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根民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钱穆的魏晋文化情结

贺根民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钱穆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寻觅中华文化的自觉精神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活力，魏晋文化情结成为钱穆抉发传统、发现新质的突出表现。他有效体认魏晋六朝的历史地位，凸显其在思想史上的传承价值；他勾勒魏晋玄学的三家六宗脉络，注重对王弼、郭象哲学的再发现；阐发别有会心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其深遂而理性的文化发现谱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多面镜像。

钱穆；魏晋六朝；传统文化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由文化倾圮走向全面复兴的特殊时期，晚清以来的“三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刺激民国文人敏感的神经，激发他们为国效力的担当意识。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进路，成为民国文人既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又倾听多声部时代交响曲的文化身份标识。淹通四部、学贯古今的钱穆先生，一生以阐释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职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和传承，多方奔走为中国文化招魂。他奉行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孜孜探索“中国不会亡”的历史依据，寻觅自本自根的文化开新进路，展示民国唯西学是崇喧嚣话语背后的冷静思索，蕴涵崇本开新的民族文化情愫。缘于历史文化生态的近似，魏晋六朝成为钱穆重新挖掘文化传统、阐述文化义理的重要领域。他有效体认魏晋六朝的历史地位，凸显其在思想史上的传承价值，阐发别有会心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其深遂而理性的文化发现谱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多面镜像。

一、立足传统的文化创新史观

钱穆一生遵循章学诚“为学不可有门户，但不可无宗主”的治学理念，其治学门径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发扬相表里。他正视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效应，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以十分的温情与敬意，秉持坚定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来弘扬“中国人做学问的办法”，以通驭专，贴近民国文化生态来把捉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钱穆学殖深厚，一生遍涉文史哲艺，由文学切入，然后转攻理学、经学、子学，最后归为史学。史学是其博涉古今、条贯中西之学的学术基础，构成钱穆学术生命的渊薮。“我们可以说‘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1]517出入四部之学的大历史观，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拷问与思索。激于甲午海战失利以来的时代困境，面对浊浪滔天的全盘西化浪潮，挖掘中国文化命脉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成为其矢志不渝的文化信念。晚清以降，社会动荡频仍，文人的忧患意识得以强化。民国文人的生存境遇与魏晋六朝士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晋六朝文化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弘扬独立精神和延续传统文化命脉，成为钱穆等民国文人追步魏晋士人和展示历史担当的重要表现。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和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坚守儒家道统来支撑历史叙说。道统不仅是其文化信仰的标识，亦是其对时局和中国命运形而上之思的文化基础。出版于1940年的《国史大纲》苦于对山河破碎、国难方殷的祖国无所靖献，旧史新写，揭示中国以往历史演进之真相，发掘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生命的源泉。这部贯通古今的典范之作，展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思考和坚守姿态。其《国史大纲》开宗明义，指明阅读国史必具备相应的文化信念：“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2]1洗却褊狭意识，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撰写适合当下时代所需的通史，全面体认和把捉历史演进规律，不至于数典忘祖，充分抒发其激于国难、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构成钱穆主体精神的具体表现。

《国史大纲》往往以寥寥数语，笼括一代历史大局，创辟之论，所在多是。观其章节标题，即可窥探钱穆一以贯之的文化信念。《通史》上册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凡十章，既有南、北方政权割据事实之叙述，又不乏有关社会形态、宗教思想影响的阐述，而钱穆似乎更注重魏晋六朝的异彩和新变。鉴于昔日对魏晋六朝文化的认知误区，钱穆拨乱反正，首先从确定魏晋文化地位上突破：“南方自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国、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2]306中华文化命脉，奔腾向前，自有急流和漩涡。饱经风霜的魏晋六朝，士庶之别观念、门第精神仍是支撑其延续的文化根脉。五胡乱华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却还是中国内部的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尚未根本动摇国家和民族的大传统，未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五胡后来逐步接受汉族文化教育即为注脚。即便东来的佛教，能为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们带来些许心理慰藉和片刻安宁，虽在梁武帝时盛极一时，仍无法动摇中国的儒学传统。就此而论，中国中古时期迥异于西方中古时代的文化脱节，是局部改良，尚可视为传统中的革新。成书于1943年，可视为《国史大纲》姊妹篇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亦发申类似的观点：“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若论学术思想方面之勇猛精进，与创辟新天地的精神，这一时期，非但较之西汉不见逊色，而且犹有过之。那时一般高僧们的人格与精力，眼光与胸襟，较之两汉儒生，实在超出远甚。我们纯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演进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并没有中衰。”[3]中华文化历千年而演进，活力不减，钱穆揄扬魏晋六朝的过渡地位，暗合了民国学术界的进化论思潮，展示钱穆对传统文化的无限深情以及客观求是的学术理念。

