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豪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坛经》心性哲学与中国性灵文学

李曙豪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坛经》是南禅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思想内核是“明心见性”。南禅心性哲学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渐渐演化为一种美学趣味，渗透到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出现了禅诗、禅画、禅宗书法等艺术形态，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性灵文学是一种重抒发内心、不落俗套的泛文学思想。自唐以降，各朝各代代表人物或近禅，或学禅，或入禅，受南禅影响至深，从理论到创作到文人本身行事，都与《坛经》心性哲学有不可解分的关系。《坛经》心性哲学，进一步塑造和滋润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性灵文学，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南禅；坛经；心性哲学；性灵文学

一、《坛经》心性哲学的核心思想和历史地位

《坛经》是南禅宗经典，也是南禅佛学思想的集大成。据考证，《坛经》并非六祖一人创作，而是其后人记录六祖在韶关大梵寺讲经的语录并加入对六祖思想的阐释而成。这部经典问世以后，对中国佛学、中国哲学、文化、文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坛经》是中国心性哲学史上一座难以超越的丰碑。那么，《坛经》心性哲学的主要内涵是什么？从《坛经》的理论体系和体例上来看，慧能首先在《自序品》和《般若品》中强调了心本体：“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分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般若品》）。它超越诸法，包含万象。其次，《坛经》强调以无念守性：“自性本清净”，“心不染著，是为无念”，“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1］（《般若品》）。由于自性是人人皆有的，所以佛法无须外求，可以“见性成佛”，“众生皆佛”。紧接着，《决疑品》和《定慧品》澄清了福德和功德之别：“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以及“定慧一体，不是二”，其实还是在强调“明心见性”的重要。《妙行品》即进一步解释了“内见自性不动”的禅宗心法。《顿渐品》即讲见自性可顿悟成佛。可以说整个《坛经》的哲学思想核心即是“明心见性”，这也是学界的共识。

慧能之后，南禅主要有南岳、青原二系。南岳一系由怀让传马祖，后来迁至江西洪州，称洪州禅。洪州禅讲究“触类是道”，认为“善恶皆性”，这种随性的禅风发扬了南禅的思想，使之更生活化。青原一系由行思传石头希迁。石头希迁下云岩昙晟提出“宝镜三昧”法门，提出“即这个是”；曹山本寂提出“即相即真”；云门文偃提出“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之著名的云门三句；法眼文益提出“一切现成”；天台德韶提出“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这一系的思想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即事而真”，是对即心即佛思想的具体化。由此二系衍生出五家七宗，基本思想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而其核心思想仍是“明心见性”。经过五家七宗的流传及创造，坛经心性哲学已经成为宏大的哲学体系。

《坛经》为什么是中国心性哲学史上一座难以超越的丰碑？一是《坛经》比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心性论更彻底。中国心性哲学由来已久。自孔子后，孟子继之提出性善论，直至今日，性善论一直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荀子提出性恶论。自此而后，性之善恶的争论，便成为儒者不得不面对，且欲加以解决的论题。在道家那里，庄子提出性遍在的性本体论。慧能《坛经》超脱了性善性恶的范畴，提出性虚之说，性即虚空，提倡以无念来守性。“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自序品》）；“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皆尽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1］（《般若品》）。慧能所持论的心性是本有而非始有，是因位之性。

二是《坛经》比以前的佛家心性论更切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坛经》心性哲学是在发展了中观学派的思想，又结合了如来藏的思想，并糅和中国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出来的新学说。鸠摩罗什翻译的《诸法无行经》中早就提出过“一切众生皆得菩提，一切众生皆是道场”；《大般涅槃经》也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说：“一切众生心性本净。性本净者，烦恼诸结不能染着。犹如虚空，不可沾污”。东晋道安、支遁都曾提过顿悟义，鸠摩罗什的大弟子竺道生也宣扬顿悟成佛说。但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佛家心性论遇到了问题，任继愈认为这个问题是：

南北朝时期佛教提出的心性问题，主要借助外来的唯识学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意识还未融合在一处。如何使心性问题中国化、民族化，为更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用佛教的心性论俘获更多的善男信女，这一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经学的任务，要待隋唐佛教经学继续完成。［2］

