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秀珍，吴奶金，肖家欣，刘飞翔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福建省农科院校服务农业推广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

丘秀珍，吴奶金，肖家欣，刘飞翔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从社会需求和自身能力分析出发，探讨了福建农科院校参与农业推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探讨了福建农林大学“特色产业扩散”的模式内涵。最后，从建立省级农科院校农业推广协调机构、扩大农科院校推广权限、建立多元化农业推广投融资机制，以及健全新型农科院校农业推广人员管理机制等4方面论述了完善福建省农科院校服务农业推广长效机制的对策。

农科院校；农业推广；长效机制

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我国农业推广体系一直以政府为单一推广主体，但纯粹政府型推广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1]。2012年科技部、教育部提出建设“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计划”；同年11月，五大部属农业科研院校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进行科技联合，实现全面对接。一系列内外环境的变化为促成农科院校在农业推广中进行社会化服务方式创新提供了契机。因此，丰富农业科技推广方式，推动农科教、产学研深度结合，建立农科院校在农业推广中的长效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科院校参与农业推广的社会需求

1.1 社会需求分析

1.1.1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需要 科技成果转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关于知识产权的交易、开发和利用，其转化率(利益)是技术转移供需双方的根本动力。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突破1.4万亿元，居世界前列；353.3多万名研发人员的数量，居世界首位。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其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30%，也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转化水平[2]。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但其专利技术应用率却不足26%。另外，相比发达国家及我国部分地区，福建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偏低(表1)，福建55%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3]。

表1 2014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比较

注：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2015)》。

1.1.2 农民培训体系完善的需要 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农村文盲、半文盲人口数量居高不下。2013年中国农业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56147.9万农村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5%，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而美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2年[4]。在整体科技素质较低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规模进行农村劳动力技术和能力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5]。深入对农科院校参与农业推广服务的研究，是完善农民培训体系，促进培养懂知识、会技术的新型农民的需要。

1.1.3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超级农业大国，农民数量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近年来，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但从整体上看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加1倍左右，但总体消费水平不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数(1978=100)由2009年的666.9增加到2014年的1052.9；家庭恩格尔系数虽有所减少，但仍大于30%。要提高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出率。发挥农科院校作为农业技术研发和创新机构的作用，能有效促进农村增产增收。此外，机器农业和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但盲目地开山造田、滥用农药，使得农村大量原生态自然环境被破坏。农科院校以“培育高产高质的品种，生产健康绿色的产品，培养具有环保意识的推广人才，为人类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为办学理念，对建设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表2 2009—2014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1.1.4 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发展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一元化”农业推广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农业推广体制不灵活，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推广人才和推广技术供给断层，造成农业推广成效后劲不足。可见，原有的农业推广体系已无法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不能确切地掌握农民的真正需求[6]，我国农业推广体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逐步提升农科院校在农业推广中的参与度，将其作为推广主体之一，是探索解决当前政府单一主导推广体系弊端的有效方式。

2 农科院校参与农业推广的能力分析

2.1 院校规模稳步扩大

高等农科教育在农业人才培养与储备、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研究与推广，以及当地农业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及对教育领域的重视，福建高等农科院校的硬件设施逐渐完善，学科背景日趋齐全，人才资源也愈加雄厚，整体规模呈稳步扩大趋势。截至2014年，福建省以福建农林大学为首的农科院校已达6所，另外还有2所专科类农业院校[7]。从专业上看，农科院校近年来新设农业类专业高达30多个。从师资水平上看，无论是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还是农林学科专任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都呈稳步提高的趋势。从2015年《福建统计年鉴》可知，2004—2014年福建省从事科技活动的高等院校人数从9018人上升到33041人，增长了近3倍。

2.2 参与形式多样化

近年来福建省农科院校利用自身科研及专家等优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1)农业专家大院推广。建立了昭平县茶叶专家大院、晋安区水产专家大院等新型农业科技推广形式，并逐步形成了“专家+企业+农户”“专家+科技示范园+农户”等合作方式。(2)项目联合开发或基地示范推广。农科院校以项目的形式与企业合作，实现服务技术开发，或者直接在乡镇设立各类基地进行试验、示范进而推广。(3)技术咨询、入股方式推广。农科院校还通过建立公益性或半公益性的推广项目参与农业推广体系，具体包括组织专家、科技人员深入农村进行无偿的农业技术宣传和培训咨询服务，或者以技术入股方式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8]。

