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姝珍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北麓诗社及其诗人群体的文化品格

项姝珍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北麓诗社是清乾嘉时期金华民间诗人社团。诗社由金华名宿曹开泰主盟，以地缘、学缘、亲缘为主要纽带，聚集了当时金华地区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名彦才俊，相互交游、彼此唱酬，带来了此一时期金华诗文化的繁荣。诗社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侧重于乡景的再现、民生的关注以及对乡贤的崇仰。其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人格理想的诉求，反映了诗社成员冷淡疏离的政治意趣、安贫自适的人生态度、尚节重义的道德意识，是特定时空中诗人群体文化品格的集中展现。

北麓诗社；诗群构成；创作旨趣；文化品格

清乾嘉时期金华民间诗社叠兴。东阳有楼上层主盟的八咏楼诗社，孝顺有夏国光主盟的竹堂诗社，赤松有方国泰主盟的我楼诗社，曹宅有曹开泰主盟的北麓诗社。此四社为当时金华地区声名最盛者。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社于夏氏龙川别业会集，分韵赋诗，[1]80为当时金华文事之盛。此次社集，北麓诗社独占魁首。此后，八咏楼诗社及竹堂诗社声名渐匿，方国泰散我楼诗社，专注北麓诗社社事。至此，北麓诗社成为金华文化繁盛的代表。故此，考察北麓诗社的基本情况及其诗歌创作，是我们深入了解乾嘉时期金华一地士人人格心态和文化品格的关键，是探讨特定时空中的地域文化不容轻忽的部分。

一、北麓诗社的集结

文人结社，清初延续明末风气，依旧繁盛。后因朝廷严厉禁止，将文人结社视为士习不端的行为，严密控制，其高压态势从顺治末年一直延续至乾隆末年，各地诗文社事逐渐衰落。金华地区亦然，自清初至乾隆中后期，文事衰歇，也少有才名之士。然而，嘉庆年间，朝廷对文人的钳制减弱，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全国诗坛再露生机。金华文人亦受此风影响，“嘉道间人才飚起，风流文采，照耀一时”。[1]2如此盛况，北麓诗社助力颇多。

北麓诗社初集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至五十三年(1789)间，由金华人曹开泰首倡。曹开泰为金华名宿，字佩弦，号珩圃，工古诗文词，有《宜弦堂诗钞》十二卷。少受举子业；后“知其不足传也，悉弃去”，[2]专心诗文创作及讲学收徒；“晚主讲东明书院。品学高邃，士论翕然”。[2]曹开泰在金华一地专注文化事业，颇有声望。其文化活动尤其是组织建立北麓诗社，对金华一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同时期文人的认可与推崇。与他同时的东阳诗人楼上层曾说：“时金郡士气朴茂，少耽吟者。珩圃(曹开泰)力为提倡，风气一变。”[2]这种士气文风的变化得益于曹开泰的刻意提倡，北麓诗社的集结即其主观努力的表现之一。北麓诗社的建立看似文人间的酬唱切磋，却不可排除盟主初建时的别有用心。

诗社建立初期，成员仅六人，除曹开泰外，分别为方国泰、方元鹍、邵声芳、方应凤、方应麟。方国泰工诗、乐府，有《我楼诗稿》《我楼乐府》，早年曾建我楼诗社。从诗文创作上讲，方国泰亦可算当时金华诗坛的前辈，又曾组织诗社，在本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方元鹍于诗歌上用力颇多，诗名较曹开泰、方国泰更盛，有《铁船诗钞》传世。作为北麓诗社初创时期的元老级人物，曹开泰、方国泰、方元鹍三位的诗歌修养在当地皆属前列，加之曹开泰提倡吟咏的活动旨趣，使得诗社集结初期便有了引导地域诗文风尚的意味。而后续加入的诗社成员与前期的邵声芳、方应凤、方应麟行辈上皆属晚学后辈，加入诗社更多的是学习和切磋。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作楠完成丽正书院的学习，转拜曹开泰为师，学习诗歌创作，随即加入北麓诗社。与之同学的有曹位、陈仁言、金萼梅，三人亦于同年加入北麓诗社。嘉庆四年(1799)，曹寅、冯慎中、张作楫、张允提加入诗社。[3]1至此，北麓诗社成员就此稳定，总共十四人。