《坛经》完成了佛教的这一历史任务。正如钱穆所指出：

尤其是晚起的禅宗。他们的理论，主张“自性自修，自性迷即众生，自性悟即是佛”。又说：“万法尽在自心，从自性中顿现真如本性”。他们常劝人在家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实在他们已经脱离宗教的蹊径。一切归依自性，尚何宗教可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便何异儒家“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的理论。禅宗只把儒家的“天”字“圣”字换成“佛”字，其它完全一样要从自心自性上认取。因此一到禅宗思想出世，各人都回头到自己心性上来，不再有所为西方佛法要向外追求。那时的佛教精神，早已为平民社会日常生活所融化。［3］

南禅宗《坛经》的心性哲学对宋以降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陆王心学直接得法于禅宗，是思想史上的不易之论。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肯定心为本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4］这和《坛经》的话十分相似。慧能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即大乘六度之一的“智慧”说：

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其若空心坐，即落无记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1］（《般若品》）

陆九渊所说之心，作为宇宙本体，在意义上与慧能的心本体是一致的。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即是理，与天地万物为一，发现心的本然之善，就是“良知”。他强调心的作用，与禅家的自性清净、见性即可成佛大致相同。因此，后来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更近于禅。除此以外，罗钦顺的“性为体、知为用”思想，王廷相的“天性之知”思想等，都受到过南禅思想的影响。

明清以降，南禅《坛经》心性哲学思想继续在思想界产生影响。李贽的“童心说”，刘宗周的“离心无性”思想，王夫之的“性体情用”思想，康有为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思想，梁启超的“境者心造，惟心为实”思想，熊十力的“求识本心”思想等，都或多或少受到南禅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自慧能《坛经》之后，中国出现的心性哲学热潮，历经千年而不衰。

二、坛经心性哲学对后世性灵文学的影响

中国性灵文学，是一种重抒发内心、不落俗套的泛文学思想。产生在唐代的《坛经》心性哲学不但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性灵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性灵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在理论上，出现了“妙悟说”“神韵说”“性灵说”等性灵文学理论。司空图《诗品》提出“咸酸之外”“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禅家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意境。严羽提出了“妙悟说”，《沧浪诗话·诗辨》云：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严羽以禅论诗，把诗和禅两个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清朝初年的著名诗人王士禛接受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严羽的“妙悟说”，提出混合两者、并进一步发展的“神韵说”。王士禛认为上好的诗，或诗作的最高境界是神韵。神韵中的“神”，就是妙到不可言说的审美境界，这正是禅的境界，或者说就是禅味。袁枚及公安三袁提出了“性灵说”，认为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之外本无诗”（《寄怀钱屿纱方伯予告归里》），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尽管他们提出的“性灵”与南禅讲的“自性自悟”的“性”颇有区别，但是很明显是受到《坛经》心性哲学的启发，只不过他们提出的“性灵”更具体，更形而下，更像一个文学概念而非哲学概念罢了。

除开这些系统化的理论，其他以禅论诗，或以禅入诗的理论探讨仍不少。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平淡当是指少世间烟火气。苏轼说：“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韩驹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吴可说：“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杨万里说：“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范温说：“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谢榛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这些理论在美学趣味上都注重讲究禅的意境，把追求空灵作为诗的旨归；在美学方法上都注重禅悟，通过静虑以达到自性的体悟，形成了中国性灵文学的理论大观。

在文学创作上，有禅味的作品更是多如牛毛。首先，在诗歌方面，唐代及唐代以降的诗界几乎把南禅心性哲学演化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除开那些诗僧之作，诸如程颢的《秋月》：“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等等，皆是千古名篇。这些诗人都是近禅的诗人，有些本身还是哲学家，对南禅《坛经》心性哲学可谓熟谙于胸，心领神会。心既乐之，下笔真有。南禅心性哲学已经真正完全渗透到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并通过文人影响到了他们的读者——中国大众的审美意识和生活趣味，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有机成分。

不仅诗歌方面如此，其他文学体裁也是如此。在此另举一例。戏曲《牡丹亭》中反映出来的自由超脱、追求心性的思想也与南禅心性哲学有很大的关系。汤显祖一生中受两个人影响很大，一是真可达观禅师，二是李贽。汤显祖一直把达观和李贽看成心目中最为尊崇的人物。汤显祖曾拜师于达观。《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云：

予庚午（1570年）秋举，赴谢总裁参加余姚张共岳。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题壁而去。庚寅（1590年）达观禅师过予于南比部邹南皋郎舍中，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三十（应为二十年）年事也。师为作《馆壁君记》，甚奇。［5］

达观欣然接受了汤显祖这个弟子，在高座寺为汤显祖进行了“受记”，并为其起了一个佛名叫“寸虚”。达观还打算十年后正式度汤显祖出家，他曾对汤显祖说：“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据考，汤显祖与达观较深入的交流有四次。

