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著， 孙洛丹译

金山三年苦：黄遵宪使美研究的新材料*

施吉瑞著， 孙洛丹译

摘要：黄遵宪在美国执行排华法案期间，曾任旧金山中国总领事(1882—1885)，然而学界对其在北美的任职迄今还鲜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由黄遵宪完成的或是与他相关的大量的珍贵手稿，尚未被研究者发掘使用，包括黄遵宪上呈给中国驻美大使的文书、当地英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今藏于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黄遵宪与他人往来信件之手稿。通过对这些新见、罕见的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对黄遵宪在北美的经历做出清晰的勾勒。

关键词：黄遵宪； 旧金山； 排华运动； 美国华侨

引言

本文是为了简要介绍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这是一本以诗人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任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三年经历(1882—1885)为主题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专著①迄今为止英文黄遵宪传记只有拙作WithintheHumanRealm:ThePoetryofHuangZunxian,1848—190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该书中文版《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孙洛丹译)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中文黄遵宪传记不胜枚举，如麦若鹏《黄遵宪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牛仰山《黄遵宪》(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郑子瑜《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杨天石《黄遵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尽管这些传记各有千秋，但迄今最全面的传记当推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郑海麟教授更早的一部关于黄遵宪的专著是《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郑海麟教授近日告诉我，他考虑编写一本详细的黄遵宪年谱。黄升任所著《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2006年)是近年来涌现的对黄遵宪诗歌和思想进行解读的相对全面的传记。另外一本重要的黄遵宪研究专著是蒲地典子《中国的改革：黄遵宪和日本模式》(ReforminChina:HuangTsun-hsienandtheJapaneseModel,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书中有许多传记内容，特别是涉及黄遵宪的使日经历。较为近期的关于黄遵宪日本经历的研究有任达(Douglas Reynolds)《东方遇到东方：中国人在日本发现现代世界》(EastMeetsEast:ChineseDiscovertheModernWorld—inJapan, Ann Arbor, Michig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2)和王晓秋《黄遵宪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堂锜《黄遵宪及其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对黄遵宪诗歌做了最为全面的研究，在该书订正更新基础上，张堂锜教授在2010年出版《黄遵宪的诗歌世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早年在台湾访学期间张堂锜教授所给予的帮助。关于黄遵宪与同时期广东文学的研究可参见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岛田久美子编著《黄遵宪》(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节选黄遵宪部分诗歌作品并辅以现代日语翻译。黄遵宪研究的中文期刊论文数目庞大。关于此时期旧金山华人的历史可参考陈勇《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ChineseSanFrancisco1850—1943,aTrans-PacificCommun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书中文版200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麦礼谦《成为美国华人：社区和团体的历史》(BecomingChineseAmerican:AHistoryofCommunitiesandInstitutions,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2004)是美国华人研究的经典著述。另外一本包含诸多加州华人资料的著作是许元英(Madeline Yuan-yin Hsu)《金山梦，家乡梦：跨国主义和美国的南中国移民现象1882—1934》(DreamingofGold,DreamingofHome:TransnationalismandMigration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SouthChina1882—193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关于此时期中国外交官的资料可参考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有关黄遵宪研究的著述，特别是中文著述，已是汗牛充栋，但很奇怪的是，迄今还没有人详细研究黄遵宪在美国的经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郑海麟曾指出，黄遵宪的美国经历之于他思想的形成，特别是他在《日本国志》中表现出的思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该书的撰写虽始于东京，但却是他从美国返回中国后最终修改完成的*郑海麟：《黄遵宪传》，第144—149页。。郑海麟认为，黄遵宪使美期间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日渐笃信美国司法体系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力量，这些认知激励着他寻找中国的改革之道。与此同时，在加州以及北美西部的许多地方都普遍存在的排华种族主义，使他为这个被西方主宰的世界里的华人的未来忧虑不已，也促使他吸收了当时在西方国家颇为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思潮*尽管有关此时期华人所受的迫害已有不少研究，但其中对排华运动，特别是对加州华人的驱逐，最为完整的记录是Jean Pfaelzer《大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DrivenOut,theForgottenWaragainstChinese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Press, 2007)，这部详实的著述参考了大量的报纸和其他重要文献。Roger Daniels所编的《北美排华暴力》(Anti-ChineseViolenceinNorthAmerica,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是更为早期的论文集。与排华运动相关的史料辑录可参见Tsu-wu Cheng编《中国佬！美国排华歧视的文献研究》(Chink!ADocumentaryHistoryofAnti-ChinesePrejudiceinAmerica, New York: World Pub., 1972)。。

尽管对黄遵宪在北美的任职迄今还鲜有研究，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此间由黄遵宪完成的或是与他相关的大量的珍贵手稿并未被研究者使用。这些资料包括书信和一些原属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现藏于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珍稀书库的档案材料*遗憾的是，黄遵宪这一阶段所有相关材料并非都在维多利亚大学，中华会馆的会议记录就是一个例子。。没有这些材料，着实很难对黄遵宪在北美的经历做出清晰的勾勒。

早期研究者使用的材料

尽管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关于黄遵宪在旧金山就任总领事的材料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材料很少被用到，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材料被使用，什么样的材料未曾使用以及后者遭遇冷落的原因。毋庸讳言，与黄遵宪使美经历相关的最为珍贵的材料就是他本人的作品，此间创作或与之相关的诗文被广泛传唱。尽管现存与其使美经历相关的诗歌不多，但它们被中文、日文、英文的黄遵宪研究频繁征引，其中一些诗篇被认为是他最动人的代表作。然而，在对现在可见的手稿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并结合对黄遵宪此时期的诗歌作品的文体分析后，我们发现，现存的与黄遵宪使美经历相关的诗歌均不是他在美国期间所作，也就是说，事实上从黄遵宪结束自己在东京的初任外交官生涯、告别日本到踏上离开旧金山的轮船、并经过五天航行到达城市西部这一时间内，他的文学创作存在一个完全的断层(详见下文对年表的讨论)。具体来说，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钞本没有收录任何黄遵宪离开日本之后的诗作，甚至忽略了被推测在船上完成的一系列绝句*黄遵宪：《海行杂感》，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4，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周作人认为钞本成于1891年。周作人并没有展开分析黄遵宪在钞本中删掉许多与1891年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相关的诗作的原因，并且据我所知，最早的对黄遵宪诗歌的创作的时间顺序进行系统界定的，是1981年出版的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参见周作人：《人境庐诗草》，见氏著《知堂书话》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88—400页)。钱仲联的结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黄遵宪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出现的错误，多发生在那些钞本未录而在《人境庐诗草》中排在1891年之前的诗作中，诸如他搞错了自己抵达旧金山的时间(详见下文)以及他弄混了188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细节(参见拙作WithintheHumanRealm, p. 247)；(2)钞本中的作品与《人境庐诗草》中钱仲联及我本人认为是后补的作品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风格上的差异(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前揭书pp. 122—125, 127—129, 138—142, and 159—173)。黄遵宪定期收集、阅读旧金山的中英文报纸，对当时美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因此他在美国期间会忘记一些事件的细节是不现实的。关于黄遵宪阅读和收集英文报纸的事实，可参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所收188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全集显示的公历时间有误)第二十五号禀文；而阅读中文报纸的事实可参考他发表在1883年2月24日《华美新报》“领事来片附录”中写给编辑的信。相关资料现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研究图书馆Folder 8, Carton 31,Yuk Ow Research Files，馆藏号AAS ARC2000/70。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陈忠平教授向我提供这封信件的副本。。在他离开旧金山之后，所创作的第一首诗就是广为人知的《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5，上册，第395页。。