诗社成员酬唱切磋，一直延续至嘉庆十八年(1813)张作楠北上任官。二十多年的诗社活动，诗社成员相互鼓励，彼此推崇。如嘉庆元年(1796)，张作楠、陈仁言、曹位同学于曹开泰门下。一日，“慎斋(陈仁言)见立人(曹位)诗艳之，作《三讲全韵》诗以赠，立人报以《九蟹全韵》诗，慎斋复即其韵答之，立人大喜，以为有苏黄气格，由是情好日笃”。[4]而张作楠此时亦“执鞭弭以相左右”。[4]这种和谐的氛围在诗社成员间随处可见。可以说，诗社一方面拉近了成员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交游的情感；另一方面，在日益笃好的交游中，成员间酬唱相和、相互切磋，诗艺也在不断提升。除曹开泰、方国泰、方元鹍三位年长且辈分高者之外，其余后辈都处于成长阶段，诗社的经历为他们后来诗艺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批年轻的诗人也成为嘉道时期金华诗人的主力，带来了金华诗文化的繁荣。这里面北麓诗社的养护之功不可忽视。

诗社初建时期有提倡吟咏的旨趣，但并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诗社成员也没有全体聚集酬唱过；而诗社活动却延续了二十多年，并对金华诗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当中诗社成员的关系纽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诗社成员皆为金华一地的文人，地缘是他们集合的天然纽带。除此之外，诗社初创期，发起者曹开泰与初期成员方国泰为姻亲，与方元鹍同师金华名宿方淇，有同窗之谊；方应凤、方应麟、邵声芳皆为曹氏弟子；后来加入的张作楠与陈仁言为曹开泰弟子，曹位亦为曹开泰弟子，且二人为同宗，张允提是张作楠族侄及弟子，张作楫与张作楠为兄弟，冯慎中与张作楠为姻亲，金萼梅与陈仁言为诗友。从中可以看出，诗社成员以地缘为基础、以亲缘和学缘为主要牵绊勾连了彼此相互的交游，这也是诗社虽组织方式松散，社事活动不紧密，却能延续二十余年的主要原因。这当中尤以师生关系为主。诗社由曹开泰发起，成员大多为其弟子，可以说，北麓诗社是曹门弟子的课余诗歌聚会。这里面有同门间的砥砺争竞，亦有师长的奖掖鼓励。如曹开泰对陈仁言和曹位的评价：“仁言与立人契尤密，立人刿肝鈢肾，迟而后工；仁言下笔滔滔，击钵可就。两人气相高，尤学相砺。”[5]弟子间的相互砥砺，师长看在眼里，欣慰之中亦含鼓励之语。正是这种关系纽带和融洽氛围，促成了成员间吟咏之风的相互影响，培养了金华一地的年轻诗人，推动了地域诗文化的繁荣。

二、《北麓诗课》的创作旨趣

北麓诗社的集结目的在于提倡吟咏，诗社成员的酬唱之作由张作楠汇集成册，即《北麓诗课》。《北麓诗课》四卷，收录诗社成员十四人共四百六十七首诗作。作品内容庞杂，写景记游、咏史怀古、即事感怀、托物言志等，都在诗集中有所展现。但北麓诗社的集结过程和成员构成决定了其社集作品更多为诗歌习作——其以“诗课”命名即可见出。张作楠最初整理《北麓诗课》，除了“志一时聚散之迹”，[3]2更多地则是为了纪念当年的唱酬之情。尽管如此，我们分析《北麓诗课》的诗作，仍能探出其创作旨趣，这是我们深入了解北麓诗社的文化价值及其成员的人格心态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乡景的再现

