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



抄本时代《文选》的流传与校雠——兼论两部早期“文选学”专著

刘锋

（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通过梳理《文选》在抄本时代的流传和校雠概况，可以发现《文选》在隋唐的盛行并非偶然，虽然缺乏具体史料，但可以推测《文选》在隋唐之前应有相当程度的流传。在《文选》盛行的时期，对《文选》的校雠整理自然是“文选学”的一项重要工作，结合校雠学的发展历史以及《文选》校雠的相关文献史料，可以考察《文选》在抄本时代的校雠概况，进而推断两部早期“文选学”专著——《文选辨惑》与《注驳文选异义》可能是集部考校类著作的先声。

文选；流传；校雠；抄本时代；文选辨惑；注驳文选异义

《文选》被后世誉为“总集之首”，是古代文学的一部重要经典，因之而起的“文选学”自隋唐以来延续千余年，未尝中辍，是古代学术中具有悠久传统的一个专门之学，《文选》与“文选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中意义重大。《文选》经典地位的确立，与《文选》早期的流传密切相关，而校雠是影响文献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文选》的校雠也是“文选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即是对《文选》早期流传、校雠情况的考察。

一、抄本时代《文选》的流传概况

自萧统编撰成《文选》，都为30卷，写定之日，《文选》便有了第一个本子。由萧梁至五代，在毋昭裔刊刻《文选》之前，《文选》一直以抄本流传，故此期可称之为《文选》的抄本时代。

《文选》最初的流传情况从现存的文献中难以找到明确的记载，这与其在稍后的隋唐之际便开始流行并促成“文选学”的盛况对比鲜明。一些敏感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一所谓的“空白期”，并试图作出解释。各家虽意见不同，但在没有文献依据的前提下，都只能是学理上的推论。

总体上看，《文选》在隋唐时期的盛行似乎并不是突发或者是偶然的事件，旧题隋侯白撰的《启颜录》曾记载石动筩为北齐高祖（高欢，496―547年）读《文选》里的郭璞《游仙诗》，如果此记载属实，则可知《文选》在成书后很快就传到了北朝。学者虽多以《启颜录》乃托名侯白，但一般认为其成书至迟在初唐，那么无论作者属谁，这则故事大致是可信的。《北史》卷二六载杜正玄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举秀才，杨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1]962杨素使杜正玄所拟数篇文皆载《文选》，学者或以之作为《文选》在当时已流行的例证，大体上也可信从。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说还不能作为确证的话，那么《隋书》卷七五称萧该（约535―约610年）“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2]1715，则是“文选学”萌芽于隋代的明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萧该所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贵”，透露出当时北方士人已经留意《文选》，如果仅仅因萧该为萧统从子，其为《文选》作音注乃是治家学，而周围士人并不知《文选》为何物，则其所撰《文选音义》恐怕很难受到重视。稍后的欧阳询（557―641年）在《艺文类聚序》中写道：“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偏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3]27而成书于武德七年（624年）的《艺文类聚》则辑取了不少《文选》中的文句。由此可知，《文选》大概很早就已经是一部重要的总集。

稍后于萧该，曹宪、李善等学者在“江淮间”兴起了“文选学”。《大唐新语》卷九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曹宪撰《文选音义》10卷，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旧唐书》卷一八九《曹宪传》亦载曹宪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新唐书》卷一九八《曹宪传》称曹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这些史料学者早已熟稔，不劳烦引，唯须费辞的是，曹宪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与萧该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贵”一样，可证《文选》在初唐已在江淮间流行，许淹、李善等人虽从曹宪受《文选》之学，但在曹宪讲授之前，许、李等人恐怕也不是对《文选》一无所知，故《文选》在南方当也早有流传，而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称昭明太子“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恐怕也不徒是虚誉吧。

总之，《文选》在隋唐之际的盛行虽然与萧该、曹宪、李善等人的撰著、传授关系密切，但显然几位学者的关注恐怕并不足以使一部书立即成为普遍研读的对象，毋宁说是因为《文选》本已颇为流行，有《文选》的流行，才有“文选学”的大兴，而所谓的“空白期”也许只是文献上的空白而已。