事实上，惟一我们能够毫无争议地认定为黄遵宪创作于使美期间的诗作，是他在1883年1月10日(光绪八年腊月初二)在旧金山赠与日本亲王有栖川宫炽仁的诗*参见1883年1月4日《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第1版《日本要人》(A Japanese Dignitary)、《有栖川亲王抵达旧金山》(Arrival of Prince Irisugawa[sic] in San Francisco)。根据新闻记载，亲王1882年6月，原本是要参加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仪式，但未如愿，于是在游历欧洲后又来到美国访问华盛顿特区。他从美国东部乘坐陆上列车抵达旧金山，入住当地最为豪华的皇宫酒店，后乘北京号(City of Peking)轮船回到日本。黄遵宪曾写到两次拜访炽仁亲王，并在第二次拜访时赠诗，参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所收1883年1月8日—11日(光绪八年冬月十三日)第二十九号禀文附录二(第483页)。亲王的日记并没有提及赠诗，只是简要记录自己被“清国总领事黄遵宪”“面谒”，参见有栖川宫炽仁《炽仁亲王日记》卷4“1883年(明治16年)1月10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25页)。亲王美国游历的行程可参考前揭书第115—125页。他在1882年圣诞节在华盛顿特区见到了黄遵宪的上级郑藻如，参见前揭书第120页。《炽仁亲王日记》卷1的卷首插画是亲王的照片。非常有意思的是，炽仁亲王的日记是用汉文写成的，偶尔用到日文假名。。不过遗憾的是这首诗并没有出现在黄遵宪的诗集中，相反黄遵宪早年在日本创作的明确写给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诗歌却被收录在内*黄遵宪题为“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的一组诗被收入《人境庐诗草笺注》(卷3，上册，第241—248页)。根据黄遵宪诗歌的版本，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该诗创作的大致时间(光绪三年至七年，也就是1877—1881年间，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但通过在亲王日记中寻找黄遵宪诗中描述的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的事件，我们可以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定格在1878年(明治11年)1月10日，黄遵宪可能在礼成仪式或是仪式结束后不久将诗歌赠与炽仁亲王。参见《炽仁亲王日记》卷3，第51页。炽仁亲王在对开校典礼的简短描述中并未提及黄遵宪赠诗一事，当炽仁亲王在旧金山再次见到黄遵宪的时候，他极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之前的赠诗，因为他在旧金山期间的日记中也未提及。《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中最后一首诗貌似是黄遵宪对亲王在开校典礼上发言进行的概括(《人境庐诗草笺注》卷3，上册，第246页)。。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找到黄遵宪在旧金山赠与炽仁亲王的诗，极有可能已经散佚。通过以上简短的讨论不难看出，黄遵宪创作的与使美经历有关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多年后的追忆之作，在使用这些诗歌文本时要格外留心，不应该低估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作为自传式回忆的价值。

黄遵宪的文集，迄今最完整的版本是2005年出版的《黄遵宪全集》，但是作为一个资料的来源，是有一些问题的*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既有诗也有文，而单纯的黄遵宪文集可参考郑海麟、张伟雄编《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黄遵宪有生之年并没有有意搜集出版他的那些篇幅较短的文章，他与同时代许多重要人物的往来书信以及很多公文都散失了。我无法证明这些文本真的存在过，但许多年前，在我第一次去苏州大学拜访黄遵宪研究权威钱仲联教授时，曾问过他，黄遵宪是否有日记流传。钱教授告诉我，尽管他也没有亲自见过，但是他听说过黄遵宪曾留有一本日记，而且极有可能被他的后人保存着。我还是无法证明这件事的真伪，但是近来张剑对晚清诗人、学者莫友芝日记的重新发现和出版，就提示我们19世纪许多珍贵的资料还尚未被发现*在莫友芝的日记被发现之前，最全面的莫友芝研究当推黄万机《莫友芝评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研究专著。关于莫友芝的日记以及他与家人的详细传记，可参考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我的新书《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ThePoetZhengZhen1806—1864andtheRiseofChineseModernity, Leiden: Brill Press, 2013)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关于莫友芝的。此外，正在筹备中的该书的续篇将展开更多的空间关注莫友芝和郑珍等沙滩派的其他诗人，“沙滩派”是以诗人们在贵州活动的主要地点命名的。。当然，《黄遵宪全集》中收录的文章也不乏珍贵的发现，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展开。

除了已经提到的诗歌和部分文章之外，另外经常被使用的重要材料是黄遵宪亲信等相关人员流传的轶事，特别是身为晚清思想家、文学家的梁启超。梁启超在其晚年对黄遵宪非常了解，百日维新前，他们在一起共事，梁启超极为推崇黄遵宪的诗歌，将其作为“诗界革命”的代表，关于这一点在他著名的《饮冰室诗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1910年。。遗憾的是，梁启超直到1903年才去旧金山，鉴于此，由他转述的黄遵宪的轶事并不是那么可靠。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所讲的黄遵宪努力保护华人，对抗美国歧视性的法律和武断的拘捕。一个非常严苛的立法就是1870年通过的所谓“方尺空气”(“Cubic Air”)法例，旧金山警方经常以此为借口损害在美华人的利益。法律规定，成年人住所必须有人均500立方尺的空气，尽管该法律看起来值得赞美，然而它完全是为了使美国警方能够“合法”拘捕那些勤劳朴实、迫于生计、住房狭仄的华工而出台的。当时旧金山几家主要报纸每周甚至每天都在讲述由于触犯该法律被捕的华人“罪犯”的事情，他们还必须交付给旧金山巨额罚款*诸如《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1885年8月7日第3版《旧金山快讯》(Jottings about Town)讲述了10个中国人因居住过密被捕的新闻。尽管贫困的白人劳工住宿标准也不合法律要求，但我并没有找到他们因“犯法”而被捕的记录。。

在梁启超的叙述中，黄遵宪曾去旧金山一个关押了不少华人的监狱，这些华人是由于住宿条件未能达到“方尺空气”法例的要求而被收监的。据讲述，当一名美国警官陪同黄遵宪前往犯人牢房并向他解释这些指控时，黄遵宪愤怒地质问该官员华工的住所是否比牢房更拥挤和不卫生，警官无言以对只好立刻释放了所收押的华人*关于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可参考赵尔巽《清史稿·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下册，第1161页)、梁启超《嘉应州黄先生墓志铭》(《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下册，第1162—1165页)及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85页)。。梁启超试图向我们展现黄遵宪“尽其力所能以为捍卫(华人)”，尽管此言不虚，但是梁启超毕竟是道听途说，他并不了解黄遵宪保护华人这一英雄壮举背后真实发生的故事*参见梁启超《嘉应州黄先生墓志铭》(《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下册，第1163页)。。

这则由梁启超讲述的轶事很显然是综合了事发之后的种种传闻而最终定型的。事件中涉及的警官有权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拘捕华人，但他绝不会在听了与他毫不相干的一位中国官员的一番言论后就释放了华人“罪犯”。任何熟悉黄遵宪在职期间的旧金山报纸媒体人士都会意识到，如果事情真的像梁启超叙述的那样发生，那么该事件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种族主义英文报纸中迅速激起空前的不友好的评论，但是并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依旧是连篇累牍的华工被拘捕、被罚款的新闻报道。

早期研究者很少使用的材料：禀文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似乎没有什么可用的材料，不过是少量的诗歌——还都不是在美国期间写的——零散的文章以及不可信的轶事。那么关于黄遵宪在旧金山的驻任经历还有什么可用的材料呢？初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了解到1908年4月旧金山曾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并由此引发熊熊大火，使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今天的人们只需看到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入口处展示的黑白照片就能对当时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浩劫有一个大体的认知。在试图还原黄遵宪使美经历的过程中，我的许多追寻，不论是面向旧金山湾区的学者还是图书馆人员，得到的答案都是“地震前的一切都没有留下”。旧金山遗留的材料着实有限，比如几乎确定是黄遵宪送给当时旧金山华人社团领袖的书法作品就不复存在了，也许这里面就有我们遗失的黄遵宪的诗歌*这里我说“几乎确定”是因为一个重要的文本现在就被保存在维多利亚，这正是我现在在写的一篇文章。。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一些与黄遵宪有关的档案及文物会纳入我们的视线，毕竟黄遵宪身为旧金山总领事，负责区域遍及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南美的西部以及彼时独立王国夏威夷。从他的外交信函中，我们发现他对于负责区域华人的活动非常了解并积极参与其中，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与黄遵宪相关的档案资料渐渐浮出水面。另外，旧金山的地震没有对萨克拉曼多、洛杉矶以及奥克兰造成致命的毁坏，这些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华人人口。对黄遵宪(以及该时期美国华人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可以从这些地方寻找突破。

