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刊

艺术与艺术评论
——王广义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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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广义 装置（110件各个时期历史地图、单频影像、霓虹灯等）尺寸可变 2016年

《画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出自《诗经》，同时也是帝制时代皇权至上的一句口号。在当下的语境中，你重提这句话的诉求何在？

王广义：我这件作品可讨论的部分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各个国家关于世界格局都有不同的想象；历史上不同时期，各国绘制的地图在国界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信息引发了我关于“地缘政治”的重新思考。

而我用《诗经·小雅》篇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作为题目，属于不能公开讨论的部分。之所以不能公开讨论，是因为这句话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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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有人提出，你对国际化这种话题从来没有过焦虑，也有人说你在中国现代向当代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直焦虑的，不知你本人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王广义：在我看来，焦虑是一种普遍的思想情怀；对我个人而言，“存在与超验”的中间地带是无法回避的遭遇，不存在考虑或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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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在你自己的阐述中，与很多美院出身、画院工作的艺术家不同，你觉得语言或者说形式从来都不是你创作的重点。刘淳甚至指出你是“彻底的观念”；鲁虹文章《图像与观念》则将两者描述为互动协调的关系。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阐释？

王广义：语言和形式在艺术家的工作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鲁虹所说的“图像与观念”和刘淳所说的“彻底的观念”也许是在 “能指”和“所指”上对问题的描述角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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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装置和绘画作为你创作的两条主线，绘画与波普、与安迪·沃霍尔之间的图式联系自不必说。鲁虹提出你装置的方式和思考，与前苏联艺术家卡巴科夫之间也存在一种关联性。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广义：我和卡巴科夫在作为艺术家的某些成长历程上有相似的部分，我们都对“社会主义视觉经验”有记忆、有感受，也许在态度上我和卡巴科夫不尽相同。卡巴科夫是我所尊重的少数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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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展览现场有一件黑毡作品，联想到博伊斯的油毡；神化也是你观念的主要线索之一，尤其是4件自画像，让人联想到博伊斯被称为伟大的“巫师”。在你这里，是否存在一种“自我造神”的策略？

王广义：当然，博伊斯是我非常尊重的艺术家，其实我的4幅自画像创作的本意，是呈现一种自我困扰，但是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朋友也有和你同样的疑问，也许这个疑问并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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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评论你的作品的时候，你是怀疑对方的阐释的。这是艺术家和艺术评论之间的永恒悖论。研讨会你也不在场。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悖论？

王广义：我觉得这种悖论是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评论发生意义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这种悖论，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评论将不会发生意义。

注：

展览名称：存在与超验——王广义个展

展览时间：2016年11月25日-2017年4月25日

展览地点：武汉合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