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亚博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刘庆邦小说的互文性

牛亚博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以互文性理论研究刘庆邦小说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意在通过“跨文本”的视野探讨刘庆邦文学世界的构成以及作家反复记忆的内容,并试图同中求异。横向上互文性的“同”体现在小说的细节、情节与题材方面,究其原因在于共同生活素材的汲取与作家主观情感的趋同;纵向上互文性的“异”则体现在作者不同时期思考问题广度与深度的差别。

刘庆邦;小说;互文性

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棉纱白生生》以来,刘庆邦一直笔耕不辍。因其当过农民、矿工、记者等,特别钟情于农村与煤矿题材,又始终坚持民间立场,凭借精湛的小说创作为文坛吹来一股清新气息。梳理刘庆邦所有作品,将其视作“泛文本”的整体,通过互文性的交叉对比研究,企图窥探刘庆邦艺术世界的构成、反复与异质。

一

互文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莉·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个概念: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后来互文性成为先锋派文论家、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被反复阐释定义。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的“引言”中指出:“互文性这个词如此多地被使用、被定义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它已然成为文学言论中含混不清的一个概念;比起这个专业术语,人们通常更愿意用隐喻的手法来指称所谓文中有文的现象,诸如: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或者说是对话。但互文性这个词的好处在于,由于它是一个中性词,所以它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1]正是这种文本与文本、文本与作家、文本与读者及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丰富联系与转化关系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据统计,近年来有100余篇博士论文涉及互文性理论,硕士论文则达560多篇。

本文则选择中国互文性研究专家秦海鹰教授的见解作为互文性的定义,“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喻、暗喻、拼贴、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2]。并通过当代作家刘庆邦小说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性进行研究,意在通过“跨文本”的视野探讨刘庆邦文学世界的构成以及作家反复记忆的内容。

二

刘庆邦小说的互文性首先表现在作品的细节。《回娘家》中,“不过十几年功夫,村子像摊煎饼一样,越摊越大,以致把阳宅摊到阴宅,人住的地方和鬼住的地方越来越接近”[3]182;与《空屋》中“整个村庄比原来的村庄面积大约扩大了三倍。村庄大了,地就小了,房子多了,地就少了,有的房子盖得几乎挨到了坟地。房子再盖下去,活人和死人住的地方就分不清了”[4]324,都有对农村盖房如摊大饼,向墓地靠拢的描写。《到城里去》中老人的四儿子被搅拌机嚼碎,老人抱着老四的骨灰盒不放,“嫌骨灰盒太小了,太短,也太狭窄。她说儿子那么高的个儿,睡在这里面,胳膊伸不开,腿伸不开,太憋屈了,太受罪了”[4]137;《黑庄稼》中苗心刚的儿子遭遇矿难身亡,老人也觉得“盒子太小了,儿子躺在里面胳膊腿都伸不开,太憋屈了”[4]174,因而又为儿子准备了老式红松木棺材。另外,在老一辈人观念里年轻人或恶死的人死后不能进老坟。《黑白男女》中周天杰是因矿难而死的年轻人,《回娘家》中的文兰娘恶死,都被拒绝进祖坟。即使在同一个文本中也出现前后的互文,《黑白男女》前文提及阴阳论,“太阳为阳,月亮为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男人为阳,女人为阴。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什么空间,阴阳应该平衡才是。可是到了煤矿,男女比例明显失调,阴阳比重严重失衡”[5]1,后文“太阳为阳,月亮为阴。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太阳月亮交相辉映才能实现阴阳平衡。如果只有太阳,没有月亮,或者说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就会造成阴阳失衡”[5]96,以阴阳失衡来比喻男女失调的煤矿社会与矿难家庭。