到目前为止似乎也没有太多可用的新材料，那我们不妨来重新审视一些早已存在的材料，让我们逐个加以分析，思考这些材料为什么没有被很好地利用以及今后如何更高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来源，就是黄遵宪几乎每周都要送呈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上级郑藻如(字志翔，号豫轩、玉轩，1851年考中举人，1894年卒)的禀文，郑藻如在1881—1885年间任清驻美公使*遗憾的是郑藻如并没有作品传世。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同时也是剑桥教授的翟理思(Herbert A. Giles，1845—1935)对早期外交官的郑藻如非常关注，并在其人物传记辞典中记录了郑藻如。参见翟理思：《中国名人字典》(AChineseBiographicalDictionary),台北：经文书局，1975年，第114页。黄遵宪的禀文第一次公开出版是《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见《近代史料》总5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第31—72页)。这些禀文1980年在梅县档案馆发现，并在第二年全文校点(见前揭书，第31页)。。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禀文(第十八号禀)始于1882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封(第三十七号禀)终于1883年4月1日(二月二十四日)*在现存的禀文中，我们发现有些引述了遗失的禀文的内容，据此能够大致推测出遗失禀文的数量和内容。。这些禀文是偶然在黄遵宪的家乡梅县(现改成梅州，黄遵宪在世时称嘉应州)的档案馆发现的。梅州是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一座宜居安逸的小城，是许多海外客家人的故乡。我们不知道这些禀文怎么会出现在梅县档案馆，也不清楚第十八号禀之前以及第三十七号禀之后的禀文是否留存，身处何地。但是总的来说，现在看到的禀文在时间上对应着黄遵宪旧金山驻任经历的五分之一，并且据我所知，这是关于黄遵宪这样领事级别的中国外交官此间活动最详细的记录。

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过去很少使用这些禀文？钱仲联完全没有提及。这些禀文在麦若鹏和吴天任的传记中不见踪迹，在郑子瑜对黄遵宪的叙述中也没有现身*关于这些著述的信息参考本文脚注。麦礼谦在《华人之声：淘金热至今》(ChineseAmericanVoices,FromtheGoldRushtothe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一书中翻译了部分禀文(“Memorandum No. 29 to Envoy Zheng”, p.43)。。郑海麟在他精彩的《黄遵宪传》中提到了禀文，但使用非常有限*郑海麟：《黄遵宪传》，第129—144页。。查尔斯·麦克莱恩(Charles J. McClain)教授在他关于华人争取平等权的专著中对这些禀文涉及的法律案件做了详细的分析，但是麦克莱恩教授在写作该书时并不知道黄遵宪禀文的存在，如果辅以黄遵宪对案件的评价，那么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想必会大大深化*参见Charles J. McClain《追求平等：十九世纪在美华人反抗歧视的斗争》(InSearchofEquality:TheChineseStruggleAgainstDiscriminationinNineteenth-Century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在我的新书中将讨论其中的一些案例，我认为McClain教授的这部专著对任何想了解这段时间美国华人历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必读之书。特别感谢McClain教授在我去加州伯克利访学时给予的宝贵建议。另外一个关于在美华人合法斗争的研究是Hyung-chan Kim《美国华人法律史，1790—1990》(ALegalHistoryofAsianAmericans1790—1990, 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1994)。。

这些禀文之所以没有被众多研究者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发表在一本期刊中，在网络数据时代到来之前，研究者们不容易看到，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知道禀文的存在。而中国国内的研究者也没有对禀文展开精深的研究，大概是因为如果不熟悉美国、加州以及旧金山历史，不具备对秘鲁、夏威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历史的了解，那么将很难读懂那些禀文。中国国内的很多研究黄遵宪的学者不具备这样的学术背景，因此他们会觉得许多禀文不好理解。

阅读这些禀文最大的问题是内文中大量的西方人的名字都写作中文音译，而且极有可能源于粤语(甚至客家话)的音译。让我们试着看一段禀文来体会其中的问题。在1882年9月14日(八月初三)禀文的末尾处，黄遵宪写道：

马典一案，嘉省总督复外部文所述当时情节，自系粉饰之词。惟云滋事之人多系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人，访问实然。现在该处地方官查拿凶犯颇属尽力，自因外部行文之故。惟此案尚未审结，闻将移嘉省臬署审讯，俟将来如何审断，再行禀陈。*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466页。

中国的历史学者阅读这一段禀文没有问题，但是给他/她带来困惑的是，禀文中19世纪加州和美国的政治、司法体系是用清朝的术语来描绘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文中的“嘉省”就是今天所说的加州(加利福尼亚州)，然而他/她可能不会将清朝的“总督”(地方军政大员，管辖地区通常超过一个省)与今天通行的“加州州长”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在将这段内容翻译为英文时，我将“外部”译为“Foreign Affairs”，这当然讲得通，但是与黄遵宪真正想表达的却不同，他所指的是今天的“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更困难的是对“臬署”的理解，贺凯(Charles O. Hucker)将其界定为“(清)各省提刑按察使司衙门”*贺凯(Charles O. Hucker)：《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DictionaryofOfficialTitlesofImperialChina, reprinted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6,p.355)。，在美国司法体系中，“臬署”指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令人最头痛的词是“马典”。马典是谁？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几个刚愎自用的希腊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杀害，为什么？我想这是很多中国读者初读之时可能会生发的疑问。但是接着往下读，他/她会发现马典不是人名，而是个地名，是对Martinez(马蒂奈兹)的中文翻译，是伯克利东北部一个舒适的小镇，在连接色逊湾(Suisun Bay)和圣帕罗湾(San Pablo Bay)的水路上，而它本身就属于著名的旧金山湾的北部。彼时的马蒂奈兹是加州渔业的中心，在那里勤劳的华人渔民被视作对当地渔民(多是来自南欧的移民)的威胁，从而引发了1882年4月26日的骚乱。骚乱中一名华人渔民遇害，许多华人的财产毁于一旦*最早的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见于《萨克拉门托联盟日报》(SacramentoDailyUnion, Volume 15, Number 56)中的《早间新闻》(“The Morning’s News”,April 27, 1882, p. 2)。骚乱发生后成为当时的一个大新闻。。知道此事后，郑藻如向美国国务院抗议，后者被迫介入此事，询问当地政府事件经过*遗憾的是，我目前还没能找到相关的抗议。。彼时，黄遵宪已经在旧金山就任，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被卷入其中，努力寻找对策解决骚乱带来的问题，不幸的是，关于此事的禀文散佚。在之后的禀文中，黄遵宪也曾多次提及马蒂奈兹骚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些原始的材料或者以后读我的新书*被罚缴纳2 000美元的损坏物品补偿。参见1882年5月26日《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第4版“海岸记事”(“Coast Notes”)。。

分析黄遵宪对马蒂奈兹骚乱的叙述只是等待中国历史学者今后去解读禀文的一个例子，并且假以认真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我几乎已经能够完全确认禀文中涉及的西方人名地名，也有个别不能确定的，这种情况多属于在点校整理禀文手稿时出现了错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黄遵宪全集》中辑录的1882年12月9日(十月二十九日)第二十八号禀文将加拿大(Canada)的粤语音译词“间拿打”错写为“问拿打”，详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第479页。。一个最难确定的例子是地名“飃地桑”，黄遵宪反复提过很多次。放置于禀文的上下文中，我开始就确定这是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我几次沿着西海岸——从我居住的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直到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开车寻找，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发音与“飃地桑”相似的地方。我开始担心这个中文地名与其英语名字的发音完全无关(就如“旧金山”与San Francisco)，但是我又尝试了一次，从美加交界开始，仔细地读每一个地名，并辅以相当的想像力。一个惟一接近的答案是汤森港(Port Townsend)，这是位于西雅图西北、奥林匹克半岛东北海岸一个大约有7 000人的小镇*“飃地桑”中的“飃”为Port的音译，“地桑”是对Townsend的大致音译。。汤森港符合黄遵宪在禀文中对“飃地桑”的一切描述，地处华盛顿州又临近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我还记得在此前的一次探访中，我注意到在汤森港有许多漂亮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建筑，在北部的太平洋铁路终点确定为西雅图之前，这里被推测会是终点。在黄遵宪的年代，汤森港是现在的华盛顿州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与维多利亚有定期的汽轮通航，因此就很快变成了美国和加拿大间走私禁运品以及人员偷渡的中心。黄遵宪那个年代的很多华人来美国都是在汤森港登陆的*比如1883年6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第4版“海岸记事”(“Coast Notes”)中就登载了有关美国海关人员无力处理大量从汤森港非法入境的华人的新闻。。

