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谈五四运动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

夏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五四运动对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近代中国新学制的改革、点燃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之火。

五四运动；高等教育；影响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它所形成的崇尚民主、科学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内的西方各种教育思潮纷至沓来。而这一时期，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实用主义教育，是由美国实验主义大家杜威等人倡导的现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十分推崇“彻底的经验”、“自然主义的经验”，强调个人“行为”、“实践”，着眼于应付生活环境，重视获得实际效果，认为“有用就是真理”“真理是工具”，并且提倡“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强调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课程设置应考虑现代社会的需要，重视学生的个人自由和完善。胡适等人对杜威评价极高，甚至称他是“西方孔子”。在这一时期，杜威重要的教育论著，如《民主主义与教育》《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明日之教育》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地被译成中文。其中一些论著更是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和教育学科的教科书及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一时间，被认为是代表杜威主要教育观点的一些口号，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几乎成了教育界人士的口头禅。这使中国的各级教育，无论是在理论、课程、教材、教法方面，还是在学校管理和教育科研方面，都朝着早期现代化的方向迈前一步。而陶行知后来所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改造与扬弃。

2 促进了近代中国新学制的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轨迹，或许大致可以用“酝酿于洋务运动、发轫于清末新政，变革于民国初年，定型于五四之后”来概括。若就近代学校制度而言“三座里程碑”式的学制将会永远地凸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于1904年制定成的《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校系统，标志着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在内的中国近代学制的正式建立；民国初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虽“仍趋重于采取日本制”，却也广泛参考了英、美、法、俄等国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二部暨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拓展；而在五四影响下所制定的中国近代第三部学制，也是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熟的学制——《壬戌学制》则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定型化。《壬子·癸丑学制》施行一段时间后，明显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着的社会需要，教育界人士纷纷要求改革学制。1917年9月29日北洋政府教育部虽然公布了《修正大学令》，但经施行后仍暴露出不少弊端，于是改革学制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五四运动前后，留美学生返国者日趋增多，争相称赞美国学制，特别是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学习美国教育制度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时尚，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源于日本学制的《壬子·癸丑学制》的不满。后来，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被迫召开学制会议，在归纳学制会议及济南年会的学制方案的基础上又略加修改，最后形成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1922年11月2日以大总统黎元洪令的形式颁布施行。这就是被陶行知称作“应时而兴的制度”的“新学制”。①1922年是旧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或《1922年学制》。《壬戌学制》一反清末民初依照日本学制的模式，而是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单轨制形式，故亦称“六三三学制”。毫无疑问《壬戌学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下的教育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综合性成果，充分体现了民主、科学精神——新学制草案曾在全国各大报刊公开刊出，以广泛征求意见。

3 点燃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之火

2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些改革无疑又推动着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向着更能体现“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这些教育早期现代化基本内涵的方面逐步深入。

首先，重视科学方法，发展学生个性。在新文化运动“民主”旗帜的引导下，人们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学校教育开始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并重视教育心理的研究。如前所述，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高最早用智力测验测试投考学生，并在教育科讲授“心理测验”。1920年、1922年，北大、北高也分别开设了“心理测验”课。1922年秋，美国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来华推广教育测验并帮助训练有关人才。1923年清华学校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委员会，在对学生进行心理测验的基础上进行就业指导。20年代，全国各地兴起的用以测量学生能力、学习成绩的“教育测验”和用以测量智力水平(智商)的“智力测验”以及其他一些教学改革方法的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当时教育革新的科学性、准确性，十分有利于“用科学的方法，求客观的标准，以矫正主观方法的弊病”。对此梁启超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实行教育测验以后，“把从前主观的教授改变了，实在是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

其次，设立新式机构，实行民主管理。在五四运动中，学生冲破了这些禁令，在校内组织自治会、学生会，在不少高校甚至还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在高校之间则组织学生联合会。学生不仅管理自己，出版刊物，而且还参与校务管理，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指点江山，评论时局。高等学校的政治空气以及学术空气、生活管理等都为之一变。

注释：

① 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8

[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 许美德(加).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夏兰(1982-)，贵州毕节人，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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