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焱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综述

刘焱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众多，对其研究则经历了传统评点、类型建构、意识形态干预、回归自性和大文学视野考察等不同的阶段。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一方面呈现视角多元化、成果丰富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却没有整体研究近代小说流派的著作出版，已有的关涉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也存在个案研究多、综合研究少，或侧重社会内涵、忽视本体特征与流派效应等不足。对近代小说流派进行整体研究，并引入现代小说理论对其进行多维阐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近代小说流派；传统点评；类型建构；回归自性；多维阐释

本文关注的是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多代表性文本且学界有定论的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这些小说流派有谴责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翻新小说、历史小说等，其存在已经100多年了，对其研究则经历了传统评点、类型建构、意识形态干预、回归自性和大文学视野考察等不同的阶段。为总结近代小说流派研究的得失，有必要梳理百年研究史，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鉴于专门研究近代小说流派的论文较少，影响亦不如著作，且限于篇幅，故本文论域以研究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为主，兼及重要论文。

一

文学流派的研究并非待其完全成熟才开始，而是伴随其生成即存在的。中国近代小说重要文本发表时，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部分学者通过点评、序跋等方式对其进行评论。如谴责小说发表时，作家可能邀请好友对作品总评、分回点评，告诉读者小说的主旨、叙事焦点所在；或进行自我评点，凸显其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不仅谴责小说如此，其他小说流派也这样，如哀情小说作家李定夷的《霣玉怨》写成出版时，其妻子张咏述便以“鬘红女史”为笔名对这部小说进行点评，她尤其不赞成小说的结局，认为若两对情人中尚存的刘绮斋和史碧箫结合，则其爱情有所归，老人有所养，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类自评或请亲朋点评的文字，对于理解特定文本较为恰切，但流派特征的概括涉及不多。如《荡寇志》作为续写《水浒传》的小说，其首回结尾有范金门的点评：“一部大书正旨，尊王灭寇四字而已。故起首一篇，便盛写天子军威，边将战功，作通部冠冕。此巨刃摩天之笔也。尤妙在幻出一段忠义堂火起文字，盖乱臣贼子，人之所弃，即天之所弃也。”[1]27明确指出此回笼罩全书、预示叙事结局，概括很到位，但对其作为侠义小说的流派特征则言之不详。

同行作序或作家自叙是研究小说流派难得的材料，也是流派意识较为凸显的文字。最早尝试论述近代小说流派的文章应是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该文概括政治小说的渊源：“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并认为“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任公”是梁启超的号，该文1898年发表，对政治小说的渊源、效应进行阐释，给人以清晰印象。1902年，为了给创办的《新小说》做广告，署名“新小说报社”的《中国唯一之〈新小说〉》刊载于《新民丛报》十四号上，其将所征集的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剳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9类，并分别概括其特征；虽存在分类杂糅、不尽合理之弊，却凸显鲜明的流派意识。鲁迅1903年所作《〈月界旅行〉辨言》曰：“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3]68既为其翻译的《月界旅行》进行流派定位，也涉及传统的言情等小说流派。1904年，周桂生在《新民丛报》五十五号上刊载《〈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曰：泰西小说种类很多，“其间若写情小说之绮腻风流，科学小说之发明真理，理想小说之寄托遥深，侦探小说之机警活泼，偶一披览，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所分四类小说虽不尽科学、规范，概括各自特点却较为准确，凸现作者的阅读视野与解析能力。1906年，刘鹗《老残游记·自叙》提出了“哭泣”文学的命题：“《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3]222这篇自叙不仅概括自己创作的动机，且引证经典阐释道理，充分说明了谴责小说的内在成因，对理解该派小说之内蕴大有裨益。

最初的评点、序跋等多是对单个文本的评价，仍然沿用金圣叹、毛宗岗等评点小说的传统方法，这虽成为流派研究的基础，但还不是真正的流派研究。但梁启超、鲁迅、周桂生、刘鹗等具有西方现代文化素养者的加盟，改变了这种趋势，他们开始对近代小说进行分类阐释，或结合创作体悟从内部解释流派形成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对后世研究者均有启迪。

二

20世纪20―30年代，鲁迅、胡适、陈子展、阿英等人的论著关注了近代影响较大的小说流派。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共10节，其中第一、第四、第九节论及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对作品的评点较到位，但对流派特征却缺乏概括[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文学内部、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述了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的成因，挖掘其艺术渊源、时代背景和内容嬗变，并确立其文学史地位。其中，不少论断堪称经典，至今仍为学界认可[5]。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重点论述了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特征。1937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方面多角度论述小说繁荣的原因，一方面从题材角度阐释谴责、狭邪、言情、翻新、革命诸流派。此书与《中国小说史略》一起奠定了近代小说流派研究的基础。此期的小说流派研究，较少受政治因素干扰，所得结论更符合文学流派发展的实际，但存在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特征概括不尽恰切等不足。