很少查阅的老材料：报纸

在已经出版专著叙述黄遵宪使美经历的研究者中，还没人使用19世纪英文报纸这一丰富的资料来源。蒲地典子和我本人都未能好好地利用，中国国内出版的黄遵宪研究也没有涉及这些材料。最近，越来越多致力于19世纪美国华人研究的学者开始深度挖掘这些材料，两位非常杰出的代表是Pfaelzer和麦克莱恩(Charles J. McClain)，他们的著述在上文的脚注中已经列出*遗憾的是，他们二位都没有详细研究黄遵宪。。鉴于黄遵宪的禀文只涵盖了他在驻美任期很有限的一部分，报纸的记载就显得格外珍贵了。加州的报纸有很多关于中国领事活动的报道，有时候并不特别指出是哪位领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去推测这其中会有黄遵宪的身影。于是，尽管这些报纸对华人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在作为文本阅读的时候，可以做摒弃偏见、详细还原黄遵宪旧金山驻任经历的努力。

这一时期在旧金山有关黄遵宪及其美国助手傅烈秘领事(Consul Frederick Bee，1825—1892)、副领事黄锡铨(字钧选，1852—1925)、中国领事馆和美国华人生活的资料数量惊人*关于傅烈秘的资料可以参考Anthony Oertel所创办的一个非常棒的网站“傅烈秘历史计划”(Frederick Bee History Project, http://frederickbee.com/index.html)，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黄锡铨似乎与出使之前的黄遵宪没有交集，他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从黄遵宪的家乡梅州挑选并带到东京做助手，后来又跟随黄遵宪去了旧金山。由于黄锡铨也是梅州出身，所以不免让人产生联想他是黄遵宪推荐给何如璋的。黄锡铨的后人黄甘英在《黄锡铨社会活动思想述略》(见《嘉应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5—8页)一文中对黄锡铨的社会活动做了介绍。尽管这篇论文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家人的回忆是需要辅以档案材料证实的。遗憾的是，黄锡铨本人的著述不复存世，就连据说保存在他梅州书房的大量书籍和手稿也被毁坏了。我惟一发现的由他写的印刷文本是保存在梅州嘉应图书馆的《兴山利说帖章程》。这看起来是一个技术类的文本，与采矿或是造林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嘉应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知我这本书的存在。尽管有关黄锡铨的材料非常匮乏，但是我对于他在旧金山、俄勒冈州、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活动的考察以及对他后来任纽约中国总领事的研究，将会证明黄锡铨在美国华人历史和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我们也要慎重对待这些材料，因为绝大多数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都对华人充满敌意，但当结合其他材料一起阅读时，这些新闻报道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报纸资料很多都有了电子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报纸就是《旧金山纪事报》(SanFranciscoChronicle)，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可以免费利用，持该图书馆图书证的读者也可以在线使用。另外重要程度相当、可通过加州电子报纸集成(California Digital Newspaper Collection)网站免费查阅的报纸还有《洛杉矶先驱报》(LosAngelesHerald)、《旧金山·上加利福尼亚》(SanFranciscoAltaCalifornia)及《萨克拉门托联盟日报》(SacramentoDailyUnion)，最后一个可以查到关于加州政府详细的新闻。此外，加州还有一些重要的报纸资源，不过暂时还没有电子版，比如《旧金山呼唤》(SanFranciscoCall)，在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可以看到该报纸的微缩胶片，也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借出。令人遗憾的是，那个年代的旧金山的中文报纸现在绝大多数都散失了，但是保留下来的一些都非常有趣。当然，并非只有旧金山的报纸才刊载这类信息，我在美国和加州的一些其他报纸上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比如《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渥太华公民》(OttawaCitizen)以及那个年代维多利亚的主要报纸《殖民者日报》(DailyColonist)，后者登载了一个详细的加拿大西部反华活动的记录，还有黄锡铨访问维多利亚的记事。最后，还可以查阅中国的期刊，尽管当时与黄遵宪有关的绝大多数的重要材料都出现在北美的报纸上，但中国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已经有电子版的《申报》和同样在上海出版的、这一时期中国最好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Herald)。另外，有关黄遵宪以及他在禀文中提到的其他外交官的资料还可以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寻找，这些档案现在大部分都保存在台北“中研院”*对我来说，确定黄遵宪禀文中出现的中国外交官和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名字比确定西方人名还要困难，后者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英文报纸、政府档案和城市人名录上。。

黄遵宪研究从未使用过的“新”材料

比当时的报纸更令人兴奋的是发现了黄遵宪与其副手黄锡铨的亲笔书信。这些资料原来保存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的地下室里，多亏了原维多利亚大学地理学系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教授的不懈努力，几乎所有的原始文件都可供查阅。在过去10年与我讨论过黄遵宪研究的中国学者似乎还不知道这些资料的存在，黎全恩教授在他关于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的研究中用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黎全恩：《华人社团领导权：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个案研究》(David Chuenyan Lai,ChineseCommunityLeadership:CaseStudyofVictoriainCanad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0)。。事实上，许多现在在维多利亚可以查阅的第一手资料在多年之前就以印刷版的形式公开发行了，1959年中华会馆为庆祝其成立75周年出版了《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维多利亚，1959年。该书封面平行印着一个中文书名“加拿大域多利华侨学校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和一个英文书名ToCommemorateVictoria’s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1884—1959,ChinesePublicSchool1899—1959。遗憾的是，该书收录的所有信件的手稿并非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维多利亚。其中的一些书信也被收入李东海关于加拿大华人的大作《加拿大华侨史》(温哥华：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这本书也很少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我只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看到过。。尽管印刷版文本中有个别的抄写错误，但确实比用原始档案的影印件要方便得多，但是遗憾的是，这本“小众”的书流传有限，似乎除了黎全恩教授，其他致力于19世纪中国研究的学者都不曾使用过*黎全恩教授在《华人社团领导权：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个案研究》(第65—68页)就呈现及部分翻译了一些书信。他在文中使用的是黄遵宪和黄锡铨名字的粤语发音标记(分别为Huang Tsim Hsim和 Huang Sic Chen)。。

不管是查阅印刷版资料还是最初的手稿，保存在维多利亚的这批史料对于研究黄遵宪在北美的经历非常重要。原因有三：第一，黄遵宪和黄锡铨(时任副领事)的信件在时间上承继禀文中断的部分，使我们能够掌握黄遵宪在最后一年任期发生的事情，对其驻美历程有更多的认识；第二，让我们对旧金山领事馆与当地华人的互动有了概括的了解；第三，这些史料增加了我们对当时处于最艰难时期的加拿大最大的华人社区——维多利亚唐人街的状况的认知。可以预期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书信在那些与黄遵宪任职期的旧金山公使馆有密切联系的地方浮出水面，如北美西部、南美西部、夏威夷等。

未曾使用的材料揭示了什么？关于黄遵宪抵达旧金山

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三类迄今为止在黄遵宪驻美研究中未曾大规模利用的材料，那么就让我们来探寻这些材料解决了我们有关黄遵宪传记以及诗歌解读中的哪些问题。通常来说，我们看到的黄遵宪传记所给出的黄遵宪抵达旧金山的时间都是光绪八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1882年3月30日。这个时间是从黄遵宪的诗歌中推断出的*比如拙作(WithintheHumanRealm, p. 25)以及钱仲联所著、非常权威的《黄公度先生年谱》(见于《人境庐诗草笺注》“年谱”，第3册，第1191页)。这一日期的确定是根据黄遵宪的一组诗歌《海行杂感》(见于《人境庐诗草笺注》卷4，第1册，第344—350页)的诗前小序：“二月十二日到。”钱仲联注意到钞本中无此诗，然而今天我们断定这组诗是后来补作的。。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当天在码头迎接黄遵宪，可就白等一场了，因为根据当时新闻记载，他在3月26日已经抵达。这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至少说明了黄遵宪本人的记忆也不是那么可靠，从而也就意味着“黄遵宪在3月30日抵达旧金山”所依据的诗歌并不是当时所写，而是之后补作的，这一点也从该诗未被钞本收录得以证实。尽管当时绝大多数旧金山的报纸都没有关注黄遵宪到埠的事情，但我们还是找到了《萨克拉门托每日联合新闻》(SacramentoDailyRecord-Union)中一则详细的报道：