李贽对汤显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李贽的思想被人称为“强同于禅教”。这种说法出自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尚书冯琦给朝廷的奏章。冯琦说李贽：“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这其实说明，李贽背弃孔孟，非毁程朱，猛烈抨击理学传统，否定维护专制统治的名教纲常，正是以佛书和禅学为理论资源。李贽论心性，与禅宗如出一辙。他说：“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性可说乎？故二祖直至会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之缘，不求息而自息也。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惴，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大寂灭之藏海也。”［6］135-136还说：“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6］174-175，“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李贽论修持，也与禅宗大略相同。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6］1。

李贽被人称为“狂禅”，其实从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不难看出汤显祖也具有“狂禅”的思想。第一，其作品从心性出发，又最终归于禅境。如柳梦梅和杜丽娘的传奇爱情，纯粹是心性感应，因梦成情，因爱而殇，又因情复生。有人认为这等惊世骇俗的爱情是离经背道，但这又何尝不是真心性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牡丹亭》算不上真正的喜剧，也算不上真正的悲剧，它的创作主旨其实是一种禅悟而已。第二，其作品既狂且空，开文坛一代新风。如柳杜的爱情，由心性所发，可以死而复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浪漫主义，而是狂到禅的境界了，其爱情绝非世俗之常情，充满了色空的意味。

三、结语

哲学、文化、文学三者总有扯不断的内在联系。哲学思想一旦被广泛接受，就会渗透到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当中，影响创作的美学趣味、创作方法。而当一种美学趣味和创作方法滥觞之后，它们由知识精英转移到民众群体，渗透到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趣味之中，就形成了文化。南禅宗的心性哲学在慧能之后，对后世的影响大致经历了由哲学到文学、到文化的影响过程。

重视抒发性灵的文学作品、文学观念早已有之［7］，而在唐代以后，由于受南禅心性哲学的影响实在太大太深，这类文学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共同的特征，所以统称为“性灵文学”。其共同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清静自在的美学趣味。邓晓芒认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地方在于中国文化“和”与“静”的双重特征［8］。而笔者认为这种特征真正稳定下来要从唐代以后南禅心性哲学的影响说起。尤其是宋代，禅宗思想大放光芒，奠定了中国和静文化特征的基础。性灵文学在宋代绝对是主流，在后世依然长盛不衰，大都追求清静自在的美学趣味，这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特殊贡献。

其二，由心生意的创作心理机制。南禅心性哲学在文学上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由心生意”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慧能认为“万法源于自性”，“自性含万法，名为藏识。思量即转识”。自性的重要，衍生出意识的重要，性生出意识，或者说，性就是意识，自性也就是主观意识。慧能说：“生六识，出六门，六尘，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1］（《付嘱品》）。中国文人一方面修禅明性，一方面则赋性成文，前者是创作出好诗文的重要条件。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大禅师们大多擅长诗文。因为心性明澈，下笔自然有神。

其三，守性自悟的创作方法。顿悟不但是参禅方法，也是文学创作方法。心性文学的创作，往往是在反复推敲之后，突然悟到，即成妙章。有些甚至是在梦中突然有了灵感，助成一个好作品的问世。灵感之灵，就是性灵的感悟，顿悟就是在静守自性、默照禅意之后的“知见”。

南禅在唐代之后，实质上就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主流，南禅心性哲学影响到广大的文学领域，壮大发展了中国性灵文学，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1］郭鹏.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49-50.

［2］任继愈.魏晋南北朝佛教经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98.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80.

［4］朱熹.陆九渊外集［M］//宋名臣言行录：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35.

［5］徐朔方.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549.

［6］李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

［7］丁昊.性灵文学思潮简述［J］.文教资料，2008（8）：6-9.

［8］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The Altar Sutrais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outh Zen thoughts.Theoretically，the South Zen mind philosophy has produc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such as aesthetics literature，and arts.Chinese literature is to express heart，not to fall into conventional literary thought.Since the Tang dynasty，people representing all field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uth Zen，which，from theory to scholars’behavior in practice，have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The Altar Sutraphilosophy.To sum up，The Altar Sutraphilosophy of mind has had great impact upon later literature by creating typical Chinese prose.

The South Zen；TheAltar Sutra；philosophy of mind；literature of the spirit

B94；I0-05

A

1009-8445（2016）03-0035-04

（责任编辑：董 娟）

2015-11-17

李曙豪（1970-），男，湖南洞口人，肇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