钱穆多次强调治史者尤当注意史实所包蕴的文化内涵，高标文化拷问进路中的文化使命。较于南方王朝的消沉和窳败，北朝诸儒修业乐道、弦歌不绝，道统不因战乱而消歇，钱穆发现了北朝诸儒传承道统的不朽之功。民族融合，胡族汉化，五胡纷扰之后的北朝统一局面，钱穆许以“找到复兴的新机运”，[2]275抖露了钱穆一以贯之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成为北朝士子能坚守文化传统、抗衡胡人的文化支撑。而那些出使被扣北方或躲避战乱的汉族士子，大多因为门第卑微，鲜受清谈之习的影响，以致能相对自由地延续中国文化传统，翊扬政治教化。“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2]295在钱穆的阐释视域中，北朝柄政者倾心汉化，创建新的政治规模，致使北朝文治势力顺利演进，铺设隋、唐再次统一的基础。受大文化史观的指引，钱穆的北朝史发现，更富历史的洞察力，确非固守华夷之辩藩篱者可比。他尊重事实，充分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功绩。激于北魏暮气沉沉的社会气象，孝文帝迁都等系列汉化政策开启了北魏社会的新气象，其对孝文帝的追叹就意味深长：“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2]290孝文帝以下的北魏诸帝不能遵行文化改良的大趋势，以致败家亡国的事实，恰从反面验证了孝文帝政策的前瞻与超前。就社会制度本身而言，北朝政治制度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个中原因在于北方士大夫政治观念远胜于南士，助推了北朝政治走上正确轨道。凡此种种，钱穆推崇北朝君臣继袭文化传统之功，揭示历史现象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彰显了其不拘囿于狭隘民族偏见、还原历史真实的学术识见。

