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一鸣

“孝治”是秦、汉初的国家治术
——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薛一鸣

战国中晚期的诸子所讨论的“孝治”观念，为秦、汉初的“孝治”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秦、汉初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引入了“孝治”观念，使“孝治”成为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统治方法。

中国有关“孝”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有论述。笔者在阅读秦简的过程中，发现被后世称为暴秦的法律文书中有关于“不孝罪”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中所体现出的“孝”观念，来源于氏族内部的血缘伦理关系，在以氏族为核心的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孝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到战国中晚期，“孝”的伦理性观念依时势发展为“孝治”观念。因为汉初吕后二年的法律与秦律一脉相承，有必要放在一起考察，本文拟就秦、汉初的法律文书中所见“孝治”作为一种国家治术作如下考察。

战国诸子的“孝治”观

日本学者佐藤将之把战国文献中的思想特色以孟子晚年为分界点，孟子之前，即战国早期的思想，主要要求统治者以实践伦理价值（如仁、义）的方法来谋求理想社会国家的实现；孟子以后的思想家，似乎开始分析国家社会的机构，运行的原理。诚如佐藤将之所言，战国中晚期诸子之思想与之前是大有不同的，战国中晚期“孝”观念也从伦理性概念依时势发展为政治性概念，具有政治性的“孝”观念或思想，也可称为“孝治”观念或思想。从“孝治”的角度分析，战国诸子的国家治乱学说中的孝论各有不同。

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之时，认为“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的理念，不能够使天下长治久安，陶鸿庆注曰“此乃性之或有，非法之常”，只有用法令保证臣忠、子孝以先制其民，从而达到制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