中国总领事

旧金山，3月26日——新任中华总领事黄遵宪(原文写作Wong Jim Him)乘坐东京号(City of Tokio)从中国/日本出发，今天抵达旧金山。他接替了陈树棠，后者将乘坐东京号回国。黄遵宪大约35岁，面露智力高超之相，谈吐谦恭，举止优雅，之于其职位表现得体。在过去的四年，他驻在横滨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馆参赞*这里似乎有些问题。中国驻日公使馆是在东京，而非横滨。记者可能搞混了这两个城市，因为黄遵宪是从横滨登船赴美的。另外，在横滨也有一个中国领事馆。。他此番从横滨至今抵埠，从他四年前出任使馆参赞后，迄今再未回家。当然，他可以代表当局表态中国政府不反对在其赴旧金山上任途中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华人法案。他表示该法案已经得到了批准。他的领事证书一旦从华盛顿的公使那里到来就可以马上展开工作，这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萨克拉门托每日联合新闻》(SacramentoDailyRecord-Union,也被叫做DailyUnion)1882年3月27日，第2版。

虽然也可以找到关于黄遵宪抵达旧金山的其他报道，但是这篇非常完整，而且展现了很多我们在黄遵宪现存著述及诸如梁启超等人记载的传闻轶事中不曾看到的信息。首先，很有趣的是这篇新闻稿是基于采访而写成的，可能是记者认为黄遵宪值得访问，就在他刚刚从东京号下船或是之后不久去访问了他。尽管该记者看上去不懂中文，但他还是勇敢地试着记录了黄遵宪及其前任陈树棠姓名的粤语发音。他并不了解英语中黄遵宪名字的官方写法——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法写作Huang Tsun-hsien。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发掘黄遵宪在日本任职期间的基本事实。遗憾的是，这个时期旧金山的报纸还没有照片新闻，这篇报道并没有辅以照片，但是记者还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正值壮年的、值得信赖的、令人怀抱好感的、有吸引力的黄遵宪的形象，这一形象显然有别于此间在旧金山新闻媒体中盛行的种族主义叙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黄遵宪赴美后的照片或是肖像画。很可能有一幅油画作品传世，因为在旧金山有一些艺术家专门画中国风景。据报道，一幅中国领事(几乎已确定是黄遵宪的前任陈树棠)的肖像画由美国艺术家Frank M. Pebbles (1839—1928)在萨克拉门托的一场展览中展出。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这幅画。它有可能由陈树棠买下带回中国。参见1880年2月25日《萨克拉门托每日联合新闻》第1版“在展馆中”(“At the Pavilion”)、“画廊”(“The Art Gallery”)。。

在该报道的末尾，我们发现了记者采访黄遵宪的真实动机，文章说中国政府不反对新的华人法案。这里提到的就是标志着加州漫长且不乏暴力的反华运动高潮的《排华法案》，正如记者描述的那样，该法案在黄遵宪从日本到美国的途中已由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就等时任总统的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1829—1886，其中1881—1885任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许多美国东部的人民都认为该法案令人无法接受，因为它违背了美国的精神，此外廉价的华人劳动力对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升贡献巨大，也促使部分美国人反对该法案。尽管绝大多数加州人强烈支持《排华法案》，也有一些人反对；尽管反华运动中的种族主义因素昭然若揭，但也有一些加州人担心会招来美国东部的控诉，于是他们急于展示中国政府也不愿意自己的人民背井离乡去美国追求新生。黄遵宪到达美国后代表政府立场的简短表态正是记者最想看到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排华法案》并不是限制所有的中国人来美国，而只限制中国劳工，相对于加州的种族主义者主张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被驱逐的观点，这篇文章表现出的像黄遵宪这样的上流阶层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当时也绝非个案。

如果再看一下登载这篇新闻的那页报纸，就会立刻明白当时的真实状况。在同一栏的上面，与“从中国、日本出发”的标题对应的是“逮捕走私鸦片嫌疑人”，下面有一篇新闻名为“中国人计划钻法律空子”，报道了一些中国劳工准备潜逃至香港，再从香港赴美，这样一来，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就属于英属殖民地属民，而非华人。而在这篇文章与关于黄遵宪的报道之间是一篇介绍丹尼斯·基尔尼(Dennis Kearny，1847—1907)演讲的短文。基尔尼是当时最狠毒的反华运动组织者，据说他将《排华法案》的通过归于自己的功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一页报纸上还印有诗人、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抵达旧金山的新闻以及一篇更长的文章，名为“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 as a Poet”)。尽管记者描绘黄遵宪“智力高超”(a high order of intelligence),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一个中国人是无法和朗费罗或是王尔德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在旧金山没人知道黄遵宪也是位重要的文学家。

总之，黄遵宪甫到旧金山的经历并非像新闻记者笔下那么兴奋，很多年后在他创作那首令人动容的反映美国反华运动的诗作《逐客篇》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堂堂龙节来，

叩关亦足躩。

倒倾四海水，

此耻难洗濯。*《人境庐诗草笺注》卷4，第1册，第362，359，362页。

黄遵宪非常了解那些年绝大多数华人在美国海关遇到的情形：

不持入关缛*在那个时候华人去美国不需要护照，但是新的法案规定华人必须出具档案证明他们是商人而非劳工。这一规定引发了许多问题，我的新书里会详细展开。，

一来便受缚。

但是黄面人，

无罪亦榜掠。*《人境庐诗草笺注》卷4，第1册，第362，359，362页。

尽管他可能免于这样的体罚，但他极有可能遭遇令人屈辱的搜身。根据新闻报道，他所乘坐的这艘船上有许多人私藏鸦片入境*根据新闻报道，东京号经常被用来走私鸦片。可参见1882年6月23日《旧金山纪事报》第1版“鸦片阴谋”(“The Opium Conspiracy”)。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彼时进口鸦片在美国是完全合法的。美国海关查处的是逃避交税的携带鸦片入境者。彼时旧金山惟一的限制鸦片的立法是1878年的《鸦片烟馆条例》，该条例规定取缔鸦片烟馆。这个条例的出台也似乎主要是针对华人业主。。黄遵宪只是在诗歌结尾含蓄地点出糟糕的待遇，我们无法还原细节，但似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作为外交官，在接受采访时，黄遵宪别无他法，只能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排华法案》的意见，但是在《逐客篇》另外一段中黄遵宪表达了他对政府决策的真实想法：

有国不养民，

譬为丛殴爵。

四裔投不受，

流散更安着。*《人境庐诗草笺注》卷4，第1册，第362，359，362页。

新闻记者并没有足够的敏感去捕捉黄遵宪本人的真实想法，只选择去听他希望听到的内容，那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支持《排华法案》。

通过我们对有关黄遵宪抵达旧金山的简要讨论，可以发现阅读当地报纸如何丰富我们对黄遵宪传记及其诗歌解读的认识。查阅当地报纸不仅使我们发现了黄遵宪抵达旧金山的准确时间，还为我们详细勾勒出诗人创作《逐客篇》的背景。旧金山的报纸材料有助于深化我们之前对黄遵宪诗歌的解读，也由此发现了新闻报道背后的真实声音。

