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凯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大道德观”

程永凯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黄仁宇大历史观自问世以来，对其争论就不断，有学者以为有创新性，有学者以为欠科学，也有学者持中立态度。技术与道德的矛盾由来已久，大致可划分为四派观点：重道德轻技术、轻道德轻技术、轻道德重技术、重道德重技术。大历史观不属于这四派，它反对狭隘的道德判断，提倡认错精神，最终指向是大道德观。

黄仁宇；大历史观；大道德观

30多年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模拟效仿之作往往有之。这书带给读者一种印象，即道德不如技术。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是黄先生的最终意图，如果执此一点来批评黄先生，则不免失之偏颇。黄先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他所谓的“大历史观”。本文将就此入手，剖析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并分析技术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最后引出“大道德观”的概念，作为对大历史观理解的升华。

一、大历史观引发的争论

何谓“大历史观”？黄仁宇说：“我之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1]241又说：“我所谓大历史观，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1]252又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2]4据此可知，大历史观意在从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并包含一种四海为家、大而化之的精神。

从这种大历史观出发，黄仁宇把中国历史倒推了几百年，从辽阔的历史视野中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并提出了“长期革命”的概念。他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旨在从旧式农业之体制进入新型的商业体制，使整个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3]254以此为基础，黄仁宇对近代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了新的评判。例如，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其积极性不容过度重视[1]250；对于国共内战，他认为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想避免穷困[4]67；对于历史人物，他认为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则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1]295。这一系列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

如同别的新事物的出现一样，黄氏大历史观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争议。支持者认为大历史观极好，很新鲜，有创新性。有学者谓：“黄仁宇对这套逻辑背后的挖掘确有自圆其说的魅力，由此‘大历史’不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完全可以作为深度诠释的工具。”[5]又有学者谓：“黄仁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使命，为当今学界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值得深入探究。”[6]这些学者都看到了大历史观的积极意义，因而大加赞赏。

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却反对大历史观。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评大历史观的局限性，认为黄仁宇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近现代史以及台湾问题的认识均存在错误，并总结道：“总体来说，他在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中国当前国情的分析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是巨大的，也是欠科学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使然。”[7]这些学者看到了大历史观的不足，因而逐条批驳。

也有学者持中立态度，说道：“中国的历史是否真按黄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去发展，这里姑且不作断言。但已于前年魂归天国的黄仁宇先生几乎用毕生精力发现‘用数目字管理’的商业运行机制，并用以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从而试图为今天和后来的中国人指出一条道路，则无论其毁誉穷通，都是真诚感人的，因此也是美丽的。”[8]这是肯定黄先生的真诚，对大历史观却不置可否。

我们在此也先不作定论。对于大历史观，如果非要给它定个好坏，似乎也是落入了道德代替技术的怪圈。一个观点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如果一开始就打上了道德的标签，将影响我们以及后人对它的正常判断。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客观分析此观点的各种可能性，而避免下绝对化的结论。黄氏大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术与道德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我们要分析大历史观，也得从技术与道德的矛盾入手。

二、技术与道德的矛盾

技术与道德的矛盾由来已久。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序这里的法制，就是技术的一种。除此之外，财政技术、管理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等，都是组成一个正常社会必不可少的技术。根据对技术和道德的不同态度，可以分出四个不同的派别。

第一，重道德轻技术。《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9]133在孔子眼中，礼、义、信才是重要的事，稼、圃之事皆是小道，不足学。《孟子·公孙丑上》记载：“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10]74又《孟子·滕文公上》：“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10]114在孟子眼中，术有仁和不仁之分，故术不可不慎。而圣人仁术经世，亦不须耕。这是重道德、轻技术的代表。

第二，轻道德轻技术。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1]45庄子曰：“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隆杀之服，哀之末也。”[12]467−468在老子看来，圣智仁义和巧利一样，都应该弃绝。在庄子看来，兵法、刑罚、礼乐、丧服等也都是细枝末节，不足虑。这是轻道德、轻技术的代表。