其次,刘庆邦小说的互文性表现在作品的情节。矿上男多女少,体力劳动繁重,又经常面临生命威胁,所以在矿工身上体现出酷烈的生命意识,用滚烫的生命热忱对待人和事,每天工作结束回到温馨的小家,往往表现出对性事的极度热衷。《哑炮》中的宋春来每每从矿上下来不先吃饱肚子,而是拉着妻子乔新枝满足肚子下的饿;《黑白男女》中,“儿子只要一回家,可以不吃饭,不喝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小两口躲到卧室里关上门亲热”[5]12;另一矿工尤四品也是如此,每天都要给自己的“矿灯”充电。此外,刘庆邦有两部小说都选择在最后时刻交代真相,虽然暴露人物缺点,但因真实深刻而不让人反感。江水君(《哑炮》)患肺病去世前,非要向妻子讲述他当年为了娶她,明明看见哑炮却没告诉她前夫反而自己躲起来,但其实妻子新枝早已知道;春连的哥哥和堂兄宰了好友新清的羊,春连一直隐瞒着,即将远嫁新疆时忍不住告诉了好友,但其实新清已从他哥哥嘴里知道了原委,“时间能化掉石头,何况是一只羊。事情既然过去了,就算了”[3]203,这种普通人物间的真实直抵人性的深处。

最后,刘庆邦小说的互文性表现在作品的题材。《黑白男女》与《黑庄稼》都是矿难后生活的书写,前者中的王俊鸟小时候得脑膜炎,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后者中的宋晓娜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记忆力差,不识数,反应迟钝。两人都做了矿工妻子,男人矿难死后,王俊鸟的婆婆不仅带走孙子,还把矿上抚恤金全部拿走;宋晓娜应该得到的10万元抚恤金也被公公婆婆全部拿走,女儿和儿子被爷爷奶奶领回老家,两人又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被其他男人欺负。同时,蒋妈妈(《黑白男女》)和梁奶奶(《黑庄稼》)都是相似的老妈妈形象,将自己的家设为矿难家属聚集地,共同舔舐伤口。《夜色》与《春天的仪式》都是刘庆邦农村题材的小说,但却透露着一股婉约,定亲后的小女子与小男子充满了对另一半的遐想与想念,想见又怕见。《鞋》写的是农村姑娘守明为“那个人”外出前做一双鞋的故事,将女子的害羞、优柔寡断表现得缠缠绵绵,在后记中又追述了事件原型,“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参加工作后,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先是舍不得穿,想留做美好的纪念。后来买了运动鞋、皮鞋之后,觉得那双鞋已经过时了,穿不出去了。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3]298。而《西风芦花》再续鞋缘。董守明就是当初“我”退鞋的人,现已经结婚生子,“我”怀着赎罪的心情想见她,她却临阵脱逃,托妹妹给我送来当初的那双鞋,“黑春风呢的鞋帮,枣花针纳的千层底,鞋还是新的,用一块蓝格子手绢包得很精样”[3]216。再者,煤矿工人——刘庆邦笔下占据半壁江山的独特群体,这些地表下坚韧生存的生灵们身上充满正能量。杨旗(《清汤面》)的丈夫因矿难而死,她靠着卖清汤面养活自己和孩子,无论每天活多少面还是不够卖,甚至有人付百倍于面的钱,并不在于面有多好吃,里面全是矿上兄弟的心意。梅玉成与赵明(《草帽》)冒着被妻子误认出轨的嫌疑,每天早上买蓝翠屏一碗馄饨,原来是为照顾已逝矿友妻女的生意,哪怕在工厂效益不好、工资锐减的情况下,这一班的矿工谁都没有失信。

从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发表以来,刘庆邦创作40年,其小说题材粗略分为两类,一是煤矿,一是农村,很少涉及其他领域,题材的单一化可能阻碍了作家更宽领域的视野,新作《黑白男女》表现尤其明显,作品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多与其他文本互文,如《黑庄稼》等。此外,《清汤面》中写道,“矿上从生产区到生活区有三里多路,一路两旁都盖了房子,形成了一条矿街。街上的房子都是门面房,矿街其实就是商业街。街上卖肉的、卖粮的、卖水果的、卖日用百货的等等,称得上应有尽有。矿上的人下班后,从生产区往生活区走,想买什么东西,顺手就买到了。矿街上还有美容美发、洗浴桑拿、足疗按摩、卡拉OK等,你想进去享受一下,没有人会反对。当然了,矿街上的小饭店也不少,胡辣汤、水煎包、羊肉汤、热火烧、米饭、炒菜、馄饨、油条等等,你想吃什么都可以”[3]3,与《黑白男女》中“房子连接起来,一条路很快变成了一条街,这条街叫矿街,也叫商业街。街上卖肉的、卖粮的、卖菜的、卖水果的、卖日用百货的,称得上应有尽有。矿上的人下班后,洗了澡从生产区往生活区走,想买什么东西,往街边一停顺手就买到了。矿街上还有美容美发、洗浴桑拿、足疗按摩、卡拉OK等,你想进去享受一下,没有人会拦你。当然了,矿街上的小饭店、小酒馆也不少,胡辣汤、水煎包、羊肉汤、热火烧、米饭、炒菜、馄饨、油条等等,你吃什么都可以”[5]18,也是高度的重合。