2.3 农业科技成果丰硕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科技创新扩散，达到科技成果转化来实现的。目前，农科院校凭借自身硬件设施齐全和信息资源丰富等条件，成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福建省“科学技术奖”的设定是农业科技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2014年，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中农、林、牧、渔业共有55项，占获奖成果的27.5%，居于所有获奖行业之首；从获奖单位上看，高等院校最多，共56项，占获奖的成果28%[9]。

3 案例分析

3.1 样本选取依据

福建农林大学具有深厚的农林教学基础和农林推广实践基础。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所省级农林大学，全国建校最早的农林院校之一，拥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含培育)，3个部委重点学科，3个省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含培育)，9个省特色重点学科；学校共有教职工2300多人，高级职称人员800多人，两院院士10位(其中双聘院士9人)；先后与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学、科研单位建立学术交流关系；先后有672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优秀社科成果奖。截至2015年12月31日，福建农林大学拥有逸夫图书馆、李常盛图书馆、南平校区图书馆和安溪茶学院图书馆4个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含期刊装订本)总量达267.39万册，中外文数据库75个(其中外文数据库34个)，电子图书132.54万册。

3.2 农业推广服务实例

以福建农林大学“海峡创业育成中心”实施的尤溪金柑对接项目为例，从“海峡创业育成中心”运作过程及最终取得的服务效果两个角度对案例进行深度剖析。

3.2.1 “海峡创业育成中心”社会服务结构 福建农林大学推广模式的典型做法是借助相关平台或直接成立基地项目连接机构。早在2010年，福建农林大学联合台湾中兴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省内外企业合作共同成立“海峡创业育成中心”参与社会化服务(其运行模式见图1)，“海峡创业育成中心”处于企业和特色基地的中心。入驻企业通过“海峡创业育成中心”中介平台，由学校提供技术和策略指导。特色基地项目建设依靠“海峡创业育成中心”获得技术指导的同时，向企业寻求资金设备资源的支持。反之，企业也通过“海峡创业育成中心”平台获得特色基地的高品质原材料和基层劳动力。

图1 “海峡创业育成中心”社会服务运作图

3.2.2 推进社会化服务的具体实施步骤 首先福建农林大学组织专家团队，采取开展培训课程、远程网络视频课程等方式对基层推广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建立“专家带队、入驻基层”的制度，通过刻录科学种植金柑知识普及的光盘，组织农户进行广场学习，同时邀请学校专家及基层农业推广工作者进行现场解疑。其次是“技术进村”工程。由福建农林大学牵头，组织企业引进高新技术，将钢架大棚，技术保温设备、太阳能杀虫灯等新技术进行应用推广。最后借助“新农村智库”网站平台，第一时间将市场企业对产品的需求情况进行对接和跟踪，提供销售产品产量情况及公司需求价格等信息。

3.2.3 服务取得的成效 如今在“农科院校+特色基地+项目对接”模式下，尤溪基地完成搭建标准金柑种植钢架大棚5.33多 hm2，金柑种植面积突破6.67万 hm2，占全县果树种植面积的63%，尤溪基地金柑产量达到105900 t，占全县水果产量的59%，带动2300多户农民种金柑，新增产值5000多万元[10]。

3.3 模式组织框架

基于上述实例的分析，可以将福建农林大学运行机制总结为“农科院校+特色基地+项目对接”，其中模式的具体组织框架可以分为两部分(图2)。

图2 福建农林大学农业推广组织框架

第一部分是农科院校主导的农业推广服务系统，由农科院校和特色基地以及他们所处的宏观环境构成。福建农林大学联合基层农业推广组织为服务主体，以提供咨询服务、激励机制、技术培训等方式促进成果示范以推进特色基地的发展。在这个部分中，农科院校处于核心主导地位。第二部分是由特色基地和企业项目联合形成的目标团体系统。特色基地代表的是福建各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和各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的农户，企业项目代表的是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因此，特色基地和企业项目联合的目标团体系统实质上是整个福建农林大学农业推广模式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的。

