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向荣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桐乡 314500)



·学人论语·

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反思及其精神品格建构

○ 杨向荣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桐乡 314500)

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精神品格建构，应当着眼于中国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呈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沿着《讲话》和《意见》来审视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现状和批评话语空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反思批评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实现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精神品格建构。

文艺批评；反思；中国精神；建构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下简称《讲话》)。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讲话》和《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沿着《讲话》和《意见》来审视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现状和批评话语空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反思批评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实现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精神品格建构。

一、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反思

从上世纪国门初开对西方各种思想的引进，到改革开放后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思想的引进，包括当下对西方最新思想的介绍与跟进等。在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旅行中，中国学界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道路，而文艺批评同样如此，学界往往在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范式下对中国文本与中国经验进行普适性阐释与解读。问题在于，这种普适主义式的套用式解读是否合理？当我们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时，是否存在着理论的错位解读？从西方援引和阐释而来的文艺理论观点能否有效地解决中国审美文艺现实和本土文化经验，西方观念与经验如何才能融入到中国当代文艺的自我阐释与叙述之中？如何合理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的优点，并在对话和交流中保持本土经验与西方观念之间的张力？这些话题不由我们不反思。因此，重新审视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及其不适，反思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进而建构其应有的精神品格，成为当下中国学人的主要关注点，也是《讲话》和《意见》结合当下的文艺现状对文艺批评家所提出的建议和要求。

显然，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面临着中国经验与西方话语的张力，遭遇到新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话语的失范和失语所导致的本土文艺批评经验的认同危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话语在接受和引介西方理论时，基本上都是沿用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其后果是造成中国话语在西方话语霸权冲击和影响下的失语。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对中国文艺经验的阐释也往往以西方话语为旨归。西方文艺理论及其经验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而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以及中国独特的审美经验则明显缺失。笔者以为，在引介西方理论时，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毕竟任何理论话语的合理性都只是有限的合理性，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场域和语境中。因此，我们在引介西方理论时，必须考量其与中国情境的适应性，否则就容易走入机械套用或错位阐释的误区。

反思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话语，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文艺批评话语在西方理论面前缺乏自己的话语意识，转而寻求以西方话语来强制嫁接中国话语和文本经验，最终导致跟在西方思想后面依样画葫芦，进而丢失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经验之根。就中西文艺批评话语的逻辑和体系来看，各自的话语经验和概念范畴原本有着很大的区异。中西诸多观念在思维方式、话语表达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经验与思辨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也使相互间的转换变得非常困难。而且无法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理论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虽然有不少可供借鉴的优秀成果，但毕竟还是存在大量理论被机械引用和化用，因而造成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不自信和话语缺失状况。中国的理论批评曾经一度迷失于西方批评的话语中心体系中，呈现文论话语表达、沟通和解读的不自信情况。似乎一旦离开了西方文学或批评话语，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成为了一个学术上的“失语”者。〔1〕笔者以为，这种话语缺失症，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于狂热地诉求西方理论，跟在西方的后面依样画葫芦，结果反丢失了自己文化上的“根”。这种“根”的缺失，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以及对本土文学经验与批评资源的不自信。

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应立足于文本实践和经验立场，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艺实践都随着本土化经验的不同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变化。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借鉴西方话语时，应当对相应的理论进行中国化的重新阐释，使其与中国的现实经验对接，真正融入到对中国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阐释中，而不是简单地以西释中。而综观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话语表达，要么忽视文本，要么游离于文本和实践之外。这些话语基本上脱离于中国的本土文艺经验，而且在阐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时也是将西方的个案挪用过来加以强制征用和阐释。无疑，没有本土经验和批评实践的理论往往是无根之木，也就形成了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在与西方话语对话时的错位交流，如乐黛云所说，“如果第三世界只用这套话语所构成的模式和规则来衡量和诠释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话语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况且，若果真如此，则第三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对话仍然只是同一话语，同一语调，仍然只是一个声音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的资料，而不是能够达致理解和沟通的两种不同的声音。”〔2〕

不可否认，西方理论的引介促进了我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空间的建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可以通约，但地方经验却不可通约，如果在西方理论的引介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度，就很有可能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或者说理论先行、理论强制阐释他者经验的后果。我们在展开当下文艺批评时，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本土经验应当成为当代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的空气和营养。我们可以从西方汲取各种思想资料作为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经验阐释的依据，但在“洋为中用”的理论运用中，“洋”只能是“用”，而只有适合中国当下经验的具体实践，才是真正的“根”和“体”。理论必须接地气，强调问题意识，能解决现实经验中提出的问题，才是真正鲜活的理论。

在当下的许多批评中，大量的迎合和奉承之语也消解了作者的思想和批判性，最终形成批评间的语言游戏，这正如利奧塔尔所言，在今天，往往“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3〕应当说，当下大多数的文艺批评往往局限于表态式的人情批评，而鲜有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与批判性反思。如果对中国当代文艺现状进行追问，情况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艺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艺也恰恰由于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引导而陷入另一个误区。不少文艺工作者为了别出新格和迎合西方标准，很多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流于平庸、低俗和媚外，陷入了商业化、庸俗化和边缘化的泥淖，这些作品也往往成为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读的根源。对此，习近平在《讲话》明确指出，“文学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预借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4〕

理论的创新应当是思想的创新和批判性的出场，文艺批评更应强调思想性和批判性。以此来审视当代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可以说尚缺乏良性的学术论争和批判语境，这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话语批判性维度建构的任重道远。基于此，《讲话》和《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讲话》更是强调，当下的文艺批评家“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5〕