三

从互文性入手研究刘庆邦的文本世界是为了查看作家小说世界的构成,聚焦作家反复记忆的内容,并试图同中求异,抽丝剥茧作家不同时期思考的差异。

刘庆邦小说的互文性源于从生活经验汲取的共同素材。他曾说:“我是凭人生经验写作,写作资源对我来说当然很重要。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如‘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等,很多大事我都亲身经历过。我还种过地,挖过煤,参加过宣传队,并当了多年记者,跟多个阶层的人都打过交道。王安忆就对我说过,她说我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挺让人羡慕的。我目前虽然还没有写作资源匮乏的窘迫感,但我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靠吃老本写作。我每年都回农村来家住几天,也时常到煤矿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发现新生活,增加新的情感积累,我还要寻找现实与历史的联系,通过现实生活的触发点,激活我的记忆。”[6]无论是乡村题材的送鞋、盖房经历,还是煤矿上伟大与悲剧并存的人和事都深深印刻在刘庆邦的记忆里,需要时信手拈来,有一定生活原型,写出来才会真实感人。其次,就作家主观方面而言,笔者的文学观是,一个作家写来写去还是在写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情感积累,找到自己的审美诉求,找到自己的思想方式,找到自己的文学立场,听从自己的内心召唤。因为写作是一个内心的活动。在小说《路》中,刘庆邦也借陶老师之口告诉我们,“好文章都是从自己心里生发出来的”。也许正是这种听从内心的召唤,虚构的真实,以物喜以己悲相通的共鸣,出现了情感的互文。

将泛文本视为一个横向相互联系的世界显而易见可以找到相同点,但从纵向上会发现互文性“异”的价值。在文学艺术中,即使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在外观上完全相同,它的意义也不会完全等同于另一文本,也会有新的意义产生。以“鞋”的题材互文性为例,青年时将退鞋视为摆脱农村的炫耀,但随着人的成熟,作家的敏感,才明白原来伤了那位怀抱感情做鞋的女子的心,所以才会想办法补救。对农村的感情也类似,虽然农村的村容、村貌,农民的素质都不能和城里相比,哪怕它引以为傲的沧桑历史也经不起道德与人性的推敲,但直到空屋,人去楼空才想起最后的祭奠。另外,关于煤矿的故事,例如《检身》中儿子掖藏烟火死于矿下,《神木》揭露矿工被“做点子”的骇人听闻,《幸福票》里矿上对嫖妓的暗许,《失踪》中一矿工为了骗取矿上的死亡费而费尽心思藏匿却落得家庭破碎的下场等,刘庆邦的这些早期作品往往致力于暴露矿上的阴暗面,矿工形象也总是给人苦难的印象。之后的《清汤面》《草帽》以及矿难后生活题材的作品,则着意于塑造立体的矿工形象,从温情、人性美好、矛盾心理等方面还原真实的形象群体。创作的变化,显示出作家的日益成熟和思考问题的深刻。

[1]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

[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29.

[3]刘庆邦.清汤面[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4]刘庆邦.神木[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5]刘庆邦.黑白男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6]杨建兵.我的创作是诚实的风格:刘庆邦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9(5):26.

2016-05-12

牛亚博(199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

A

1671-9476(2016)06-0037-03

10.13450/j.cnki.jzknu.2016.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