20世纪40―70年代，受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影响，对近代小说流派的研究聚焦于谴责小说等少数流派。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强调其价值在于“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却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股反动逆流。在当时，它对广大市民，特别是知识青年起了极坏的麻醉腐蚀作用”[6]389。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强调其表现手法具有过渡性，并批判了狭邪小说、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只对《七侠五义》表示肯定。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稿》197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别“批判”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剖析谴责小说和革命小说。相对而言，台湾学者的态度更为客观，如孟瑶的《中国小说史》，1966年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该书分六部分分别论述中国小说，最后一部分对晚清小说进行论述，涉及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该书无论对作品的评析，还是对小说思潮的成因探讨及艺术得失的评议，均属于审美判断，而非政治评定。综观此期，大陆方面的研究著作多为集体编著，完全遮蔽了学术个性，小说流派研究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导致其学术内涵大减，研究著作也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进入繁荣期。台湾学者林瑞明的《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7]分6章对四大谴责小说进行论述，从作者生活与成书过程、作者对国事的态度、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等方面切入，并结合史实对谴责小说进行了扎实研究。1984年7月，魏绍昌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有翔实的研究资料，也有文学作品选辑，为鸳鸯蝴蝶派研究提供了便利。同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芮和师、范伯群等人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该书包括“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见解、作家”“鸳鸯蝴蝶派作品选例”“鸳鸯蝴蝶派报刊小说目录”“对鸳鸯蝴蝶派的评论及有关资料”四部分。此书不仅与魏绍昌的书构成呼应、互补，且开启了从期刊视角研究鸳鸯蝴蝶派及其他小说流派的先河。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史为背景，专章论述了公案侠义、狭邪、谴责、鸳鸯蝴蝶、革命等小说流派，侧重内蕴阐释[8]。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则对其“形式特征的演变”进行剖析，论及谴责小说、新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小说流派[9]。1989年，范伯群的《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从流派源流、范围、论争等维度阐释研究对象，而且对其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剖析，给予其合理、客观的文学史定位。1992年，关爱和的《悲壮的沉落》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文学思潮的嬗变考察侠义、狭邪小说等流派。1994年，袁进的《鸳鸯蝴蝶派》由上海书店出版，此书论述研究对象源流时，论及狭邪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流派。1996年，孟犁野出版研究公案小说艺术流变的专著[10]。1997年，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剖析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内蕴，论及狎邪小说、科幻小说、公案小说等流派[11]。欧阳健则重写《晚清文学史》，以作家为主，论及新小说等流派[12]。此后，刘扬体的著作主要论述了鸳鸯蝴蝶派的成因、特征与代表作家，并论及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流派[13]。汤哲声的专著则分别论述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四大流派[14]。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流派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逐渐摈弃了依附意识形态定性的思维惯性，回归于文学自性考量近代小说流派的得失。资料的整理、视野的拓展带来丰盈的收获，但相关研究却存在着研究方法、论域均有待拓展的问题。

三

学界普遍意识到了前述不足，也默默进行着学术思路的调整，经过近20年的积淀，进入21世纪，一系列重要成果相继出版，令人感到欣喜。

2000年，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将近代小说分为社会言情、武侠党会、历史演义等几大板块加以论述，资料扎实，结论稳妥；对言情、武侠、侦探、历史、滑稽等小说流派，均有突破性观点呈现。武润婷试图从小说演变的视角勾勒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主要论述了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15]。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侧重考察近代小说流派的历时性特征，论及谴责小说、狭邪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16]。裴效维、牛仰山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则总结了20世纪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的研究成果[17]。谢庆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200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此书阐释了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独特价值，有意识地考察言情小说的发展史，侧重文化意识、叙事机制、书刊营销、读者心理等方面的阐释。欧阳健的《晚清小说简史》2005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在199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基础上，既保持对新小说的论述，又增加了对翻新小说的阐释。栾梅健的专著分别论述了谴责小说、狭邪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的优长与不足[18]。范伯群的著作以期刊研究为背景，论及言情、武侠、侦探等小说流派[19]。钱振纲的论域时间跨度为1902―1949年，论及政治、谴责、历史、科学、狭邪、黑幕、鸳鸯蝴蝶、社会言情等小说流派[20]。严家炎主编的文学史著作则综合剖析了近代小说在20世纪初的发展特征，论及谴责、历史、言情等小说流派[21]。

此外，一些专著对于特定小说流派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台湾学者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佘小杰的《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侯运华的《晚清狭邪小说新论》、苗怀朋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姜维枫的《近现代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研究》、刘铁群的《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刘春水的《末世衙门的素描：晚清官场小说研究》、郭战涛的《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蔡之国的《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胡安定的《多重文化空间中的鸳鸯蝴蝶派研究》等。不少未刊博士论文也以近代小说流派为研究对象，如朱国昌的《晚清狭邪小说与都市叙述》（2008年）、范正群的《清代侠义公案叙述研究》（2009年）、李世新的《中国侦探小说及其比较研究》（2002年）等，而其他如吴泽泉的《暧昧的现代性追求》（2007年）研究翻新小说，王卫英的《重塑民族想象的翅膀》（2006年）研究科学小说，刘春水的《沉重与恣意的书写：谴责、暴露及其他》（2007年）研究谴责小说等，也都各有特色。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近代小说流派研究，一方面呈现视角多元化，并由于大文学理念的引入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没有整体研究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出版，已有的关涉近代小说流派的专著，也存在个案研究多、综合研究少，或侧重社会内涵、忽视本体特征与流派效应等不足。唯其如此，说明中国近代小说流派研究存在着继续拓展的空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俞万春．荡寇志[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J]．清议报：1册，1898．

[3] 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M]．上海：申报馆，1923．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北新书局，1925．

[6]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 林瑞明．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

[8] 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 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11]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欧阳健．晚清文学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3]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14]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15] 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6]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7] 裴效维，牛仰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18] 栾梅健．纯与俗的变奏[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19]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 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21]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刘小兵〕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ese Modern Novel Schools

LIU Ya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eresearches of Chinese modern novel schools experienced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type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interfere, self -return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literature. Reviewing its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angles are multiple and the results are rich fea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monograph on the overall studies of modern fiction genre, and the existing concerning modern genre fiction books have the problems such as more case studies, less comprehensive studies, or focusing social connotation, ignoring the main body characteristic and the genre effects.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carry on the whol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novel schools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lan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rn novel theory.

modern fiction genre; traditional comments; type construction; self -return;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I206.5

A

1006−5261(2016)05−0072−04

2016-03-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W020）

刘焱（1965―），女，江西南昌人，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