诗社成员都为金华人，其诗歌创作自然难以腾挪出特定的地域；而《诗课》中数量极大的乡邦景物的描写，则可见出社员对乡景的独特感情。元代金华文人黄溍曾在《北山纪游》中说过：“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则专倚乎人物为之引重。”金华一地风景秀丽，北山被称为“道教第三十六洞天”，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皆堪称赏，加上周边县市景物亦多不胜数，这些都是诗社成员唱和的极佳题材。反之，因社员的吟咏，景物也得到了多方位的诠释。如方元鹍有《游金华三洞歌》，以记述的方式记录了游金华三洞的所见所闻：“危冈十步一憩石，坐听山泉出谷戛”，[3]1展现了金华山的幽静；“一峰欲落一峰起，杂沓如走群羊牛。洞天豁石扇，古木枝相樛。老龙辟开青玉嶂，壁间蜕落头角如雕镂。蝙蝠掠面飞，藤梢挂轻柔。清泠一脉出地底，别有异境共寻搜”，[3]1写出了金华三洞的险怪和奇秀，字里行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对此，张作楠有同名和作，亦是极力渲染金华三洞的奇景。其他社员如曹位、方应麟等，有《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分别作诗赞颂三洞。

除了金华山的景物，周边县市的风光也是诗社成员描摹的对象。如曹开泰《宝掌山冷泉歌》，写的就是浦江宝掌山的景致。诗歌长篇一首，开头“雷霆砰訇怒击石，石窦云开千点白。中流一道泄飞泉，中古寒波荡空碧”，[3]10落笔非凡，极具气势，足见诗社盟主的功力。后文对泉水的描写，如“初疑佩刀斫山脊，贰师将军或过此。又疑倒涌帝台浆，玉液分来甘且旨。一酌清我心，再酌涤我肠。一酌再酌酌不歇，顿觉眼目口鼻瑟肃凝秋霜。六欲八垢俱消亡，曹溪一勺何足当。久坐玉楼寒起粟，但觉宝掌山色入眼青苍苍”，[3]10亦质朴可爱。对此，曹位也有同题和作。此外还有《金华竹枝词》《双溪竹枝词》等。诗社成员们沉浸在乡邦景致中，极力渲染家乡的自然风貌，洋溢出难以掩抑的自豪之情。

(二)对民生的关注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民间陋习或不良风俗的揭露与批判，二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与悲悯。这里面体现了诗社成员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在《诗课》作品中表现出闪耀的人性光辉。如方元鹍的《观斗牛用韩孟斗鸡联句韵》：

涤场毕田功，赛社展期待。远村传鼓声，丛祠耀髹彩。聚族相娱嬉，斗兽即危殆。湿耳牛来思，鸣牟声宛在。选材设勇爵，赴敌比矛镦。值此天肃清，度诸地爽垲。尾株掉秃连，肉峰耸碨磊。不为衅钟牵，讵同卜郊改。额裹首铠坚，角砺霜刃皠。初交气一鼓，再接勇十倍。进寸拟肉薄，退尺惧身醢。力皆九拒能，气肯三战馁。触槐鉏麑怒，逾隐斐豹绐。兀立鼎抗获，突击椎奋亥。转战定勇怯，逐北判功罪。贺胜笑哄传，救败髁泥浼。胜价获虚声，屠肉失重贿。或荣若登坛，或辱逾蹈海。吾闻牛用扰，策以耕勿怠。问喘丞相宜，占梦牧人乃。水战置旄头，火攻画绘彩。要岂识交绥，居然劳奏凯。买骏费千金，斯言闻郭隗。谁知景升畜，伹供庖丁宰。吾诗特解嘲，陋风何足采。[3]15

诗歌描写的是金华有名的民俗：斗牛。诗歌中对斗牛民俗从选材、装扮、角斗、胜利都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角斗时紧张的气氛作了真实的再现，对金华乡间的民俗风情起到了记录的作用。不仅如此，诗人还就斗牛风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斗牛耗费人力财力，最终依旧是送去宰杀，只是徒然热闹了一场，并无太大的意义。诗人作诗解嘲，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此种习俗的批判，体现了诗人朴拙质实的价值观。