钱穆治史以发掘思想为指归，视人生、社会生活为文化的本质，创建人文主义色彩显豁的文化图像。从浩繁的史料中挖掘史料所包孕的史学思想，并阐述其现代影响，构成钱穆魏晋史研究的重要追求。在中古文史之学上，钱穆与陈寅恪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招魂托命之人，他们均基于传统文化本位，关注民族文化的兴亡；但钱穆更注重对客观史实的挖掘和梳理，坚守话语阐释的客观立场；而陈寅恪往往融客观史实的阐述与主观情思的表达于一炉，诗史互证。陈寅恪“以新瓶装旧酒”，褒奖中古门阀世家维系和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的重要贡献，其《崔浩与寇谦之》《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诸文发掘文化世家的家学和信仰之于文化融合等地方性话题，凸显文化世家赓续传统文化的重要效应，标举了以文化世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晋室沦丧固有外侮入侵之故，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晋室本身。钱穆盘点西晋王室之弱点有二端，缺乏光明理想的指导与贵族家庭的腐化，葬送了西晋王朝。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钱穆亦归纳了胡族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因：“诸胡杂居内地，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此其一。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此其二。诸胡以客居汉地而自相团结，此其三。”[2]261二者相较，是否顺应时代发展、创新观念，是否弘扬文化传统成为一治一乱的界标。不仅如此，南朝诸代，已背弃秦、汉以来的政治理论，又无法破除门第世族的制约。当时士子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观念只退守狭窄的家庭一隅，缺乏拯救时弊的创新精神；更有甚者，士大夫抱持双重的君主观念，国家观念淡薄，而当时的政权却不去团结那些已显离心倾向的社会势力，其沦丧自在意料之中。钱穆拷问魏晋败亡之因，有一断论值得玩味：“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2]246诞生于门第世族基础上的东晋，偏安南国，北伐和内变交相迭起，君臣无恢复之志，即使个别大臣经营北伐，仍受门第势力的百般阻扰。门第势力只求得一家之安定却漠视中央政府利益，不肯因拥戴中央而牺牲门第利益，上下猜忌，彼此倾轧。这种民心向背成为钱穆考察东晋败亡、无法统一北方的基本认知。“我写《国史大纲》，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是现代人对历史的讲法。我是完全针对现代，我的问题都在现代上”，[4]620回归历史现场，发掘民族文化精神，褒赞推动文明进步的有生力量，从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去挖掘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原因，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动态觅取解决时代问题的答案，已成为钱穆全面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文化基底。“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入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2]24历史是过去的现在，是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招魂’意识全幅呈露的绝大著作必推《国史大纲》为第一”，[1]511考虑到《国史大纲》的诞生年代，日寇铁蹄扰我中华，唯有同心同德，一致抗日，强化民族凝聚力，才是拯救国难的光明路径，这或许是钱穆撰史别有寄托之所在。

二、个人自我之觉醒

魏晋玄学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必要构成，是民国文人的集体发现。博学宏通的钱穆爬梳魏晋玄学，从学术传承上提炼玄学精神：“余尝谓先秦诸子，自孔子至于李斯，三百年学术思想，一言以蔽之，为‘平民阶级之觉醒’。今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也。”[5]146-147魏晋六朝的学术转变，与时代朝局变化攸关。东汉以降，儒学出现松绑的迹象，道统松驰，而时局动荡，士人多转入或趋向探究自我，王充所倡导的内心批评之说，引领了“个人自我之觉醒”的玄学思潮，至魏晋而蔚为大观。“后人所目为清谈家派数者，一以‘自我觉醒’之一语观之，即可以得其真精神之所在”，[5]147贴近文化生态，从学术演进的文化进路去把捉魏晋玄学的地位，是钱穆矢志发掘的文化基点。魏晋士人立身安命、待人接物，往往尊内心而轻外物，其任诞之习、洒落高致大多基于自我的内心判断：“正见晋人性好批评，凡事求其真际，不肯以流俗习见为准，而必一切重新估定其价值也。而晋人估价之标准，则一本于自我之内心。”[5]157钱穆认为魏晋士人忘却礼法、忘却环境的种种行为彰显了主体精神的觉醒，然其一切唯以不累内心为准，又不能完全脱离以“无”为本的藩篱，不免落下趋向不立、浅弱微露之弊。

1945年钱穆在《记魏晋玄学三宗》中提出玄学的“三家六宗”之说，绘制出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魏晋之际，玄学再兴，言其派别，大率可分三宗。一曰王何，二曰嵇阮，三曰向郭。之六家者，世期相接，谈议相闻，而其思想递嬗转变之迹，乃如陂陀之逶迤，走于原隰，循势所趋，每降愈下。”[6]357三家六宗之说是钱穆对玄学脉络的精辟概括，指明了玄学发展的主流和三个主要时间节点。对于三家六宗，钱穆细细爬梳其玄学异趣。王、何显尊儒学，兼及老子；嵇阮之学，则菲薄经籍，尤尊庄周。王弼注《易》、何晏注《论语》，仍恪守儒学轨辙，以儒学来评说庄周。相对而言，嵇、阮撇开儒学经典、直谈庄老的行为，标举了魏晋风气的转变。向、郭以儒学来纠正老庄之偏激，但二人玩世不恭、放荡贱礼，用儒学理论来掩饰自我，缺乏儒学的担当意识，亦不能如老庄般蹈身事外，形成玄学的另一转变。三宗六家之说建构了魏晋玄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也客观上砸破了昔日斤斤于清谈误国的积习。钱穆首肯王、何独标“无”字以为天地万物之本的观点，显示历史的进步性：“王何援无说经，正以荡涤汉儒阴阳谶纬之谬悠。至于后世流荡不返，崇尚虚无，固不得尽归罪二人也。”[6]359王弼天地万物本于“无”的观点、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其宏旨密意，仍守儒家矩矱，未算尽为离经叛道之怪论。钱穆返本还原，廓清玄学认知上的迷雾，更有利于凸显玄学的个人自我之觉醒色彩。

