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利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浅论

于文利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

关键词：《儒林外史》；范进；杜少卿

1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作品将周进设定为一个皓首穷经、迷信经典、沉溺于制艺难以自拔的人。周进生活穷愁潦倒，不得不忍受着士林人物的羞辱和市井小民的轻蔑。但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实际上，周进和紧接着出场的范进两人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都寄寓了无限深意。作者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

作者在讥讽其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其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吴敬梓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周进的喜剧性结局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这种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显示了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瞬间的可笑蕴含着永恒的悲哀。

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

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范进是一个热衷科举，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将中举取得功名利禄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屡试不第，也不愿从事劳动养家糊口，其灵魂完全被科举的锁链缚住了。范进中了举，虽然物质富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其灵魂完全被科举毒化了，他与张静斋称兄道弟，说明他中举后也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会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欺压百姓的。课文通过对比手法写他中举前后的变化，形象揭露了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之深。封建科举制度已经扭曲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灵魂。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即马静)，是一个为科举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科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但他仍执着地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鲁编修，一个贫困潦倒的“穷翰林”。明清时代，进士尤以能进入翰林院为荣，这是因为进入翰林院也许就是飞黄腾达的开始，自明英宗时起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所以读书人无不以中进士，进翰林院为奋斗目标。但是，翰林虽然令人羡慕，也似乎是前程无量，但在飞黄腾达之前却也只是个冷寂的京官，是个没有油水可捞的清水衙门，翰林们也只是每日编编书，写写文章，所以，鲁编修自称是“穷翰林”也不是偶然的。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602(2016)04-0272-02

作者简介：于文利，渤海大学文学院1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