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可辛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导演，其作品在内地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亲爱的》作为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采用了近似纪录片的形式，其表现效果甚至比内地导演的作品更加本土化，是陈可辛近期的又一风格力作，这与他对内地市场敏锐的洞察力有关。笔者试图以该影片为具体研究对象，从多方面分析该影片的创作特色，希望为现实题材电影的突破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亲爱的》；现实题材；人物形象；视听语言；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23-02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大量报道，寻亲、打拐这类社会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电影《亲爱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早期的《甜蜜蜜》到近年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现实类题材影片的诞生和高口碑，无不体现了陈可辛对社会现实题材的热衷。他始终追求转变和创新，《亲爱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一直努力追求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彰显了陈可辛驾驭内地现实题材影片的游刃有余和深厚创作功力。《亲爱的》是根据央视早年的一则“打拐”新闻改编而成，陈可辛对故事原型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同时通过情节的改编及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使故事变得更具感染力。但陈可辛的重点不在于“打拐”和谴责，而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讲述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反响。

一、细腻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电影《亲爱的》里，也许有十恶不赦的罪行，却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人生艰难，生活不易，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立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碰撞造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悲剧因此产生[1]。影片最大的特色是陈可辛采用了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的单线条叙事，使故事的视角随着角色转移，黄渤饰演的田文军和赵薇饰演的李红琴有着各自的不幸，却有着共同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影片前半段讲述的是田文军的寻子之路。田文军是繁华大都市里一个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破产和离婚让这个中年男人走向人生低谷，儿子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但儿子的丢失却让他的命运更添悲剧色彩。田文军是一个十分本分的人，他一开始奉劝鲁小娟认命，自己也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甘于平淡。但在寻找儿子这一问题上，他始终没有听天由命。田文军作为一个悲剧角色，并不是一悲到底，因为执着与抗争，他无疑又成为了一个幸运的人，儿子的失而复得让这个钢铁般坚毅的大男人悲喜交加，在找到儿子的警察局失声痛哭，这种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不相识的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影片的下半段，视角落到了李红琴身上，她被贴上了“人贩子老婆”的标签，出场时在警察局撒谎，角色让人反感。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对她反而更多的是同情，她的身上既有中国劳动妇女的顺从和无奈，也有抗争命运的勇气和信心。作为一个本身被拐卖，坚信自己不孕的女人，李红琴无奈地接受了丈夫在外边“找女人”，接受了“吉刚”这个私生子，并且在丈夫去世后坚持赡养两个小家伙，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个孩子身上。她是一个文化层次很低的女人，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却为了领回吉芳，开始抗争：袭警、随身携带法律手册、找律师、做好了把田地卖掉的决心，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不顾自身安全悄悄地爬到吉芳的窗前，却只能隔着玻璃，泪如雨下。影片的结尾让李红琴一方面陷入了痛苦之中，另一方面却得到了解脱，失去了一切，但从丈夫的谎言中走出来，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但对她而言，未来的路依然很艰难。

韩德忠在剧中是一个形象十分丰满的人物，他曾经冷血地吃猴脑，在孩子丢失后却开始吃素，不断地用放生来弥补自己曾经杀生的愧疚。他创办了寻子会，原以为可疑车上的麻袋里装的是挣扎的孩子，结果奋力解救的却是一只猴子，通过这个片段，陈可辛表达了他对于命运和人生“因果循环”的观点，颇有佛学的意蕴，他采用很隐晦的方式来劝诫人们多行善举，避免了干巴巴的直接说教，显得意味深长，很有说服力。他举着话筒说：“丢失的孩子是不可替代的，坚决不能再生一个，要永远地找下去”。最终老婆怀孕，他的眼里是无尽的痛苦和不甘，那一刻他不愿放弃，却又不得不认清现实。

《亲爱的》除塑造出田文军、李红琴这样典型的人物外，还塑造了一批感情丰富、形象鲜明的小人物，处处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田文军所经营网吧的房东虽是典型的市井小老板形象，却不乏人情味，在田文军花大量时间寻子，以至于网吧面临倒闭、无钱交租时，强行把房子租出去，最后却没有收取田文军的房租钱；收到关于鹏鹏的线索，田文军承诺给提供线索的小伙子20万，但对方坚决不收，表示大家都不容易、不图钱；而佟大为饰演的高夏是一个唯利是图、不得志的小律师，本是为了钱才答应帮李红琴打官司，但后来却被李红琴所打动，全力以赴地帮李红琴找回孩子。再如群体形象的塑造，田文军夫妇加入万里寻子会，由个体的寻找变成了一群人一起上路，成员们以类似访谈的形式讲述自己艰辛的寻子之路，让观众为之动容；扮成游客在外地喝酒的夜晚，大家共同对付骗子的电话，第一次开怀大笑，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暂时忘却伤痛，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细节描写，体现出了人性的真善美，为沉重的现实题材增添了温情的基调。