如前所论，儒学之于钱穆不仅是其学术伟业，也承担部分文化信仰的功能。钱穆称魏晋玄学为新儒学，较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冠以魏晋玄学“新道家”的称许，均发掘到魏晋玄学相比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创新色彩。只是二者所取路径、剪裁史料和文化立场有所差异而已，这也侧面递送了玄学儒道兼宗的文化色彩。宋明理学作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代之学，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之中。宋儒言理，远袭魏晋，钱穆操持大文化史观，上下求索、左右逢源，从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魏晋玄学与后世思想的影响，每有出乎寻常的发现。王弼注《易》、郭象注《庄子》，打破先秦两汉关于“理”范畴论述的零杂状态，具有思想史上的不可磨灭之价值：“弼注《周易》与《老子》，象注《庄子》，乃始时时提出此理字，处处添入理字以解说此三书之义蕴。于是遂若缺此一字，天地间一切变化，皆将有无从解说之苦。此一理的观念之郑重提出，若谓于中国思想史上有大功绩，则王郭两家当为其元勋。亦不得谓宋儒绝不受王郭之影响。”[6]384“理”范畴进军思想史领域，王、郭厥功甚伟。钱穆高标王、郭的言理学说为治中国思想史一重大题目，凸显了魏晋玄学对宋明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彰显了其学术传承价值与地位。宋儒的理一分殊、万物一太极之说，皆源自王弼的统宗会元之说；郭象言顺理、由命通理之论，与朱熹“天即理也”之说遥相符会，魏晋与宋儒说理，学术上有诸多相近可通之处，就此而论，“程朱则可谓又自王郭而求重反之孔孟。后世尊程朱，斥王郭，是为未脱门户之见，实未足以与语夫思想演进之条贯也”。[6]401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孔孟取法于天，老庄以道为则，王、郭则推本于理，构成宋明理学的思想渊源。后世揄扬宋明理学却贬抑与其有思想渊源的王、郭之学，其实尚未了解思想演进的条贯，钱穆此论高屋建瓴，允称确评。

魏晋玄学是魏晋文化存在的基本理论形态，玄学思想构成魏晋士人社会人生的具象表达。民国文人集体聚焦于魏晋文化，除了历史境遇的惊人相似以外，不无人格近慕、学术求真的考虑。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借王弼的“言意之辨”，窥斑见豹；冯友兰提炼魏晋玄学的“辨名析理”之法，借重郭象的《庄子注》来体认玄学的新道家色彩。二者各取所需，针对各自的学术兴趣重新发现了魏晋玄学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说，汤用彤重新发现了王弼，冯友兰则再次体认了郭象。相较汤、冯二人的魏晋玄学研究，钱穆对王、郭均进行了重点关注，体现多重发现的色彩。钱穆认为王弼在中国哲学界的贡献，盖有两端，其一为理事对立，其二为体用对立，开后世论学诸多法门。王弼言理，或以事理对举，或情理并称，魏晋士人的好言名理之风，遥开宋明理学先河。《论语》重道，自汉以降，以理代道的观念演变，王弼是一个关键的人物。钱穆云：“大率言之，唐以前人多言道，宋以后人多言理，以理的观念代替出道的观念，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为一大转变。王弼可谓是此一转变之关捩也。”[6]388王弼的理事对举、体用之分，开启了宋明理学的诸多命题，其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不可小觑，诚不可以清谈好虚而误断。

