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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猴吃蜜糖”谈民族文化交流

2016-02-22爨翁

食品与健康 2016年2期
关键词:制糖糖稀糖人

爨翁

又到猴年。

在十二属相中,猴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因为猴子是贵族。您看,他老人家的名字就是由侯爵与子爵两个爵位组成的。所以,尾巴总是翘着。不过,猴子也有着人类几乎所有的毛病,比如贪吃。有桃子必吃,见好处必捞,看见漂亮姑娘更是要围将上去讨要食品,贪心起来甚至去打捞水里的月亮。生活中与猴子相关的常用语有:“猴吃麻花——满拧”“猴吃蟠桃——满不在乎”和吓人的“杀鸡给猴看”等。也有将猴子与食品连在一起的,比如菌类“猴头”、药材“猴枣”。

但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食物相关的猴子,莫过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贩,会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担子由前后两个木箱组成。前箱下边放置一个小煤炉,炉上放着一只小铜锅,锅内盛有糖稀。木箱上钉着一个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签撑着,可以插在木架上。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炉子的破扇等杂物。

小贩将担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担子,见有儿童围拢过来,即把后面的木箱移过来当凳子坐,然后将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从铜锅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麦芽为料熬制的,吹得时候必须加温,否则硬邦邦的无法吹。吹时,小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据买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黄色的苹果、西瓜、葫芦、小鸟、老鼠偷油、猴吃蜜糖……还有的小贩会在木箱上放一转盘,盘上格中有从简单的糖饼到复杂的龙凤等不同图案的糖人儿,孩子花一样的钱,全凭运气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

糖人儿分两类,一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立体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用小铜勺盛着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画出来的糖画儿,粘上小木棍,待晾凉后用小铲一撬即得。笔者幼时最爱的“猴吃蜜糖”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那小贩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术家,一团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间就出现了一个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长而弯曲的尾巴,最实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着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们可以吹出五颜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过,那种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现在,街头上吹的糖人因为不卫生,已经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卫生标准的糖艺品会作为装饰物,出现在宴会的菜品碟头上。

大圣的血统

笔者生长在天津南市,是看着连台本戏《西游记》长大的。舞台上锣鼓响处,从后台蹦出一只猴子,连翻筋斗,全场观众顿时喜眉笑眼。再演到孙猴子凭着一根棒子打败了很多凶神恶煞的“大花脸”,更让孩子们看得过瘾。待到上学念书了,才知道舞台上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承恩是中国人,《西游记》是中国小说,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国仙境。所以,对于孙猴子是国产的,在幼时的笔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于孙猴子的血统,胡适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西游记〉考证》)学者郑振铎先生1934年在《痀偻集·西游记》中也指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时,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样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时候哈努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变成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只是留给了我们追溯考证的一丝线索。

其实在印度,有关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现在,印度古典舞中还保留有猴神协助拉马攻打恶魔的节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们的孙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古代佛坛讲经,常有援引故事阐明经义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渐及东方,在汉魏时期输入我国。早在三国译出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国王本生》的神话传说中,就描绘了人王和猴王率众猴与邪龙搏斗的故事,它是据此敷演光大的《拉马耶那》的前身之一。学者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叙有顶生王升天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拉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时,认为:“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之起源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此说是有道理的。

从现有资料看,孙悟空的形象较早出现于宋元之间。现广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经瓷枕,上面绘有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画面,颇矫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齐备,说明当时取经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后来,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痛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来表达“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思想。

在文学研究领域,曾有人因中国神话散亡仅存零星而谓我民族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实不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见《国语·鲁语》韦昭注)的记载到《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古狱渎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写过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既不是中国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远赴印度学制糖

那么,我们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艺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能量),所以食用适量的甜味食物,对人体是很有益的。

在我国的古籍中,“糖”字出现的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酿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那么,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饧又是什么呢?《辞海》说:“‘饧,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现在我们清楚了,“饴”指软糖,“ ”是“糖”的古字。“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则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而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技术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却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子虚赋》为“诸蔗”,《杖铭》为“都蔗”,《神异经》为“ ”。同时,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应用也各有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能够自制蔗糖。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远甚”,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成长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一经发现,人们感到对于他们有好处,就必然会相互学习与交流。可以说,从古至今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但是这种交流是复杂的,比如印度的制糖技术是先进的,但也有东学中国的“白糖”(称为“cini”),西学埃及的“冰糖”(叫做“misri”)。如此的文化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世界与中国的制糖工艺史是复杂的,本文在此不便详述,仅从“猴吃蜜糖”的小故事,便可窥一斑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魅力。

(下期预告:锅巴菜与契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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