黄遵宪离开旧金山

综合考察新闻报道等从未使用的材料、很少关注的书信手稿以及黄遵宪写给郑藻如的禀文，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我之后出版的新书会就此详细展开)。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讨论黄遵宪使美经历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日期，那就是他离开旧金山的日子。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二手材料，甚至是黄遵宪本人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钱仲联依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序言中所说的他在1885年秋天离开旧金山，并结合一首黄遵宪可能作于是年中秋夜回国船上的诗歌(参看下文的讨论)，大体推测黄遵宪离开的时间*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年谱”，(第3册，第1193页)和《日本国志》“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898年影印本，第2、5—6页，该书双页码)。黄遵宪在序中写道：“乙酉之秋，由美回华。”。1885年的中秋节是在9月23日，黄遵宪在诗中描述“登程见月四回明”，于是钱仲联“推知先生离美为十二日也”，也就是1885年9月20日。遗憾的是，钱仲联所依据的诗歌却有不同的版本，正如他本人在注中提到的，在另外一个版本中“四回明”写作“四面明”，“面”和“回”的繁体字字形相似，很容易弄混，尤其是“回”还有异体字“囘”,与“面”更接近。

我们如何解决这些年代和文本的问题？首先，我们拥有一些钱仲联不曾看到的书信手稿。在黄锡铨的两封信中，我们发现了他上司的出行计划。在第一封1885年8月6日(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写给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信中，他透露黄遵宪计划在农历八月离开旧金山(公历9月，与钱仲联推测的时间相近)。在1885年12月30日(光绪十一年冬月二十五日)第二封发自纽约(彼时他已是清朝驻纽约总领事)的信中，他告诉维多利亚的友人黄遵宪已于农历九月(公历10月)回国*《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文献与转载”，第13—14、10页。黄锡铨还将黄遵宪寄给他的22把扇子，转赠给维多利亚的友人。。鉴于黄遵宪在太平洋上度过了中秋节，第二个时间显然是错的，第一封信给出的时间更可信。

黄遵宪在同样写给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信中给出了他离开旧金山的日期，这个恐怕最为可靠，同信寄送的还有他的一幅恢宏的书法作品，保存至今。在这封写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30日)的信中，黄遵宪写道“兹定于八月十二日由金启程”，而这一天正是前面说的1885年9月20日*《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文献与转载”，第18页。这封信在印刷时出现了错误，被编辑改为了光绪十二年，也就是1886年。信中所有的内容，包括信中援引当时废除的华人向大不列颠省交纳的10美元人头税的例子，都证明这是黄遵宪1885年离开旧金山前不久写的。信件原稿并没有标记写作的年份，只是注明了农历的月份和日期。。看到这里，似乎时间已经很明确了，钱仲联的猜测也是正确的。然而，在19世纪乘汽轮出行可不像今天坐飞机那么靠谱，我们要把黄遵宪的启程之日往前推一天，因为1885年9月19日的《旧金山纪事报》明确的记载——“北京号今天出发前往中国”*1885年9月19日《旧金山纪事报》第2版“码头与波浪”(“Wharf and Wave”)。亦可参考1885年9月18日《上加州日报》(DailyAltaCalifornia)(第39卷，12971号，第8版)“汽轮动向”(“Steamer Movements”)中登载的出发日期。。北京号是黄遵宪搭乘的惟一可能开往中国的客船，也只有北京号能让他在太平洋上过中秋*下一艘离港的汽轮是10月31日里约热内卢号(CityofRiodeJaneiro)，参见太平洋邮政汽轮公司刊登在1885年9月19日《上加州日报》上的广告(第39卷，12972号，第6版)。。

确定黄遵宪离开的具体日期之于认识黄遵宪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微小的突破，但是这却能帮助我们解决钱仲联推测日期时所依据的那首诗的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认为“四面明”版本似乎不正确，因为钱仲联基于“四回明”所做出的判断是符合黄遵宪的时间安排的，并且更说得通。其次，对于“四回明”解读也有略微的差异，钱仲联理解的“四回明”是算上中秋节当天的，而由于黄遵宪出发时间提前了一天，于是这里的“四回明”是指中秋之前的四天。

关于黄遵宪离开旧金山的经纬我们所知甚少，不像对他的到达那么了解，至今我还没有找到任何描述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美国海关系统中1850—1907年间出入境记录也很不幸毁于1940年天使岛移民局行政大楼的火灾中*2013年2月19日加州圣布鲁诺(San Bruno)国家档案馆Marisa Louie的电子邮件。。北京号是一艘总载重5 079吨、高423英尺的客轮，太平洋邮政汽轮公司所有，由约翰罗其船厂(John Roach and Sons)负责建造。1874年投入使用，通常往返于旧金山和横滨、香港之间，包括黄遵宪在内的许多华人(其中绝大多数乘客来自黄遵宪的家乡广东)都搭乘这个航线。北京号和它的姐妹船——正是黄遵宪赴美时乘坐的东京号，在建造之初是美国制造的最大的船，被视为美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和科技力量的象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等欠发达国家*想了解北京号的更多信息，可参考Leonard Alexander Swann Jr.，JohnRoach,MaritimeEntrepreneur:TheYearsasNavalContractor1862—1886,Annapolis: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65, pp.80—81, p.207, p.219；E. Mowbray Tate, 《跨太平洋汽轮：从北美太平洋沿岸到远东及澳大利亚、新西兰》(TranspacificSteam:TheStoryofSteamNavigationfromthePacificCoastofNorthAmericatotheFarEastandtheAntipodes, 1867—1941, New York: Cornwall Press, 1986, p.34)和David B. Tyler《美国“克莱德”：从1840年到一战特拉华州钢铁造船的历史》(TheAmericanClyde:AHistoryofIronandSteelShip-buildingontheDelawarefrom1840toWorldWarI,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58, 35)。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与此相关的出色的论文 Mary C. Greenfield, “Benevolent Desires and Dark Dominations: 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s SS City of Pek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cific 1874—1910”,SouthernCaliforniaQuarterly, 2013, pp. 423—478。。幸运的是，我们能看到北京号的照片(见图1，没有黄遵宪)。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置身于这艘巨轮的甲板上是什么样的感受，两个巨大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三根高耸的桅杆直入云霄，而一旦现代化的蒸汽机罢工了，后果如何不堪设想。黄遵宪本人也知道乘坐汽轮出行的危险，在开往日本和香港的漫漫旅途中，如果遭遇不幸，很难马上得到其他船只的救援。那个时代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汽轮在暴风雨中失事的新闻以及蒸汽机爆炸给船员和乘客造成致命的烫伤。

图1　北京号照片

黄遵宪看到的船上的货物非常值钱，旧金山海关统计的船上五花八门的货物价值169 000美元，包括14 389桶面粉，478磅火腿和培根，26 175磅高丽参，2 550磅奶酪、2 500磅糖、鲜虾、干果、鱼干、鲍鱼等。此外还有价值42 8019.95美元的银条，33 7231美元的墨西哥银元，24 107美元的金币，2 550美元的金粉以及不得不提的从加州银行运往香港的107 666.45美元的银条*参见1885年9月20日《上加州日报》第39卷，12973号，第7版“财务和商业”、“中国汽轮的离港”。。更令人震惊的是，船上有至少1 000名中国乘客，其中绝大多数都住在末等舱，显然有别于黄遵宪及一些富有的商人*1885年9月19日《旧金山纪事报》第2版“码头与波浪”。。看到这些数据，并将其转换为今天的价值，很容易看出，不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中国贸易的经济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船上的巨额财富和绝大多数贫困的华人乘客之间鲜明的对比，也许会引起黄遵宪的关注和同情。黄遵宪也许会想到，尽管对一些华人乘客来说，这是回家之旅，可以与家人团聚，可以参加家族祭祀，但也还有一部分华人是被美国法庭强制驱逐离开的。《排华法案》实施以来，形势愈发严峻，从加州回国的华人显著增加，当地报纸长篇累牍报道没有合法手续的华人如何被法庭“押送”回国*如1883年11月23日《旧金山纪事报》第3版“北京号上的中国人”(“The ‘Peking’s’ Chinese”)、“十八名异教徒被允许上岸，一名被遣返回中国”(“Eighteen Pagans Allowed to Land and One Remanded to China”)。。