二、特色化的视听语言

视听语言是影像艺术的重要载体与介质，通过声音和画面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声像世界，影片《亲爱的》特色化的视听语言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镜头叙事：陈可辛通过镜头实现了流畅叙事的同时，也为观众展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片头田文军站在自己经营的网吧里，像是定格的海报，一束强光刺的观众睁不开眼睛，紧接着阳光从一个移动的仰拍镜头倾泄到一条胡同里，暗示着这一天不太寻常，是鹏鹏丢失的前兆；镜头跟随田文军的脚步，从各个角度呈现了他生存的环境，伴随着小孩哭声的深圳城中村，与人们印象中的繁华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无形中道明了田文军与鲁小娟离婚的原因；田文军一边报警一边在街上发疯一样地寻找儿子，镜头不断旋转、晃动，给人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这也正是田文军此时的精神状态；田文军前往外地找儿子，复杂、混乱的露天市场，用远景表现了故事的叙事空间，预示接下来的一幕中暗藏着危险；而韩德忠和田文军夫妇去解救鹏鹏，画面中的村子也非常贫穷、落后，重男轻女的陈旧思想依旧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这种精心的设计为杨明富抱走鹏鹏埋下了伏笔；鲁小娟被现任丈夫带来看医生时，影片使用了表现风格化的电影构图技巧，画面呈现大量空白，人物被不断地挤压在画面的左端，给人一种压迫感，恰如鲁小娟近似崩溃的精神状态。

影片还运用了隐喻蒙太奇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田文军看到一群玩耍的孩子手中一只红气球飞向茫茫的天空，此时儿子正如这只气球，再也无法追寻到，但那一抹红却始终深深地烙在父母的心上，无法忘怀。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一团密密匝匝的电线盘旋在头顶，镜头不断重复繁杂的电线，象征着生活就如电线一样一团糟。

（二）声音在电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大致可分为：人声、自然音响和音乐。影片里角色所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电影声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而片中多处配乐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人物的心理。

1.方言的运用：影片最大的亮点是全片大量使用方言，高度契合了人物的身份特征。赵薇演的是一位“农村妈妈”，片中的造型和一口地道的安徽话，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银幕造型。回忆这场戏，导演陈可辛对赵薇赞不绝口：“那是赵薇的第一场戏，说实话真的吓到我了。她的反应，她的细节，完全是纪实性的，完全都是对的，非常厉害”[2]；黄渤饰演的田文军抱着孩子用陕西话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在孩子被救时，他又用这段歌跟孩子互动，想用歌曲来唤起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这也是父亲对孩子回家的呼唤；工友唐青山说的是四川方言，唯唯诺诺的语气，体现了他性格弱懦、不愿惹事的农民工形象；鹏鹏上学时依然用安徽方言在班上自我介绍，表明他是承认李红琴这位“妈妈”的。方言的使用有助于塑造各种人物形象，进而把人物的内心戏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是普通话无法达到的戏剧效果。

2.音乐对情感的抒发：田文军看着开走的列车瘫坐在地上，悲伤的音乐体现出他的无助和痛苦；田文军夫妇和韩德忠抱着鹏鹏奔跑，李红琴追赶时的音乐很好地彰显了一位母亲要失去孩子时的紧张心理；李红琴因为抱着鹏鹏而遭到人们打骂，鲁晓娟非常愤怒，立刻拉走儿子，而田文军则试图阻止大家，李红琴悲伤的哭声被人们的打骂声所淹没，此时无声源配乐淋漓尽致得烘托了三个人复杂的心理，把情感推向了高潮。

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

电影《亲爱的》除了以寻子作为主线外，还对当下的热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导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讲述，没做任何褒贬论述，旨在通过对这些观众熟悉的社会现象的展示引发观众思考。《亲爱的》毫无掩饰地向观众展现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现代人不稳定的婚姻关系。鹏鹏的丢失与田文军夫妇的离婚有莫大的关系，尽管后来鹏鹏被找回，夫妇二人尽力给儿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却无法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这无形中让儿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再如影片反映了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严重，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名人贩子不认为自己拐卖妇女有罪，却认为拐卖儿童是丧尽天良的行为；其次吉芳作为一个女弃婴，尽管被李红琴的丈夫杨明富捡回去收养，但那也是出于杨明富无法生育的原因，否则他不会再去拐走一个男孩。因为李红琴不能出示弃婴证明，导致吉芳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抛弃，吉芳很难再次融入福利院的大集体。影片也略微提到了收养制度中的诸多矛盾，最终吉芳的收养问题也没解决，未来吉芳将何去何从是难以言说的痛。

《亲爱的》虽是一部商业片，却比其他商业片更加接地气，为观众呈现感动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不缔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佳作。

参考文献：

[1]唐桃.电影《亲爱的》：陈可辛的悲悯与温情[J].风格与特色，2015（01）.

[2]新浪娱乐.《亲爱的》赵薇演农村妇女飙安徽方言[EB/OL]. http：//ent.sina.com.cn/m/c/2014-08-10/20514189335.shtml，2014-08-10.

作者简介：

石康琦，女，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