度过所谓的“空白期”后，《文选》的盛行便在文献中很明确地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上至国君，下至乡学，皆研读《文选》。《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4]2802《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5]3658《文选》还成为赏赐藩国的典籍，《旧唐书》卷一九六载开元十八年，吐蕃使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有言：“臣闻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4]5232其所谓“深于文”，显然是指《文选》而言，但最终“疏奏不省”。《册府元龟》卷三二○则详细记载了裴光庭反对于休烈的奏言。可见当时《文选》在典籍中的重要程度几乎媲美五经。

《文选》不仅在中土盛行，而且还流传至海外，《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高丽传》哉：“（高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4]5320而日本至今仍流传有数量不菲的唐代《文选》写卷，学者推测7世纪初《文选》已经传入日本。今在日本相当偏远的地区，考古发现有八九世纪的《文选》断简，可见《文选》在日本的普及盛况。

而唐代文人熟读《文选》、模拟《文选》的记载比比皆是，后人的相关评述、研究也层出不穷，此处亦无须赘述了。至于两《唐书》载李德裕称其祖（李栖筠）天宝末以进士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虽是贬斥《文选》，但是足可作当时读书人不能不读《文选》的反证。

唐代流传的《文选》文本，除了白文本之外，还有众多注本，后世常见的唐代《文选》注释以李善、五臣为著，然隋唐注《文选》者尚有萧该、曹宪、公孙罗、许淹、陆善经等人，流传于日本的《文选集住》即保存有公孙罗、陆善经等人的注释。即使一人之注释，尚有多本，李匡乂《资暇录》称李善注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乃至绝笔之本，当时旋被传写，此说虽不可尽信，但李善注曾经过不断修订，并通过讲授随时传写应是可信的。

《文选》原为30卷，作注之后因文字增多，或析分为60卷，李善注本即是，而两《唐志》著录的公孙罗注亦为60卷。尽管李善非常重视保存《文选》原本面貌，如在卷一的“赋甲”下有曰：“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可知李善为明旧式甚是谨慎。但众多注本的流传避免不了后世传写过程中将不同的本子窜乱，从而增加了《文选》文本变迁的复杂性。

二、抄本时代《文选》的校雠概况

《文选》在成书后一段时间内的流传情况难以确知，期间是否曾被整理、校雠也无从置论。隋唐时期，《文选》盛行，“文选学”大兴，同时校雠学也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发展进步。但“唐代整理典籍文献的总的倾向和特点是注重训诂疏解”，“撰注的目的是读通读懂，主要在注释音义，并不注重校证原文正误，一般不作校勘，不存异文”，“对文字校勘主要在说明汉代经传各家异同，不多罗列考证”[6]31−34，这与隋唐时期《文选》的校雠状况是相符的——校雠多依附于注解。现存的校雠成果也主要存于各家注释中。最早为《文选》作注的是隋代的萧该，其所撰《文选音义》（或称《文选音》）已亡佚，但在日藏古抄《文选集注》中保留了一些条目，据学者研究，“萧该注音时有校勘语句，大约其书的体例、规模应该类似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7]25。其后的李善注、五臣注、《钞》、陆善经注等也在注文中间或附带校语。

李善注中存有数量可观的校勘、考辨之语，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三《选注订误》、卷四《选注辨论》、卷五《选注未详》专门汇集李注中的此类注释。李维棻《〈文选〉李注纂例》将李注辨正得失之例分为六类：辨识本文正误；订正作者失考；订正《文选》编者；订正各家旧注；兼考他籍得失；众说取舍论断[8]520−536，亦多属校勘内容。王礼卿《〈文选〉注释例》标举李善注例，其中如“异文例”“明或字得失例”“辨各说得失例”“未详例”“订误例“与旧注异解并存例”“自注两义并存例”“两说并存例”“明正旧注乖谬例”等概属考校之例[9]643−694。李善校勘数量甚多，因其学问渊博、注解谨严，且距《文选》成书时代不远，故其校勘成果甚是珍贵。其他各注家校勘皆不及李善之精审，数量也不多，但间亦有得。

隋唐时期，典籍的整理校雠活动仍以官方为主导。唐代官方对《文选》甚是重视，李善、五臣的注本都上表于皇帝并得到了赏赐。当时还兴起了续拟《文选》的风气，大多也与官方有关。但文献中有关官方校雠《文选》的史料存留不多，较为明确的一次还不了了之：“开元十九年三月，萧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奏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嵩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10]1017《大唐新语》卷九亦载此事，称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为“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11]134，闹了笑话。《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称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十二年（724年）置集贤殿书院，集贤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征求图书，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冯光震奉敕校《文选》当是在玄宗朝大校群书背景下的一次官方行为，冯氏不止于校雠，以李注不精，上疏改注，但并未完成，而由其校《文选》兼复注释，进一步可证当时《文选》往往注释与校雠并行的特点。