登上北京号的黄遵宪也许思考过这些问题，也许还会回想自己在旧金山的三年，这是一段成功与失败、喜悦与痛苦交织的记忆。他是在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总统签署之前到美国的。他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前任陈树棠相当成功，与旧金山白人精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开始致力于保护遭遇司法歧视的华人，但那个时候反华运动达到了一个顶峰。黄遵宪(以及反华阵营)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阿瑟总统才像预期的那样在1882年5月8日签署了《排华法案》*参见1882年5月8日《旧金山纪事报》第2版“总统批准”(“The President’s Approval”)。一些资料显示总统是在5月6日签署《排华法案》。。

尽管黄遵宪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但他并没有停止为华人争取利益。在助手傅烈秘的协助下，他开始了针对排华立法的合法斗争，并在市、州、联邦政府逐级展开，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他成功地将唐人街原本反目的不同社团整合成统一的中华会馆。他帮助那些多种族结合的家庭，这些人饱受反通婚法律及怀有敌意的公众的压力。他迫使加州政府同意华人孩子也可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并在唐人街创建第一所华人公立学校。在那样一个所有公立医院都不接受华人病人、华人得重病只能暴尸街头的年代，黄遵宪协助购买了用于在旧金山开办第一所华人医院的土地*所有这些细节都将在我的新书中详细展开。其中黄遵宪对于文学活动的鼓励，可参考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加拿大：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153页)。这些文学活动都记录在老星辉编《金山联玉》(温哥华：启新书林“Kai Sun Book Shop”，民国13年)的序言中。根据我在书中找到的一段手写中文说明，老星辉(可能是编者的号)是清朝广东台山斛南的秀才。参与这些活动的一位“老师”正是黄锡铨，他可能是在访问维多利亚的时候教了一些学生。现在我发现的惟一的一本《金山联玉》保存在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稀珍书库。Worldcat联合目录中没有该书，这可能是现在存世惟一的一本。对《金山联玉》的研究会扩展19世纪晚期北美华人文学活动的新向度。。

这些只是我书中准备讨论的黄遵宪赢得的许多胜利中的一部分，当然，黄遵宪在旧金山3年的任期也经历了许多挫败。当时越来越多的华人被强迫回国，联邦法官原本是同情华人境遇的，但最终也迫于压力改变了立场。华人在街头被暴徒甚至是孩童袭击的事件有增无减。发生在唐人街的恶性犯罪事件使华人的口碑一降再降，原本对华人给予同情和支持的白人越来越少。而在个人生活方面，黄遵宪得知自己的母亲过世，尽管这通常意味着他要开始3年的服丧期，这期间不当官也不作诗，但他想离开美国的请求被清政府拒绝了，他们不顾一切地需要黄遵宪在旧金山以及北美西部维持下去。无法尽孝令黄遵宪痛苦不已，但他仍然不辞辛苦拼命工作，从旧金山华人那里得到的同情让他略感安慰*参见1883年5月24日《纽约时报(NewYorkTimes)》第2版“华人悼念一位亡妇”(“Chinese Honors to a Dead Lady”)，该文转载自5月14日的《旧金山快报》(SanFranciscoBulletin)。。

最后的打击来自1885年9月2日，在他离开前17天，在怀俄明州石泉附近的白人煤矿至少有28名华人劳工被残忍杀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排华暴力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资料可参考Jules Davids编《美国外交和公共关系论文：美国与中国》系列二《美国、中国和帝国博弈，1861—1893年》(第12卷)《苦力贸易和对华人的暴行》(AmericanDiplomaticandPublicPapers:TheUnitedStatesandChina, Series II,TheUnitedStates,China,andImperialRivalries, 1861—1893, vol. 12,TheCoolieTradeandOutragesAgainsttheChinese, pp. 183—242)，该书第183页复制了郑藻如抗议书的原件。。当时黄遵宪的继任者已经任命，而黄本人的归程也已确定，所以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派遣傅烈秘和他信任的助手黄锡铨前往石泉，调查白人暴行，伸张正义，向美国政府索取赔偿。那段时间旧金山的报纸几乎每天在都讲述当时发生的残酷暴行，就连身为种族主义者的编辑也震惊于行凶者的残暴。

当黄遵宪离开这座生活了3年的城市，看着金山越行越远，也许会发出一声解脱的叹息，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不正义却始终萦绕心间，而想到马上就能与家人团聚，去祭祀母亲的灵魂，他也许会有一丝安慰。汽轮离开旧金山航行5天后，也许在太平洋中部之外的什么地方，黄遵宪赶上了中秋节，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通常会与家人朋友一道欣赏满月。此情此景下，诗人写下了他早期作品中最感人的一首诗，这也是惟一被保存下来的创作于总领事期间的诗作：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拙著《人境庐内》中也对这首诗展开过分析(第191—194页)。

茫茫东海波连天，天边大月光团圆，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见月四回明，归舟已历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舟师捧盘登舵楼，船与天汉同西流。虬髯高歌碧眼醉，异方乐只增人愁。此外同舟下床客，梦中暂免供人役。沈沈千蚁趋黑甜，交臂横肱睡狼藉。鱼龙悄悄夜三更，波平如镜风无声。一轮悬空一轮转，徘徊独作巡檐行。我随船去月随身，月不离我情倍亲。汪洋东海不知几万里，今夕之夕惟我与尔对影成三人。

举头西指云深处，下有人家亿万户。几家儿女怨别离？几处楼台作歌舞？悲欢离合虽不同，四亿万众同秋中。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独有一客欹孤篷。此客出门今十载，月光渐照鬓毛改。观日曾到三神山，乘风竟渡大瀛海。举头只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嗟我身世犹转蓬，纵游所至如凿空，禹迹不到夏时改，我游所历殊未穷。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异时汗漫安所抵？搔头我欲问苍穹。倚栏不寐心憧憧，月影渐变朝霞红，朦胧晓日生于东。

这是一首典型的中国诗歌，包含很多用典，对诗中涉及的典故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确认该诗作与此前诗歌的联系，还使得我们能够将其作为19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表述去理解。我们不必根据钱仲联所做的详细的笺注一条条去分析诗中黄遵宪对中国历史的引用及对前人诗句的回应，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这首诗歌形成互文关系的文本的范围是非常宽广的，包括《易经》、《诗经》、汉代历史著作、三国时期翻译的佛教经典《大般涅槃经》以及最常见的对唐诗典故的化用，诸如李白、杜甫、韦应物、韩愈等诗人诗作*钱仲联指出黄遵宪引用的汉代历史著述是《汉书》，这个典故还在《香港感怀》中使用过，参看《人境庐诗草笺注》卷5，第2册，第399页；卷1，第1册，第 75页。。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用典证明了黄遵宪拥有足够的知识去创作伟大的作品，也丰富了18世纪诗人、诗论家翁方纲所提出的“肌理”*关于翁方纲诗论及诗歌创作实践对宋诗派的重要影响，见拙作《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第257—258页。说。在黄遵宪创作的年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派别就是清代宋诗派，包括郑珍(1806—1864)、莫友芝、曾国藩(1811—1872)、张之洞(1837—1909)、何绍基(1799—1873)等著名诗人，他们对19世纪现代性的发展贡献巨大。对他们来说，单纯的“诗人之诗”是远远不够的。在他们看来，伟大的诗歌作品一定是“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完美结合。进入20世纪，这一创作方法依旧有效，后期宋诗派的代表人物有陈三立(1852—1936)和郑孝胥(1860—1938)*我们要承认的是，尽管宋诗派强调学古，对之前的文学借鉴很多，但是其最出色的代表诗人的诗作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并且排斥模仿。比如何绍基所说的：“学诗要学古大家，止是借为入手，到得独出手眼时，须当与古人并驱。若生在老杜前，老杜还当学我！”(见《东洲草堂文集》卷5，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7ab、205—206 页。该书使用双页码)参见《与江菊士论诗》，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5号。。尽管目前黄遵宪不被包括在宋诗派中，但是著名的学者和小说家钱锺书(1910—1998)就曾清晰地分析过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方法与宋诗派多么接近*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30页。。

上面提到的用典将该诗与之前的诗歌传统联系起来，特别是中国传统诗歌宝库中丰富的与家人离别以及月亮的作品，这两个“老”主题统摄全诗。比如，黄遵宪的“举头只见故乡月”就是化用李白那著名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同样，诗中的“悲欢离合”互文了苏轼的词“人有悲欢离合”*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见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0页。。黄遵宪诗中的月亮意象也有赖于李白脍炙人口的《月下独酌》，诗歌描述了诗人在月夜与月亮及影子一同畅饮的情景。

