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

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正在竭力避免与美国展开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其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被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能理性看待对方。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苏联那样的国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付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和必要性。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而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包容和进步性。（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