又如张作楠的《寄衣篇》五解，记述了一个客居北平的乡人，其妻年年为之寄冬衣，却年年不见归信，饱受思念之苦的煎熬，最终等来的却是丈夫的死讯。诗中描述妻子得知丈夫死讯后的惨状：“顿足号且呼。不见故夫，但见手书，持书呜咽，肝肠断绝。尔病，我不知时；尔死，我不知日。使我夫妻父子，不得永诀。”[3]79十分诚挚感人。诗人对客居他乡者死后的凄惨也发出了沉痛的叩问：“三千里外雪霏霏，谁收尔骨归黄土？”[3]79这里的感情投入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觉，在写景题画、交游酬唱之外为诗社的创作倾注了厚重的人文关怀，也为诗社活动增添了一抹亮色。

(三)对乡贤的崇仰

北麓诗社作为地方性的文人社团，参与者均为本地文人，其成长过程及社事活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金华素有“小邹鲁”之称，古来文化繁盛、才人辈出，宋元明时期值得称道者尤多。这些丰富厚重的乡邦文化和值得推崇的乡贤前辈不仅是创作的内容，更是社员学习的榜样。在《北麓诗课》中，我们可以随意捡拾此类诗歌，感受诗社成员对乡邦前贤的敬仰与推崇。如曹开泰的《过唐悦斋先生故里》：

学究天人彻古今，巨儒踪迹久消沉。等身著作悲何有，驻足岩峦感独深。四府上书匡济略，六经论定圣贤心。一斑尤得窥全豹，平昔珍藏拟铸金。

未必姻亲便党同，秀才闲气自相攻。名贤类使成无赖，持护何人秉至公。落日儿童牛背笛，荒村烟树马蹄风。年年游客春三月，惆怅桃花白又红。[3]83

唐悦斋即唐仲友，金华南宋名士，曾举宏词科。其经制之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全祖望将之与吕祖谦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并称，足见其声望。然唐仲友命途不顺，受朱熹排挤，最终寥落收场。诗歌对唐仲友的学术成就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推崇，同时对其遭遇深表遗憾和同情。末首最后两句以春日桃花红白争相开放的热闹景象衬托一代名宿的寥落命运，哀感顽艳。

除此之外，还有如《谒宗忠简公祠》，亦为曹开泰之作，表达了对北宋末年名将宗泽的崇仰之情。宗泽为金华义乌人，靖康之难后力主还都东京，并制定了详尽的恢复中原的方案，但终究未被采纳，以致忧愤成疾，临终三呼“渡河”而亡。曹诗中有云：“坐令英雄志不就，出师未捷长城隳。呜呼我公真人杰，磁州已见薤枭鸱。孤军深入趋卫濮，翕张变化尤神奇。大观政和若早用，病入肌理尤堪医。”[3]39字里行间尽是对宗泽勇猛的肯定、用兵的赞叹以及忧心国事致病入膏肓的叹息。结句“门前落日听啼鸟，想见渡河三呼时”，尤见凄绝。此诗，方国泰、曹位、陈仁言、金萼梅皆有同题和作。此类作品，主题指向都是对乡贤的赞颂推崇以及对其遭遇的悲慨与同情。

以往论及北麓诗社，皆言其诗歌创作脱离现实，少关注民生，多为社员闲时酬唱之作；加上社员大多为年轻诗人，作品也多为学习过程中的“课作”，以致学界对其关注不多。但从上文所谈诗课的创作旨趣来看，诗社作品虽不排除有虚应故事或表闲愁的游仙、咏史、题画等题材——这是文人结社作品的通病——但除此之外，还蕴含了社员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以及凭知识分子的良知自觉关怀民生的集体意识，其中深藏的，是这一群体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他们的理想诉求。由于社员多为年轻诗人，阅历不足、眼界有限，使得这种内涵表现得并不深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轻忽其创作，它是诗社成员人格心态的外化，不断累积之后，最终促成了群体文化品格的形成。

三、北麓诗社诗人群体的文化品格

一个群体得以凸显，有赖于特有的文化品格。这是该群体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民间诗人团体，北麓诗社以社团的形式聚集了当时金华一地有名望的诗人和极具潜力的年轻后进，通过互动交游、酬唱切磋，彼此间相互影响，形成了群体性的文化品格，在特定时空的文人中极具代表性，由此也突出了北麓诗社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冷淡疏离的政治意趣、安贫自适的人生态度、尚节重义的道德意识。