4 完善福建省农科院校服务农业推广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省级农科院校农业推广协调机构

建设福建省新型农业推广协调机构，形成以政府和农科院校为主，涉农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为辅的新型农业推广体系，以地方法的形式确定协调机构的权利、义务，明确职能范围，做好统筹规划和调配人员，避免权责模糊，并赋予一定的执法能力，从而形成高效有序、权责明晰的新型农业推广体系。通过新型推广协调机构促进各主体的沟通，明确各自的推广任务、范围、资金分配等。发挥农科院校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作用。

4.2 政府引导，扩大农科院校推广权限

建立职能明确、分工合理、合作竞争的“两主多元”新型农业推广体系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措施。政府负责下的农业推广机构要明确其公益性的政府职能，更多地提供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服务，避免参与市场的逐利行为。农科院校主导型农业推广机构在坚持公益性服务职能基础上，补充市场经营性服务职能；充分利用自身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农业的增产增收，促进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普及。

促进公益性强的农业技术成果转换，需要有政府财政资金作保证，协同农科院校或基层推广组织来开展推广工作。商业性强的农业技术成果在推广时，则应由农科院校联合投标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4.3 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推广投融资机制

优化多种形式的融、投资机制，政府和农科院校在融、投资方面做到优势互补。政府主导的农业推广重点应放在公益性的推广项目上。农科院校侧重于商业化程度高、有较大市场价值、能取得高效益的推广项目，同时做好投资主体与科技研发的对接，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等形式参与到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中。对于政府开放领域，则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也适当地引入外资，减轻农业推广投入总量不足的压力，促进新型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同时，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财政专项补助等方式提高资金投入总量，优化使用结构；根据财政的增长情况，优化相应财政投入比例，体现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产业地位。

4.4 健全新型农科院校农业推广人员管理机制

学校应成立专职管理机构，组织人员编订规范合理的岗位培训计划，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后，持证上岗，提升农业推广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农科院校实施“传帮带”工程，给予“导师”一定的自主权力，推行应用学科教师可以跨学科带领管理和社会学科教师的制度；充分发挥科技研发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使其更好地服务科研和教学，以此来缓解农业推广人员断层、不愿下基层的困境，形成能上能下的良性机制。

在完善奖励机制，调动全校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于参加推广工作的科研人员在职称评定、晋升等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通过量化考核指标，对农业推广人员的绩效公开化、公平化。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情况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如延期评定职称，限制相应的课题申报等。

[1]聂海. 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研究[D]. 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

[2]郭铁成. 我国科技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转型升级战略[J]. 决策咨询通讯，2009(2)：44-47.

[3]魏远竹，张春霞，叶莉.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以福建省为例[J]. 科技和产业，2009(9)：4-10.

[4]蔡倩. 国内外农民素质及素质教育之比较研究[J].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11-14，27.

[5]田永和.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技能素质培养问题研究[D]. 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8.

[6]孙美美，陈永富. 中美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比较研究[J]. 世界农业，2013(8)：28-32.

[7]高秦. 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发展路径选择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3.

[8]张水玲，袁学国.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研究[J]. 山东农业科学，2014(2)：17-20.

[9]陈德萍. 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J]. 农村财政与财务，2013(2)：20-22.

[10]杨道富，张晓耕. 科技支撑海西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的思考[J]. 福建农业学报，2009(3)：28-31.

Countermeasures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ed by Agricultural Colleges in Fujian——Taking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as the Example

QIU Xiu-zhen, WU Nai-jin, Xiao Jia-xin, LIU Fei-xiang

(Collegeofeconomics,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2,China)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ujian’s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mand and their own abilities. Then, by taking th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conno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expansion”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of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colleges, expanding their extension authority, setting up a diversifi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mproving the new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th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workers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thus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ed by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s in Fujia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long-term mechanism

2016-06-01

丘秀珍(1990-)，女，硕士，研究方向：农业推广、农村与区域发展. E-mail：1154041887@qq.com

刘飞翔(1976-)，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生物质能. E-mail：lfx-xfl@163.com

2015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项目(R201519)；2015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科研训练基地(2015xst01)

10.16006/j.cnki.twnt.2016.06.015

F323.3

A

1637-5617(2016)06-00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