《文选》在隋唐时期极受重视，又极为普及，对这样一部几乎人人必读的典籍，无论公私皆收藏整理当无可疑。《册府元龟》卷八一一《总录部·聚书》：“梁孙骘，开平初历谏议、常侍。骘雅好聚书，有六经、《史》、《汉》、百家之言凡数千卷，洎李善所注《文选》，皆简干精至，校勘详审。”[12]9647孙骘为唐末五代人，其所藏《文选》校勘详审，可作私人藏书校勘之证。

三、李善《文选辨惑》与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善《文选辨惑》十卷、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从书名看，颇似校勘、考证性质的“文选学”专著，但两书均早已亡佚，也未见后世文献有所引据，郑樵《通志》、王应麟《玉海》虽有著录，但都是依据《新唐志》，恐未必见原书。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一八《文章门》有曰：“萧统去取未为尽善，有李善之见而后可以辨《文选》之惑，有康国安之识而后可以驳《文选》之异。夫萧统索古文士之作，筑台而选三十卷，自谓立见真而成功卓也。李善辨其惑，国安驳其异，是果何为者耶？盖统之用工虽劳，而统之所选则未善。其陋识拙文且莫逭东坡之诮，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选》哉？然则《辨惑》、《驳异》，真足以起统废疾，针统膏肓矣。”[13]242据章氏此说，则二书似是针对“统之所选则未善”而作，但章氏亦未必见二书。盖苏轼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宋人多有沿其说者，章氏所论亦属此类，然终唐学者无有批驳《文选》编撰不当者，故其谓两书“起统废疾，针统膏肓”乃是以今衡古。

章氏在同书卷一七曰：“今观《唐志》，惟《文选》之注释最多，自萧该、僧道淹、曹宪等为之音，而李善又为之注，又所谓五臣注，唐（康）安国、许淹注者，孔利贞、卜长福之所续，卜隐之所拟，宋朝苏易简之所纂，何其慕者之纷纷也？”[13]239此处又以康国安所撰为《文选》注释，恐怕是因康氏书名有“注”字而产生的联想，亦可知其未见原书。且此处将康国安误为唐安国，若为章氏之误，则亦可证其对康书的生疏。

至于康国安的《注驳文选异义》究是何种体例，有何内容，由于其人不显，其书早亡，难以得知，唯颜真卿为康国安之子康希铣所撰碑文保留一丝线索，此碑全名《银青光禄大夫海濮饶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国汲郡开国公康使君神道碑铭》，碑文有曰：“父国安明经高第，以硕学掌国子监，领三馆进士教之，策授右典戎卫录事参军，直崇文馆，太学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赠杭州长史。”又曰：“君之先君崇文学士府君，有文集十卷，《注驳文选异义》二十卷，《汉书阙一字》十卷。”[14]《新唐志》著录“康国安集十卷”，其下有注文“以明经高第，直国子监教授，三馆进士，授右典戎卫录事参军，太学崇文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15]1602，恐即抄颜碑原文。盖《新唐志》著录康氏著作亦据此碑文，而其书当时恐已不存。碑文称康希铣开元三年（715年）卒，春秋七十一，则其当生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康希铣为康国安“叔子”，假设希铣为国安二十五至三十五岁间所生，则康国安大致生于隋唐之际（610―620年）。若如此，其生年则与李善大致相当。而两人又曾任相同官职，李善《上〈文选〉注表》自称“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而康国安所任“右典戎卫录事参军”与“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同，《通典》卷三十《东宫官》载：“左右卫率府，炀帝改左右卫率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大唐为左右卫率府，龙朔二年改其府为左右典戎卫，咸亨元年复旧置。录事参军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勾稽监印。”[16]835可知康国安任此职当在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之间，李善任此职在显庆（656―661年）年间，二人任职前后相隔甚近。李善所任崇贤馆学士与康国安所任崇文馆学士亦为同职，《通典》卷三十《东宫官》载：“贞观中，置崇贤馆，有学士、直学士员，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王……后沛王贤为皇太子，避其名改为崇文馆。”[16]828盖康国安任崇文馆学士在李贤被立为太子的上元二年（675年）之后，亦在李善任此职之后。李、康二人年岁相当，前后所任官职又相同，则二人恐有交往亦未可知。由颜碑可知康氏还著有关于《汉书》的著作，此又与李善同，不知两人之“汉书学”与“文选学”是否有关系。