古代文人读书，目的是为了科举功名。寒窗十载，一举成名，不仅光耀门楣，自身所学亦可为世所用。故此，文人多汲汲于科名，有“春风得意马蹄疾”者，也有“失意落第心寥落”者，这两种情状构成了古代文人才与命关系的基本表现形态。

北麓诗社文人亦好功名，但这只是在最初时期。对于科举政治，他们的态度有从热衷追求到冷淡疏离的过程。这种转变，是他们历经世事之后对出处行藏的慎重抉择。老一辈社员自不必说。曹开泰早年也曾受举子业，且举业较顺。《光绪金华县志》载：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学院李科试入县学第三名；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学院王岁试一等第一名补廪；嘉庆三年戊午(1798)科贡，就职训导。[6]可以说，就曹开泰已有的科考成绩，我们有理由对其科举之路寄予厚望。但“试辄高等”的曹开泰，“知其不足传也，悉弃去，专肆力于诗古文词”，[2]于乡间收徒受学，结社吟唱，表现出对仕途科名冷淡疏离的姿态。其《挂书牛角图》云：

李花初盛杨花落，阿□头颈当谁斫。蒲山公子亦英豪，读项羽传气盘薄。须陀授首众心从，宇文殄灭军声雄。是时汾晋真人起，唐公见推事定矣。同盟何意反相屠，读书苦学胡为乎。不作台司作光禄，狼子野心工反复。窦融勋业竟无成，籍也诛夷了残局。一错无从铸六州，当时岂若老骑牛。叩角犹堪效宁戚，为牺兼可悟庄周。旧事隋唐如电转，披图搔首情无限。千古伤心此例多，华亭鹤唳东门犬。[2]

此为题画诗，叙述的是隋唐旧事。看似咏史题画的应酬之作，却不难见出诗人对官场黑暗政治的不认同。诗人并非否定士人出仕，而是认为士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操守和远大抱负，不应借助权势尔虞我诈。诗人推崇的是春秋时的宁戚和周庄，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这是文人至高的理想。但世事如电，文人沉浮本难以自主，加上诗人身处乾嘉时期，正是士人备受压抑的时代，欲在仕途一展抱负是不可得了，只能选择独善其身、远离政治。诗歌最后华亭鹤唳的典故，感慨之中饱含着无奈。

方元鹍是诗社成员中官位最高者，嘉庆六年(1801)进士后，累官至户部主事，但最终也“不耐此所为，终日闭门”，[7]感叹“万般人事回头懒，仰数归鸦唤不应”。[7]此间辛酸与凄清的心境，不足为外人道。即便年轻一辈，早年意气风发，但在历经世事后，对政治亦表现出疏离的态度。如张作楠辞官回乡后，乡居二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三子皆令务农或从事其他事业。有人问：“何不业儒？”张作楠回答：“世俗读书为科名，及入仕，则心术坏，吾不欲其堕落也。”北麓诗社成员对政治的冷淡疏离更多的不是因为才命不济的心灰意冷，而是一种历经世事后的淡然。

因为有这种淡然的心态，所以诗社成员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安贫自适的特点。戴殿泗在给曹开泰的《宜弦堂诗钞》作序时曾言：“世尝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珩圃(曹开泰)以明经老，友教四方，环堵萧然，有自得之色，近于有道之士。”[8]曹开泰作为社员中的年长者，看待事物更为通达，历经世事之后追求更多的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恰似孔门乐道的意味，又带有道家的洒脱之趣。如其《可园杂歌》前二首云：

前年我在坦溪西，今年我在坦溪东。溪东溪西亦何择，雪泥留爪随飞鸿。春风春雨一番足，溪光摇荡千竿竹。方塘微波亦己绿。

东桥桥头清且寒，白石齿齿云漫漫。啼鸟一声下乔木，报我庭畔花初残。花残花开风光好，莫把落英持帚扫。高卧花茵春未老。[2]