王弼扶会儒义，以至理为自然，认同自然生万物说，又在宋儒那里得以延续：“及于宋儒，乃始极言性理，然不悟其弥近于庄老，此皆由王弼开其端。故王弼深言自然，实于中国思想史有大贡献，固不仅有功于老氏之五千言也。”[6]432王弼注《老子》畅言自然，不单扩大《老子》文化要义的影响力，也导引宋儒好言性理的诸多要义，具有文化传代的意义。1948年其《郭象〈庄子注〉中之自然义》认为郭象《庄子注》好言性理之习，为宋儒所承袭，此可谓郭象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大贡献。钱穆特特提醒注意郭象自然哲学的文化价值，有别于王弼、何晏、向秀、张湛诸家，郭象主张自然生万物之说，标举独化说，铸造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钱穆认为郭象的自然之说阐述最透辟：“必至郭象注庄，乃始于此独造新论，畅阐自然之义，转用以解决宇宙创始，天地万物一切所从来之最大问题，澈始澈终，高举自然一义，以建立一首尾完整之哲学系统。”[6]436万物皆以自然生，亦以自然化，郭象《庄子注》超群拔俗，以自然之说创设宇宙的基本问题，到达深遂圆密的境界。钱穆抬举郭象的自然独化说，既粉碎了昔日争议郭象《庄子注》剽窃于向秀的成见，又客观体认其沾溉后学之功，大力体认了郭象在思想史的地位。贴近文化生态，钱穆往往就思想史的某一哲学家的言论，以小见大，研讨当时思想变迁的概貌，发掘魏晋成一家言者的思想线索，如此，从一家兼及一派，从而勾勒一代思想史的演变图像。

三、独立自存之一种新觉醒

博雅宏通的钱穆，一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职志，致力于发掘文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促使其真诚守望文化传统。不以文学名家，却对此有精深研究的他，一涉足魏晋文学领域，沉潜涵泳，每有精到之论。晚年钱穆盘点自我的治学路径，就展示其通人之学的色彩：“譬如别人说我是史学家，我实在不情愿有这个名义，我不是专研究史学的。近来又有人说我，到晚年又研究理学了。我很喜欢文学，我年轻时是专研究文学开始的，我也喜欢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我是照中国人做学问的办法来做学问的。”[4]614西方学问分科甚细，中国人做学问则讲究经、史、子、集的汇通融合，“中国人做学问的办法”标举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这是钱穆一生治学的宗旨。民国高歌凯进的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来剪裁中国传统之学，已成为当下文人的集体无意识。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持无限眷念的钱穆，挖掘中华文化命脉的文学气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活文学地图上抒写自我的文学想象。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必然是基于传统本位的开新：“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7]78斥逐民国“新潮”学者一味稗贩西学、不假思索地指责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的浅薄之见，指出自本自根的文化开新才是当下的文化出路。立足传统的文化开新之论，颇具几份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民国虽有陈寅恪、辜鸿铭、钱穆等一班学者执著挖掘新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力图重构传统文化图像来唤起国人的皈依情结，并抒写自发现代性的文化进路，展示了国人在文化转型期的冷静思考与文化拷问力度，但在一片拾西学余唾的喧嚣声中，却略显苍白与乏力。

