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雯昕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重庆 400000)

“中庸”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影响
——以“信达雅”为例

杨雯昕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重庆 400000)

本文以“信达雅”为例，简要论述了“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响，呼吁在西方翻译理论频频出新之时，中国译界也要推陈出新，尝试与各学科结合，从不同角度研究翻译，创造出新的翻译理论。

中庸；传统译论；信达雅；创新

1 引言

语言与哲学密不可分，任何语言观都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而语言又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和载体。“中庸”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于汉语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翻译以语言为基础，因此“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信达雅”翻译理论，源于古代，成于近代，在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本文将以“信达雅”为例，简要探讨“中庸”思想对于我国传统译论的影响。

2 “中庸”之道

中庸属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始由孔子提出。“中庸”一词始出于《论语·庸也》中的“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中”有合适、恰当之意，“庸”有常、用之意。《礼记·中庸》也把“中庸”作为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往往具有片面性，智者、贤者“过之”，而愚者、不肖者“不及”，无法达到“中庸”的高度，故而应当运用中庸的原则加以纠正，以维护正道。中庸之道的地位可见一斑。

后世对于“中庸”含义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人将其理解为折中主义，甚至直接将其等同于平常平庸之道，这都是对“中庸”的误读。自古以来，中庸之道便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智慧，宋代理学家以中庸为儒学“道统”，二程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汉典》中对“中庸”的注解为“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其实，孔子的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大不相同，后者缺乏原则性，而前者则强调“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中庸”反映的是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对立统一的必然性，注重把握“中和”之度，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3 以“信达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译论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从提出到发展成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这三个字对中国翻译界影响巨大，特别是该理论厘定之初，其影响几乎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成为“译书者的唯一指南，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被奉为中国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不仅仅是上个世纪的翻译家和译者，现今的译者也深受其影响。即便是如今学习翻译理论的学生，最先知道的中国翻译理论多半也都是“信达雅”。

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倡“信达雅”为译事楷模。文章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严复还引证儒家经典，来建立他的翻译学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在严复的理论中，“信”要求译文“不倍原文”，即是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忠实于原文；“达”则要求译文必须通达顺畅，否则“虽译犹不译也”，为此“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雅”则要求“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反对“用近世利俗文字”。后世的翻译家通过不断地修缮，将“雅”的意思演变为文雅，优美，讲究文笔，注重修辞，强调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

随着我国译论的不断发展，许多翻译家提出了众多翻译理论，比如傅雷的“传神论”，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就是说，翻译要做到传神，如同作画一般，将文本的内容通过文字传达出其神韵。严复曾提到“达旨”的概念，“传神”显然是较“达旨”更进了一步。傅雷此后又说：“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由此可见，傅雷又回过头来重申要注意严复所标的“信”字。再比如许渊冲的“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他曾在《外国语》上发表文章指出：要在传达原文的意美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意美、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形美，努力达到三美齐备，实则也是对“信、达、雅”三字内容的重申与丰富。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翻译理论大多都没能跳脱开“信达雅”的影子，也可以说是对信达雅理论的继承与拓展。因此，不难看出“信达雅”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代表地位。

4 “中庸”对“信达雅”的影响

我国自有翻译之时就一直贯穿着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的二元争论，有些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虽然每一方都言之有理，而且大多数翻译大家都在翻译中实践着他们颇为倾向的翻译策略，但若是仔细研究便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译论没有形成像西方译论那样明晰的派别，而是存小异求大同。支持直译的译者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意译，而支持意译的译者也并不会将文本大改特改完全意译，该直译的时候仍然是直译，这便是收到了“中庸”思想的影响。比如主张“直译”的鲁迅先生在《小彼得》序言中所说的：“凡学习外国文字的……不敢意译，令读者看的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的近于流畅了。”所以鲁迅的“直译”实际是说译作要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通顺易懂，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达”的翻译正途也是要通过“达”的“形”才能表达出来，他并没有将“直译”和“意译”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信达雅”理论作为译者翻译的原则和标准，“信”首先要求忠实原文，“达”要求贴近读者，“雅”则要求在“信”和“达”的基础上优化译文，既不偏向直译，也不偏向意译，而是在两者间找到一处最合适的位置，译出成功的译文。这无疑体现了“中庸”思想的精髓——不偏不倚中度合节，若是到达“中和”的境界，便会“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便是至善、至城、“与天地参”的境界，要求的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理智与情感的统一。天道就是诚(这里的“诚”指的是贯通天人之绝对精神)，人道就是追求诚，人道要与天道相吻合，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诚、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致中和”才能天人合一。“信达雅”理论作为一种翻译标准，也是无数译者不断追求又难以企及的至善境界。译者为了翻译出优秀的译本，要理智地、不带任何主见地看待原文，将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也要把自己看做作者，赋予译文同原文一样的内涵，以达到“信雅达”的至高标准。

5 “中庸”的束缚

“中庸”虽强调不偏不倚取其中，但无疑也存在着弊病。中庸之道贯穿着整个儒家思想，其产生的根源是孔子试图通过恢复旧制来结束乱世，以达到天下大治，而所谓“旧制”便是周礼，讲究等级、尊卑关系。虽然在时代的发展中，“中庸”关于等级制度的含义渐渐弱化，但其思想已然深入人心。以“信达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一直占据着首位，因其不偏不倚的“中庸”地位，几乎完美地概括了翻译的精髓，自成一体，无懈可击，以至翻译家和译者们不敢推翻，也不能推翻。

放眼世界，西方国家的翻译新论频出，而反观中国译论却依旧止步不前，或有新论亦是老生常谈。但是，无论是韦努蒂的“异化”理论还是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从“中庸”的角度来看，都过于偏激，不能认可。韦努蒂认为，在翻译时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不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和文本习惯的限制，而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原文语言的文化色彩，让译文读者清晰的明白自己是在读一本翻译作品，要求译者“显身”，而“中庸”的思想则要求译者“隐身”，要求译文变成另一种语言的原作。同样，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也是如此，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是一种改写，翻译并非事机械地从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而是要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翻译目的、译文对象、语篇类型、译文接受环境等，权力、意识形态等语言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也应当列入翻译研究范畴。这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思想，“中庸”强调的是对原文的绝对忠诚，译者不可擅自修改其内容，更妄论对译文进行改写和操纵。

《中庸》一文中写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意思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但安于现状并不能带来进步，创新与变革在实现之初，也常常被叫做“非分之想”。中庸之道强调的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乃为强。但一直固守着自己认为的“至城”，不踏出一步去创新尝试，又怎么知道会不会出现新的“诚”？

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又要作用到实践中去。翻译理论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大都是为了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让译者能够产生优秀的译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很多条路可走，不必拘泥于一条众人皆知的大道，另辟蹊径也未尝不可。

6 结语

中国翻译理论历史悠久，硕果累累，然而到了现当代却似乎进了瓶颈，受到“中庸”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反复赞颂前人的伟大理论，“信达雅”的三字论更是被中国的翻译界封为经典，但是自此以后，再无让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问世，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却频频出新，从各个角度研究翻译，与各个学科结合创新理论。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应当如此，不要怕出错，要敢于尝试，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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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雯昕(1994-)，女，汉族，安徽人，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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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602(2016)24-02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