幽静的景状和诗人随遇而安的心态，让诗歌格外洒脱清新，似乎世事的纷扰并不能打扰诗人欣赏美景、体味生活，现实生活中的闲愁苦闷也很少在诗歌中显现。戴殿泗对此曾感叹：“若珩圃之安贫穷矣，而不自以为穷也，然则珩圃其必有超然自适者乎！”[8]曹开泰之安贫，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改变清贫生活，而是他真正看淡了名利。这事实上是金华士人特有的传统性格：质实轻利。他们更看重的是人格气节、道德修养。也正因此，张作楠在回答为什么不让子弟业儒时会有那样的答案。

很显然，社员群体安贫自适的人生态度与其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轻贱名利，自然能安贫自适，而这种看似无所求的人生态度中也有他们所重者，即道德节义，这也是其文化品格的表现。金华文化历来尚节重义。宋末元初，遗民方凤、吴思齐、谢翱曾在金华浦江创办月泉吟社，诗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此次征诗含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诗题一出立即得到周边县市千余人响应，得两千七百多首。前人节义之举作为乡邦文化的一部分影响着后人， 在其诗歌中多有对气节的推重。如咏严子陵钓台，曹开泰有“纵使台倾迹不留，先生高洁自千秋”[3]163之句，方元鹍有“君其尧比德，世外我巢由”[3]163之句。曹开泰更有《西台吊谢翱》诗，以极大的篇幅渲染谢翱抗元复国之事，对其民族气节表示赞颂与慨叹，崇仰之情溢于言表。除了民族气节外，社员群体对封建传统道德亦极为推崇。《诗课》中歌颂孝子节妇的诗篇也颇多，如张作楠《翠微山房文集》有《金烈女传》，记载金华金氏烈女守节的事迹，诗社成员曹开泰、方国泰、金萼梅等，也纷纷作诗赞颂烈女节行。当然，封建文人对贞洁烈妇的行为极力渲染有其认知的局限，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质朴尚德，只因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难免有其局限性。

作为金华的地方民间诗社，北麓诗社聚集金华地方文人进行社集活动，呈现出极大的地域特色。其诗歌创作尽管艺术价值不能与大家之作相比，但当中展现出的乾嘉时期金华文人群体的人格心态和文化品格，却是我们探究此一时期金华地域文化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诗社的诗歌活动也带来了金华诗文化的繁荣，为金华地方诗坛培养了如张作楠等优秀的诗人。这两方面正是北麓诗社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关注北麓诗社时不容忽视的关键。

[1]张作楠.翠微山房遗诗[M]//曹宅镇文史资料丛书影印本.金华：金华市金东区文学艺术联合会，2008.

[2]潘衍桐.两浙輏轩续录:卷二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3]北麓诗课[M]//曹宅镇文史资料丛书影印本.金华：金华市金东区文学艺术联合会，2008.

[4]张根芳.张作楠评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23.

[5]张作楠.梅簃随笔[M]//曹宅镇文史资料丛书影印本.金华：金华市金东区文学艺术联合会，2008:143.

[6]邓钟玉.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五[M].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7]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8306.

[8]戴殿泗.风希堂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姜月芹.方元鹍及其诗歌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1.

[10]高朝富.张作楠诗文集整理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责任编辑吴波)

Beilu Poetry Club 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Its Poets

XIANG Shuzhen

(ZhejiangCollege,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Jinhua321000,China)

Beilu Poetry Club was a folk poet club in Jinhua during the Emperor Qianlong(1735-1795) and Emperor Jiaqing(1796-1820). The leader of the club was Cao Kaitai. Talented poets from different age groups gathered together,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factor, blood ties and similar schooling. The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rote poems together, which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poetic culture in Jinhua. Their poetry has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which describes hometown scenery, pays attention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shows their respect to the ancient saints of their hometown. Their poems focus on realistic life and call for ideal personality, which reflects poets’ in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politics, their contentment in leading a simple and virtuous life, and their moral consciousness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grity. To sum up, those poets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the time.

Beilu Poetry Club; composition of poets group; purport of poem composing; Cultural Characters

2015-12-25

项姝珍(1988-)，女，浙江金华人，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2015年金华市社科联重点课题“北麓诗社研究”(Z107)

I207.2

A

1001-5035(2016)05-009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