钱穆研讨文学，尤重笔墨之下的胸襟和怀抱，欣赏奇文妙笔中的人格向度。作家的生花妙笔，编织一张形态万千的社会人生网络。钱穆推崇生活简单而境界高古的陶渊明：“陶诗象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以说是很刚烈的。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7]74陶诗高境以陶渊明委运任化、不随俗浮沉的人格为基础，易言之，高迈的人格造就了第一流的诗人。文学即人生，中国文化精神，端赖其人文追求，钱穆认为只有基于人文主义维度去真切了解和全面把捉文学家，才能更好地领悟中国文化真精神。“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之技巧与风格，而更要者，在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冶与心情感映。”[7]31作家不因作品而伟大，而是作品因为作家人格而崇高，这已成为钱穆截取人生之镜来透视一时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法则。文学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人生的具象折射，钱穆盘点魏晋以前的文学流变，就其兴寄和文化取向作一清晰的勾勒。《诗经》是政治感怀之作，屈原《离骚》抒发忠君爱国之心，汉赋大体未脱宫廷消遣的笼盖。六经皆史，国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学，魏晋以前的文学著述，大多属于政治场域的产物，一般与作者的私人兴寄无关，即便带有纯文学色彩的《离骚》，其创作的根本动机仍偏于政治一隅。融作家与作品会合而成新文学，尽情抒发作家怀抱，只有等到建安才发凡起例：“建安以后，始以文学作品为表现作者人生之用，以文学为作者私人不朽所寄”。[8]137魏晋时期，文人自我标榜，自求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整个社会人生变了，拿私人的人生放到大群人生、政治人生之上去了。”[4]490文章背后能见作者其人，作者品性与作品体性相得益彰，实现了人与文、作家与作品、文与道的统一。钱穆截断众流，特别看重魏晋文学以致将其视为梳理文学史的基础：“东汉人已经懂得文学要慢慢独立，可是真的觉醒独立是要到建安。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4]610由人物品藻推至诗文品评，任诞和重情的魏晋士人标举一代文学精神，这种文学新变，展示魏晋纯文学的书写进路，宣告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魏晋文学自觉说在1920年代经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发倡，1927年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34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接力鼓吹，形成国内影响最大的文学独立说。扬雄的《太玄》已隐含文学价值独立自存的端绪，而明确提出并发扬光大者当属曹丕《典论·论文》，钱穆深挖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的发生语境，指出：“当知曹氏前一句，乃以前中国传统文学之共同准则；而后一句，乃属文学价值可以独立自存之一种新觉醒。”[7]28《典论·论文》分四科八体，指明各体文章之主要体性，阐明文章的表现技巧，致使文章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孔孟以降的立言不朽观，至魏晋而大放异彩。魏晋文人对于文学表达所该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保持高度自信，恰好展示了中国内倾型文化的深邃涵义，侧重文化体系去把捉本民族的文学新变，已构成钱穆文学自觉说有异于时人的文化侧面。修辞立其诚，中国文学往往被视为政治或道德的衍生之物，看重社会实用，而不太讲究文辞之修饰，真正脱离社会实用而独立自存的纯文学作品，当自建安时期才真正起步。其《读〈文选〉》云：“建安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乃一极关重要之时代，因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在此时期也。”[8]90非经非子、不老不孔，建安文章抛却文学臣服于政治的单一功利取向，实现文章跟生活与文人性情的融浃合一。建安时代，有意为文之风大畅，文人之文臻于极境。钱穆综括建安一代文风，断论这种文风：“实兼西汉赋家之夸大奢靡，与夫东汉晚期《古诗十九首》所表达之颓废激荡，纵横家言与老庄思想相间杂出，宫廷文学与社会文学熔铸合一，而要为有一种新鲜活跃之生命力贯彻流露于其间，此则为以下承袭者所不能逮也。”[8]107建安文学转益多师，形成慷慨激昂、大抒怀抱的新文风。