有人会认为比起郑珍或是莫友芝，黄遵宪的用典并没有那样机巧和出众，但该诗作最有趣的就是诗人使用过去文学中的典故来表现19世纪的现代性。我们看到这首诗的题目就知道这不是古代或是中世的作品，题目中海洋航行的内容在早期文学中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太平洋”，这完全是一个新词语。对海洋航行的描述以及第11行使用的另外一个新词语“泰西”都再次确认了我们从题目中做出的判断，在第15行中，黄遵宪借用唐传奇《虬髯客传》的典故来形容夜晚高声唱歌的美国船员。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我称为“域外典故”的例子，黄遵宪曾多次使用早期(主要是唐朝)诗文中描写古代和中世居住在中国边境地区具有西方人相貌的人们的修辞来介绍19世纪的西方*见拙作《人境庐内》，第96—98、106、116—120页。。

这样的用典增加了诗作的“现代”意味，而最有原创性的使用文学典故营造现代气息的例子是在这首诗的末尾，黄遵宪写道“朦胧晓日生于东”。钱仲联引用了三个文本来解读这行诗，其中最早的是《礼记》，讲的是自然界如何显现宇宙的内在规律，诸如阴阳、男女的区别：

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关于《礼记》的原文和现代汉语翻译，参见王梦鸥编《礼记今注今译》(卷10“礼器”，第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26—327页)。

引文中包含的思想谈不上现代，它表现了中国的一种传统认知，将世界视为一个和谐共生的地方，万事万物都由不变的自然规律决定其位置。

钱仲联指出的第二个用典是西晋潘岳(247—300)作于278年的《秋兴赋》*参见张启成编，徐达等译注：《文选全译》第1册，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5—743页。唐人李善的点评可见萧统编《昭明文选》卷13(台北：文化图书公司，1963年，第175—177页)。。《秋兴赋》的第一部分继承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伤秋”主题，正如潘岳在文中所言“伤秋”的传统是受到东周辞赋作家宋玉的影响。尽管《秋兴赋》的结尾是以道家哲学超越“伤秋”之情，但钱仲联所指出的互文文本是《秋兴赋》第一部分，带有悲观消极的情绪。文中潘岳感慨人生苦短，以大风呼号和昆虫低吟为文章增添了哀恸的氛围，最后辅以月亮和寒露的意象：

月朦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有的版本的《文选》将“朦胧”写作“曈昽”，这里我依照钱仲联的版本。张启成将“曈昽”解释为“朦胧”，见《文选全译》第1册，第740页。

可能黄遵宪在写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礼记》或是《秋兴赋》，但是作为一位饱读诗书、学养极高的诗人，他一定读过这两部作品(甚至可能背下)，对于作品潜在的思想倾向非常熟悉。然而，比直接化用《礼记》和《秋兴赋》更引人关注的是，黄遵宪以《秋兴赋》中的“朦胧”来形容太阳，而非经常被指涉的月亮，从“朦胧”两字的偏旁就可以想像它与“月亮”的渊源。尽管潘岳《秋兴赋》第一段非常悲观，似乎要去质疑《礼记》主张的万物有序、和谐共生，但篇末还是回归传统，诉诸传统哲学解决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如果黄遵宪真的想到了《秋兴赋》，那么他明显是在表现第一段的悲观，这样的话，用原本描写月亮的词来描写太阳至少是不和谐的，也背离《礼记》所宣扬的万物有序，这实际上表征了19世纪之前中国社会的秩序。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是在过度解读，那不妨来看钱仲联指出的第三个互文文本，我的解释就非常有力了。对黄遵宪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用典。他诗歌的最后一行很显然化用自钱仲联注中提到的韩愈著名的诗篇。韩愈的这首诗描写了诗人游历五岳之一的衡山的经历，衡山位于今天的湖南省。贞元十九年(803)，京畿大旱，韩愈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永贞元年(805)遇大赦，被任命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在从广东到湖北的途中，他经过衡山，并在投宿佛寺附近一晚后写下该诗。这首诗和韩愈的其他作品一样，通过壮阔的山峰与佛寺司祭的世俗强烈的对比流露出深沉的悲观。韩愈在诗尾感慨道“神纵欲福难为功”，并以下面两行诗结束全篇：

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3，见《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37页。

在这里，《礼记》中表征宇宙秩序的太阳失去了热量，湮没于清晨的猿声和钟声中，让人不易察觉。在我对郑珍及其宋诗派同僚、贵州沙滩派代表人物的研究中，我讨论了韩愈这种非常悲观的诗歌对于被我称作“消极现代性”(negative modernities)的巨大影响，尽管黄遵宪可能没读过郑珍以及他的直接传人的作品，但他见证了我所定义韩愈的“原初现代性”(proto-modernity)和19世纪现代性的消极的一面*我对于郑珍“消极现代性”的讨论，参见拙著《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第34页。关于韩愈对郑珍山水诗的影响，参考该书第350—352、360—365、367—368、373、382页。。因此，黄遵宪诗歌的最后一行就可以解读为对《礼记》中“传统”的有序的宇宙以及《秋兴赋》篇末潜在的道家哲学的颠覆。在黄遵宪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甚至连太阳也失去了光和热。

也许有人会不赞同我对黄遵宪诗中用典的解读，但我的解读显然被这首诗中“现代”的内容证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黄遵宪在登上北京号后脑海中浮现出的种种思考和感受，更不必说他之前3年在旧金山的经历。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他在汽轮的甲板上所思念的“家”不光是广东的家人，还有甲板下的华人乘客以及四万万中国同胞。这里的“家”有了新意，涵盖了“国”，这一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但鸦片战争后，随着19世纪宋诗派诗人民族主义(我称之为“积极现代性”,positive modernity)的增进得以强化*参见拙著《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第28、33、97—104页。。

然而黄遵宪与“家”的关系是非常淡薄的，因为他身在一艘外国客轮上，身边是“虬髯”的美国人以及沉迷酒精、金发碧眼的船员，客船所搭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挤在条件恶劣的末等舱，他们的居住条件与黄遵宪截然不同，如果按照“方尺空气”法例，他们恐怕要被美国监狱收容。黄遵宪在北京号所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孤立与当时令人沮丧的政治经济现实关系密切，同时现代科技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比起前人，现代科技赋予黄遵宪去更远的地方的“自由”，但现实却是他迷失在太平洋中，“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更令人烦恼的是，月亮这一连接了同类诗歌中诗人与“家”的传统意象此刻不再可靠。西方人不懂阴历，不懂依据阴历所确定的中国的中秋节，现代探险所发现的更大的世界要远远大过中华帝国。而当黄遵宪在船上庆祝中秋时，他的家人可能已经睡去，醒来也已是第二天清晨，毕竟他还没有经过日界线。黄遵宪已经意识到现代世界令人恐慌的两面性，一方面不必再诉诸艰辛的体力劳动获取健康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占据科技优势的一方能够掌控他人，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黄遵宪当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两面性的人，之前许多人就讨论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郑珍，他在西方影响遍及中国之前就曾对此有过论述。详见拙著《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对新技术的危险性的讨论(第29—39，492—500页)。。

不论是郑珍还是黄遵宪都没有完全否定过现代世界，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能够通过勇敢者的勇敢行为去改善。郑珍除了教了一些19世纪的中国最出色的学生外，并没有什么机会去实践，而黄遵宪则在他3年使美期间做了很多事情。金山三年，他筋疲力尽却收获甚少。现代科技促使19世纪美国(还有中国)的新闻业迅速发展，就好像今天的互联网使得学者看到更多过去的资料，还有诸如维多利亚大学建立的现代化的图书馆档案室。这些都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个更为全面、英勇的现代人黄遵宪的形象，在北京号他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孤独，但是从未动摇过。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1.005

作者简介：施吉瑞(Jerry Schmidt)，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系(温哥华 T9H 2P4)。 孙洛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24)。

*收稿日期：2015—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