵学划时代、革命性的伟大意义。虽然沈约等永明诗人们当时并没有能完全按照格律进行诗歌创作，“八病”规范也由于过于烦琐而一直遭人诟病，但它为同时代及后代诗歌创作在外在形式的完善上指出了一条大道，这是在中国汉语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正如西方有句典故，“带着镣铐跳舞，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欧洲民间流传典故。曾有人买一善舞奴隶跳舞表演，为防止逃跑，登台跳舞都戴着笨重的脚镣手铐，此人如此舞蹈表演二十年，主人见其忠诚，遂解开镣铐，但该奴隶戴惯了镣铐，解开反而身体无法平衡，不能舞蹈得像以前戴镣铐那样好。后人由此得典故：“戴着镣铐跳舞，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永明声律论”就是第一次为汉语音韵戴上了镣铐，是否能跳得最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并验证，这也可以解释当时的创立者沈约等人并没有依声律写出好诗，而却成就于后代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唐代诗歌创作，在永明声律的规范下达到了巅峰，使汉语诗歌大放异彩而经久不衰。

文学界对永明声律论和永明新体诗褒贬不一，南朝的两个文学评论大家对它的态度也大异其趣：《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表示赞许，而写《诗品》的钟嵘则表示反对。赞同者重在肯定声律论在我国文学史、诗歌史中的历史意义，反对者着眼于声律论对诗歌的束缚和因重格律所产生的形式主义的流弊。钟嵘《诗品·序》中曾批评齐梁声律风气“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总的来说，永明体对后来唐朝近体诗的繁荣还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四声八病”的发现应用于中国文学的创作，使文学如虎添翼，因为有了韵律，文学性更加增强，骈俪之文风更为强盛。刘师培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特别指出永明声律论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力，“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12](P98)学者李士彪说，沈约等人借鉴佛经转读的方法发现了四声，规定了八病，使声律的讲求有了明确的依据和法则。……声律在对偶、隶事之后也成为篇体要素。……在沈约之后，文人们只能对这三个要素进行完善或破坏，再没有发现和提出与这三个要素有本质区别的新的形式要素。六朝人发现并完成了汉语文学篇体的构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3](P121)

刘永济先生也谈到永明声律创制前后与梵文影响的情况，他说道：永明之朝，休文擅美。观其所制，率以宫商谐协为高。王谢和之，遣词造句，弥见推拍。直欲陶铸天籁，熔范性灵。虽下开唐人律体，功施烂然，而后生竞习，重貌遗神，遂令声律之功益严，情性之机将锢，过亦相等矣。……盖自东汉许叔重作《说文解字》，形定义明。后人更进而研求音声，自然之势也。故孙炎著《反语》，李登作《声类》，吕静作《韵集》，已远在魏晋之世，此固有之因缘也。而梵学西来，中土人士，渐习其文字。于是彼土谐声之字，与此方衍形之文，互相接触，而生影响。声韵之学，遂以兴起，此外来之影响也。但周、沈以前，犹未用之为文耳。然观《宋书·谢庄传》，载王玄谟问谢庄何为双声叠韵？庄答曰：玄护为双声，礅稿为叠韵。范晔自序，称性别宫商，识清浊，则齐代以前，文士已喜言双声妙解音律矣。故周、沈一倡而举世风靡。[14](P161~164)

可见永明之前汉语语音学已有一定的基础，恰逢梵文的传入为这一变革的“导火索”性契机，沈约等人遂借用梵语三声而创制了汉语四声之格律基础，对汉语与中国文学建设意义非凡。

四、梵语字母的输入与汉语字母和拼音的产生

字母一词来自梵文摩多(梵文mata)。梵文摩多本指元音，后来梵文词义扩大，辅音也称摩多。该词传入中国后，当时音韵学家只用它表示声母。此前汉语没有声母之名称，人们用双声表示声母，反切的上字与被切字的双声，表明两字有着相同的声母。

汉语字母和拼音的正式出现历史比较晚，但是梵语字母和拼音的传入却可以确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法显译《大般泥洹经》卷五就有最早关于十四音的记载，佛陀对迦叶说“初十四音名为字本，是十四音常为一切诸字之本”。[15](P70)《涅槃经》译本也说，“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则为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16](P413,P653)法显译本、昙无谶译本、谢灵运译本都详列了五十个梵文字母及其含义。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提及，“至于梵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般涅槃经》列五十字，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17](P13)“《大般涅槃经》提出的‘十四音’与‘半字满字’之说，对永明声律说的形成当有较大的影响。”[18](P79~120)梵音五十二字母说最早见于隋慧远《慧远疏》。[19](P373)

汉语字母的产生得益于佛教的传入。汉语字母及拼音的正式诞生在后来的唐代末年。创造三十六字母的守温是唐末僧人，他从梵文字母得到启发，给每一声类规定了一个代表字即字母。据何九盈先生的研究，“字母”这个词就是由佛门信徒从梵文翻译过来的。[20]据宋王应麟《玉海·艺文·小学》记载：“光(司马光)有《切韵指掌图》，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字母》也有记录：“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传出于僧守温，温亦唐末沙门也。”

至于汉语拼音*指字母拼音法，因为前文的“反切”就是一种汉字拼音法。的诞生，据说一是由于回民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口语形成最早汉语字母拼音。二是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1605年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他写了4篇文章，交由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其拼音方案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用罗马字拼写汉语字的方式。三是法国传教士金尼格在1625年，把利玛窦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在王徵等人的协助下，写成罗马字注音中文书《西儒耳目资》三卷，次年(明天启6年)在杭州出版。这是他唯一的一本中文著作。他曾自述《西儒耳目资》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全书分三编，其中第一编《译引首谱》是总论，第二编《列音韵谱》讲从拼音查汉字，而第三编《列边正谱》则讲从汉字查拼音。金尼格的罗马字注音用 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共25个字母和 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即可拼出当时汉语几乎全部的字音。这显然比“反切”拼音法简单易行，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中国音韵学者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方以智在《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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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正藏·卷84[M].

[20]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黎玫〕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ng Activities on Chinese Phonology

YAN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aspect of Chinese phonology, the emergence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 with the method of indicat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 by using two other Chinese characters (or Fan-qie), the discovery of four rhythms as well as Chinese alphabets, all had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Fan-qie and four rhythms both were foun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Qi to Liang in the South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Letters and fourteen voices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with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uring Jin dynasty, but the true appearance of Chinese alphabets was in the late years of Tang dynasty whereas the founding of Chinese letter-spelling method was later than 16th century in the late years of Ming dynasty.

Key words: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Chinese phonology; phonetic transcription; Fan-qie (a method of indicat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 by using two other Chinese characters); four rhythms; letters of an alphabet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3-0092-06

作者简介:闫艳(1971-)，女，陕西西安人，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08Y08)；2014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4YJA751027)；2015年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类)项目”(31081315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