以“异义”署书名者早已有之，其著者如许慎有《五经异义》，而郑玄有《驳五经异义》，此类著作校异文、辨疑义、考异说，先唐时多针对经部而作，如郑樵《通志》卷六三著录的先唐《诗》部“问辨”类著作即有《毛诗义驳》《毛诗异同评》《毛诗辨异》《毛诗异义》《毛诗释疑》等十余部，这种著作形式亦影响及其他各部典籍，如《旧唐志》著录孙寿《魏阳秋异同》八卷，《新唐志》著录开元间裴杰撰《史汉异义》三卷，而李善所著《汉书辨惑》大约也是此类著作。然康国安之书署名稍费思量，据其书名，似先有人著《文选异义》，而康氏著书加以辩驳，正如许、郑之所著，即使无《文选异义》这样一部书，亦当有前人关于《文选》的诸多疑议、异说，否则康氏何所驳斥？但不论如何，其书当是对《文选》的考校之作。

若据以上推测，则李善《文选辨惑》、康国安《注驳文选异义》盖仿经部考校类著作模式，而开集部考校类著作之先河，为后世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等集部校勘著作的先声。

注释：

① 对《文选》最初流传情况的探讨，可参考[日]冈村繁《文选之研究》的相关章节、[日]兴膳宏《异域之眼·〈文选〉的成书与流传》、傅刚《〈文选〉的流传及影响》、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梁、陈学人流动与《文选》的早期流传”、童岭《鲜卑铁骑下的游吟诗人——侯景之乱至隋初唐〈文选〉学传承推论》（《中国文选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郭宝军《〈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经典化之生成》（《中国文选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等。

② 这个故事保存在《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另《大业拾遗记》称“（炀）帝尝幸昭明文选楼”，则恐系杜撰。

本文根据桩-土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采用桩土荷载传递法建立了考虑时间效应和剪切模量随深度变化两种因素下的软黏土地区桩负摩阻力的计算模型，为工程设计和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③ 关于“文选学”在初唐的兴起概况及原因可参考曹道衡《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许逸民《论隋唐“〈文选〉学”兴起之原因》，此处不赘述。

④ 《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册府元龟》卷三二○、《唐会要》卷三六、《玉海》卷一四五皆载此事，而《册府元龟》所记最详。

⑤ 关于《文选》传入朝鲜的情况可参考[韩]白承锡《韩国“文选学”研究概述》（《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张伯伟《〈文选〉与韩国汉文学》（《域外汉籍研究论集》，[韩]林贞淑《〈文选〉东传之时间与其途径》（《第七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⑥ 参[日]静永健《日本八至九世纪考古文献所见〈文选〉断简考》（《中国文选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

⑦ 《旧唐书·裴潾传》载裴潾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太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新唐书·艺文志》载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又载卜长福开元十七年上《续文选》二十卷，授富阳尉。《玉海》卷五四引韦述《集贤注记》称开元中萧嵩以《文选》是先祖所撰，喜于嗣美，奏皇甫彬、徐安贞、孙逖、张环修续《文选》。

参考文献：

[1] [唐]李延寿，等．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倪其心．校勘学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 王书才．《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8] 李维棻．《文选》李注纂例[G]//俞绍初．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9] 王礼卿．《选》注释例[G]//俞绍初．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 [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1] [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M]//文渊阁四库全书：9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3．

[14] [宋]颜真卿．颜鲁公集[M]．《四部丛刊》本．

[15]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 [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 杨宁〕

The Spread and Collation ofin the Manuscripts Era

LIU Feng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By generalizing the situation of spread and collation in the era of manuscrip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of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not accidental. Despite the lack of concrete data, we can speculateshould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pread befor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en it was popular, collation would be a very important job in.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llation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Wenxuan collation, we can investigatecollation in manuscripts era, and then infer that the two early monographs of---andprobably contain collation content.

; spread; collation; manuscripts era;;

I206.2

A

1006−5261(2016)05−0063−05

2016-04-06

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4AZd07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016-GH-024）

刘锋（1977―），男，河南南召人，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