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所系，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之所在，是党心军心民心之所向。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所系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能否建立一个成熟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能否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战胜困难的根本所在，是决定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所系。

在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比较年轻，也缺乏革命斗争经验。这就导致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先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了绝境。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推动下，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逝世追悼会上所说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20世纪90年代苏共垮台，从反面说明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久经考验的政党，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垮台了。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苏共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内部分裂和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导致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1989年邓小平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反复讲到建立“成熟的”、“有能力的”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尤其需要一个坚定团结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需要一个能力出类拔萃的领导核心，来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要求，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之所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而“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换言之，切实维护党的领袖集团的权威是全党全国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

正因如此，恩格斯反复强调，要维护领导集体核心的权威地位。他指出，进行革命活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列宁也从党组织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加强党中央权威，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极端重要性。在列宁看来，没有统一的思想、坚强的团结和铁的纪律，没有必要的权威和服从，“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依据列宁的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的二大明确指出：“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此后，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被广泛应用到领导决策活动中。然而，过分强调“集中”，却酿造了陈独秀“家长制”的恶果。于是，党的五大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应该“实行集体的指导”。然而，“集体领导”虽然规避了“家长制”，却容易导致扯皮、拖沓，影响执行的效率。因此，党的六大提出：“加强党的集体指导，实行分工的集体，形成无产阶级指导中坚的工作。”可见，实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统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民主集中制强调通过“集体领导”防止“家长制”，为何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仍然要强调确立一个核心呢？这是因为，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强调要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既有量的要求，也有质的规定，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所谓量的要求，是指决策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所谓质的规定，是指决策要坚持“正确的意见”。换言之，只有在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正确意见，才能真正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然而，决策过程是复杂的。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就要求在领导集体内部有一个“核心”。所谓“核心”，是指其领导集体中能够高瞻远瞩、提供正确导向的领袖人物，他既能起到集中集体智慧、整合集体意见的作用，又要在意见分歧、难以取得一致的时候起到关键的决断作用。没有核心，追求所谓的绝对民主，就可能导致权力分散、组织涣散。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行为，从反面证明了中央领导集体中确立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反映了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是党心军心民心之所向

纵观古今中外，但凡一个国家崛起，必然有一个出色的领袖人物。汉代中兴得益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贞观之治来自于唐太宗的高瞻远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缔造了日不落帝国；彼得大帝的雄才大略，铸就了强大的俄罗斯民族；德国崛起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运筹帷幄密不可分；在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的非凡领导下，才有了今日美国的霸主地位。

大国领袖通常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一要具有坚定信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在关系到祖国命运前途的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担当；二要具有战略思维能力，要站得高、看得远，在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面前，信仰坚定，行动果敢；三要具有影响世界的“软实力”。领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只有对世界的发展了然于心，又能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才能在喧嚣的国际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具备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需要的所有潜质和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压力的严峻形势下，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果断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全面从严治党中，反腐败不仅惩治了贪官，也重塑了中国官场政治生态；在中国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挤压的情况下，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开辟了中国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