第三，轻道德重技术。荀子主张性恶论，强调礼法的作用，认为提倡仁义不如隆礼重法。荀子曰：“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13]435又曰：“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13]291无论是礼还是法，都是外在的约束，重在止恶，不在扬善。故《荀子》一书，与法家最近。荀子弟子如韩非、李斯，皆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积极提倡君主专制，重视富国强兵。他所倡导的法、术、势，都是治国的具体方针。韩非子批判儒家与墨家，其《五蠹》一篇，更是视儒、墨、纵横等家为社会蠹虫。这是轻道德、重技术的代表。

第四，重道德重技术。墨家的主要宗旨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包含有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备城门》以下诸篇，如《备高临》《备梯》《备水》等，乃兵家之言，详演守御之术。由此可见，墨家既提倡兼爱，又强调守备。这是重道德、重技术的代表。

在西方社会，这样的分歧同样存在。法国的卢梭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轻视技术的一派，卢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道德败坏。而马克思主义者恰恰相反，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也同样会促进道德的发展[14]。

以上四派，乃粗略划分，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毫无疑问，我们的传统是第一派，即重道德、轻技术一派。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看看黄仁宇大历史观对道德与技术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看看大历史观是真如许多人想的那样，是重技术、轻道德的代表，还是另有隐情。

三、大历史观的升华：大道德观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道德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242。黄仁宇说：“《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1]250可见在黄仁宇的心中，道德是高于法律及技术的。只有法律及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道德才可以出场。

下面摘录两段黄仁宇的话，以更加直观地呈现他提出大历史观的真实意图。他说：“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经济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进当日曾受内战影响、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两方同胞客观地接受。”[1]249

又说：“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地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因。”[1]253

按此，可见作者心怀海峡两岸，希望通过大历史观的视角，让人们看到历史进步的代价。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可以“在数目字管理”，流血与痛苦是难免的。如果两岸人民都能看到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相互谅解。这是黄仁宇的美好愿望。不仅如此，如果中国与西方世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能有这样的见识，大家就不至于相互指责，就能体谅彼此的难处。这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就都有了联系与了解的基础。

黄仁宇还提出一种“认错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在当今世界至为重要，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他说：“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1]251

黄仁宇主张把这种宗教式的认错精神，运用在海峡两岸之间，运用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运用在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这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大道德观”。黄仁宇反复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他是如此推崇技术与数字，但最终却归向道德与宗教。他所说的“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地写好”，就是希望海峡两岸都能有认错的精神，都能看到自身的错误，而不是一味地扭曲历史，指责对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历史观的最终指向是大道德观。表面上看，大历史观主张技术优先、避免道德判断。事实上，这里的道德判断，乃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双方都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以我方“道德”为准绳，指责对方的错误，这样只能导致更大的误会。黄仁宇批判这种狭隘的道德，他感叹：“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1]251因此，他站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认为我们不能纠结于这种小道德，认为我们应该尊重现实，彼此宽容，彼此认错。这就是大道德观。

我们可以看到，大历史观并不同于上文所列四派中的任何一派，它是全新的一派，即重技术、重大道德、轻小道德的一派。那么，大历史观也罢，技术与数字也罢，都不过是黄先生的论证过程，他最终旨归在大道德观，在海峡两岸的和平，在所有国家间的和平。这是一种超越道德的宗教情怀，是他的大历史观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 [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美]黄仁宇．关系千万重[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 文波．试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万历十五年》[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4．

[6] 李宝祥．黄仁宇“大历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7)：73．

[7] 张永理．黄仁宇大历史观析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1(10)：54．

[8] 赵文．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观”及其他[J]．文史杂志，2002(5)：47．

[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4] 刘云章．论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4)：65．

〔责任编辑 牛建兵〕

Macro-moralityView: in the Light of Macro-history View

CHENG Yong-ka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Huang Ren-yu’s Macro-history view has been a hot spot since it came into being. Some scholars think it is innovative, but some think it is unscientific. There are also some people who hold a neutral attitud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orality has a long history. We can divide the ideas into four groups: maximize moral, downplay technology; downplay moral, downplay technology; downplay moral, maximize technology; maximize moral, maximize technology. Macro-history view,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the four groups, opposes the narrow moral judgment and advocates the spirit of admission. The ultimate point of Macro-history view is Macro-morality view.

Huang Ren-yu; macro-history; macro-morality

K207

A

1006−5261(2016)05−0114−03

2016-03-09

程永凯（1991―），男，河南林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