在钱穆的文学视野里，建安文学是秦汉之后文学自觉的突出表现，“然则为建安文风开先者，当在诗，而非赋”。[8]100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承袭战国纵横策士遗风，铺张扬厉，或求仙访道、希冀长生；或驰骋畋猎之娱、尽声色之劳，大抵不离铺张揄扬之途。殆至班固、张衡，始抒发个人怀抱和叙述自我琐事，然其题材虽新，文体仍旧，辞藻虽丽却抒发真情不足。易言之，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控御时代，文人沦为润色鸿业的驯臣，大多缺乏真切的个性抒写，即便个别文人象事体物，亦难达惬意旷达之境。直抒性灵的魏晋才是魏晋文学自觉地主要载体，这种趋势至少在东汉末已经起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缘情而发，短语长情，抒写衰世哀音，意兴萧飒，寄托沉郁，它的出现显示古典诗歌书写由“言志”向“缘情”迈进的文化进路。这与汉赋大相径庭，开诗歌观念自觉之时代。“故知建安文学，论其精神，实当自当时新兴之五言诗来，而并不上承汉赋”，[8]105就文体源流及其体性考察，尊重文化生态，这种动态的文学史观牵引，常有令人叹赏之论。建安以降，文学遂分体物之赋和缘情之诗二宗，体物重外在，侧重描述，作者超然物外，形成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缘情偏内映，看重抒情，文本与作者交相辉映，构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钱穆认为体物之赋虽未能蝉蜕两汉余辙，而缘情之诗则显示文学的新生，倒向纯文学理路则是二者的共同趋向。有异于文学史家斤斤于文学本位考察魏晋文学自觉的狭隘视野，作为文史大家的钱穆，其对魏晋文学的发掘自觉会操持文史综合的眼光，其对魏晋纯文学书写渊源的考察即为显例。其《读〈文选〉》载：“是惟庄周氏之所谓无用之用，荀子讥之，谓其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庶几近之。循此乃有所谓纯文学。故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不如谓其乃导始于道家。”[8]93先秦文学，依附史学与哲学的卵翼，无独立价值可言；两汉文学有文人之格，但多应事成篇，以世用撄怀。西汉初期，虽尊黄老之术，但文学仍步孔孟途辙，尚不能纯意为文。只有到了魏晋，庄老告退，山水方兴，游艺述志，道家思想激发了文学的特姿异彩。

四、结　语

领导社会、移风易俗，肩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钱穆以传统文化的因革损益来展示现代化因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强调学贵致用，关注现实，他认为民国之患不在变动不剧，而在于难获暂时的安定。其《国史大纲·引论》载：“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牅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2]30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寻觅中华文化内部的自觉精神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活力，爬梳魏晋文化成为钱穆抉发传统、发现新质的突出表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一直困扰国人的认知领域，而奉西学为圭臬的部分新文化人则变本加厉，斥逐传统为现代化的障碍。钱穆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却不排斥文化的自本开新，其以“长江流域之新园地”来论述东晋南渡；以“北方政权之新生命”来推许北魏孝文帝功绩和北朝文治势力；以“个人自我之觉醒”来称道魏晋玄学地位；以“独立自存之一种新觉醒”来发现魏晋六朝文学价值，在“旧传之余波”和“未有之新澜”的流转中寻觅文化精神，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钱穆大力体认魏晋六朝的历史地位，褒奖北魏孝文帝的革新政策和北朝士族于战乱中延续道统的实绩；他对魏晋六朝三家六宗的阐述，对王弼、郭象哲学的再发现，以及其侧重人生维度来阐述魏晋文学自觉说，断论纯文学起源于道家的观点，均显示出其尊重史实、贯通文史的考察实绩，从而体现文化研究的现代色彩。

[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48.

[4]钱穆.讲堂遗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M].成都：巴蜀书社，1987.

[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傅新忠)

Qian Mu’s Cultural Complex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HE Genmin

(SchoolofLiterature,GuangdongPolytechnic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65,China)

Qian Mu sticked to the standar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eek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al spirit to updat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complex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became his highlights in discovering tradition and finding new things. He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effectively, highlighting its value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He drew the outline of Wei-Jin metaphysic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Wang Bi and Guo Xiang, explicating a view of Wei-Jin literature consciously. His deep and rational cultural discovery composed the multispectral image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Qian Mu;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traditional culture

2016-03-09

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研究”(12YJA751021)；广东省高校人才引进项目“现代文学中的魏晋文化书写和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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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035(2016)05-005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