二、当下文艺批评精神品格的建构

时代的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广大民众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提高，这种要求本身对于当下文艺批评的中国精神建构也是一种推动力。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精神、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6〕因此，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精神品格建构，应当着眼于中国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呈现。所谓中国精神，就是以实现中国梦为指引，将中国元素转化为中国精神，将价值观念融汇在艺术语言、艺术情感、艺术形象之中，以艺术性和感染力体现中国梦的精神内涵。而我们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有时代性意识，要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经验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中国当代的审美经验建构要摆脱西方的话语预设立场，必须呈现出中国问题范式、本土经验凝视和中国精神路径。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话语应当立足于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的传达，加强对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才能突破理论与文本的错位对接。只有强化本土经验，才能为理论的提升以及理论的本土化提供实践资源，进而避免空而无物的泛泛而论。应当说，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和本土经验以及批判的理论立场，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摆脱理论预设和增强理论自信的强大资源和资本，也是我们在反思西方理论话语应当秉持的基本立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经验也不是一种与世界绝缘的独特话语，不能因为狭隘的民族性来论证其合理性。文艺批评话语的合理性论证应该建立在它对当代经验有效性阐释的基础上，而不是对狭隘民族主义话语的迎合上。

文艺批评话语要呈现中国精神，首先应当确立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方向。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强调了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方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后来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对此提法作了修改，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人民性方向既是对文艺工作者创作途径和方法的指导，同时也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与成效相统一的现实要求。应当说，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始终围绕着“人民”这个核心字眼，始终坚持着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发展方向。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7〕《意见》也强调，应当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建立健全反映文艺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把服务群众和引领群众结合起来，既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又加强引导、克服浮躁，讲品位、讲格调，坚决抵制趋利媚俗之风。”〔8〕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习近平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虚心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人民的主体性身份在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文艺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9〕围绕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工作，习近平将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进一步深化和确认，强调人民本身就是文艺批评的中心和根本，而文艺批评者的立场、方向、途径和成效的体现都要以这个根本原则为核心和标准。文艺创作和评论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踏“人民”的坚实大地，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10〕“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11〕

要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作品，文艺建设离不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基于此，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价值引导、精神引导、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12〕除了加强文艺创作的指导，习近平同时强调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13〕因此，文艺批评家自身素质的提高关系着创作导向、创作生产以及文艺作品的接受等问题。在当下的文艺批评队伍的建设中，应当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培养造就高素质的，有道德、有审美情操的文艺批评专业人才，努力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批评家队伍，使批评家挖掘出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才能彰显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优秀文艺精品。

文艺批评话语要呈现中国精神，还需要文艺批评家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诉求，从文艺的时代语境与经验出发建构当下批评的话语体系。马恩的经典文艺批评理论强调文艺评论应当表现出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马恩的文艺批评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现实，更重要的是它的预见性和对时代的发展趋势指引。在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思想中，他也强调批评要紧密结合时代要求，切合中国的现实主题。毛泽东一直注重将文艺批评工作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4〕而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15〕习近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习近平看来，“文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16〕

文艺评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创作风貌，也引领着一个时代的评论风气。倾听时代的足音，展现时代特征，把握时代精神，是当下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现实要求。《意见》指出，当下中国的文艺批评“存在‘缺席’‘缺位’现象，对优秀作品推介不够，对不良现象批评乏力，文艺评论辨善恶、鉴美丑、促繁荣的作用有待强化。”〔17〕因此，文艺批评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方针，发扬文学评论的民主风气，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批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文艺评论界在观念、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共同交流，从而为文艺批评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习近平强调，“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18〕

中国当下文艺批评的中国精神建构体现在实践层面，主要体现在通过文艺作品传达中国梦体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的核心在于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时代表达。习近平强调，“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9〕而《意见》也指出，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和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当下的文艺工作应当“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着力书写人民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不断丰富拓展中国梦的表现内容，既讲好国家民族宏大故事，又讲好百姓身边日常故事，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叙事体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见人、见事、见精神。”〔20〕因此，弘扬中国精神需要文艺工作者在立足和聚焦于中国梦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传达中国经验和讲述中国故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要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文艺评论工作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21〕

重视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社会艺术工作者自身修养和创作导向的要求。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中国本土的文化经验和思想文化资源日益在全球范围内突显其重要性。而文艺理论以及批评实践作为知识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输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话语一方面要看到观念转型中的内容与形式创新，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我们不能局限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接受和拿来，也不能将之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阐释生硬嫁接。毕竟，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有着自身的文艺与文化观念，也有着属于其本土的文艺与批评实践。面对全球化的地球村格局，我们应当强调视域融合，立足于本土，基于实践来展开全球化的文艺批评对话。应当说，中国文艺批评传统中的许多观念、命题和思想，无疑都可以在现代性视域下进行重新转化和建构，进而演变为当代全球范围内文艺批评话语的宏大叙事。

注释：

〔1〕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2〕乐黛云：《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问题》，《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3〕〔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

〔4〕〔5〕〔6〕〔7〕〔9〕〔10〕〔11〕〔12〕〔13〕〔15〕〔16〕〔18〕〔19〕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30、15、13-14、17、18、20、11-12、29、5、9-10、29-30、5页。

〔8〕〔17〕〔20〕〔21〕《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7、16、7、12页。

〔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

杨向荣(1978—)，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