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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

2016-02-14赵志强

天中学刊 2016年5期
关键词:科学技术理性伦理

赵志强



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

赵志强

(铁道警察学院组织人事处,河南郑州 450053)

风险性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科技风险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伦理难题,其根源是人类对科技理性的滥用。唤醒人类的道德理性自觉,倡导科技伦理,才是规避科技风险、关注人类未来命运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技理性;科技风险;负效应;科技伦理

社会发展过程中风险始终伴随,工业革命以前的风险根源在自然因素,科学技术在不停地进步,人类也逐渐变成自然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回望人类“征服自然”的历程,我们发现:科技越发达,科学技术潜在的风险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就越大。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心问题。对此,人类必须对造成科技风险及负面效应的根源加以反思,当务之急是倡导正确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一、科技风险与负效应

科学技术发展的尽善尽美及其改造自然界过程中显示出的无比威力几乎使人类忘乎所以,人类在审视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的同时,还要清楚地看到科技潜在的风险及负效应带来的强大破坏。科技风险就是科学技术成果在其价值实现过程中对人与自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大自然是神秘莫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使人类的认知越来越逼近宇宙奥秘,但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宇宙奥秘。人类以有限的理性认识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控制,必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科技运用过程中必然充满风险。乌尔里希·贝克说:“工业社会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就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带来了生存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1]60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主要“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科技发展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2]115。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风险自始存在,但在不同社会的影响下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古代人的观念中,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更没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这时候的人类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人类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实现的,在传统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太低,人类手中还未掌握理性之剑,对大自然的态度是依附和敬畏,此时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自启蒙运动开展以来,人类的理性光芒开始普照人间,尤其进入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由传统社会对大自然的附魅发展到现代社会对大自然的祛魅。传统社会风险的根源是自然因素,局部的破坏性不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破坏也常在自然的循环中可以得以自然修复;而现代社会的风险则是人类自身所为,尤其是科技活动的风险其破坏往往具有毁灭性和全球性。所以说,现代社会的科技风险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那些自然灾害并非人为,我们把它归因于来自人类以外的自然力量,而科技风险则源于人类自身。现代科学技术潜在的风险及负面效应如同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一样影响巨大,具有整体性、复杂性和深远性。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使人的支配力量变得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未改变人与自然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科技越发达,人类对自然的作用力量越大,自然的报复越强。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对人类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83高风险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多方面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文明处在重重危机包围之中。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使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加剧,科技发展的水平越高,人类利用科技干预自然的力量就越大,对自然的破坏也越严重,层出不穷的科技风险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相互包容走向疏离,自然一次次对人类的报复有力地揭示了大自然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科学技术把握自然的悖论性。

二、反思科技理性,探寻风险之源

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人间到处开始闪耀理性的光芒,理性以巨大威力开始征服、改造和控制自然,其所向披靡的威力得到人类五体投地的崇拜。一时间人类认为科学技术理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只要借助理性,人类就能充分认识和掌握大自然的一切奥妙,随心所欲地掌控自然、征服一切。由此,人类开始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地成为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人。尤其近代以来,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浪潮,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中的“无冕之王”的地位愈加巩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被视为权力的源泉。当然,人类崇拜科技发展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息,从尼采开始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以及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技术批判思潮和现在的生态哲学,一直没有间断。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以及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等,都从不同视角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都在反思科技理性主导的经济和技术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尼采认为,科技成果使人类生活过度物化,最终结果带来人类对自然控制的欲望与日俱增,是导致人类文化堕落的重要原因。胡塞尔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深受实证科学支配,并沉迷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虚假繁荣之中。这一切意味着人类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人类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4]5马克思·韦伯断定,“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生活在‘钢笼’中,这种‘钢笼’是技术知识的囚室”[5]75。法兰克福学派从分析科学技术双重性出发,认为科技在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科技的异化同时又反过来奴役人类,实现对人和自然的统治。现代西方科技批判的思潮,是人类后现代理性自觉的重要开端,同时它也对那些盲目崇尚科技理性并随意滥用的错误认知敲响了警钟[6]。现代西方的科技批判思潮对科学技术局限性的深刻揭露,打破了人类对科技工具理性的盲目乐观崇拜。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以其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僭越为现代社会中人类推崇的绝对理性,现代社会深深陷入“工具理性的牢笼”,科技发展开始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自笛卡尔开始的西方主客二分哲学观主导下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是科技风险的根源,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后,人类便沉浸在凭借理性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乐观主义气氛中。从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看,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僭越,对现有伦理道德带来了严重的挑战[7]。对人类自身而言,科技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和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主体的压抑并存;对社会而言,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同在。在科技理性主导下,人类坚信可以掌握大自然的规律,运用科技成果造福人类是预料之中的事。然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如人类的预期,越来越多的科技风险带来的科技负效应,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对科技理性进行深深的反思,科学技术作为最纯粹的理性形式,不确定性或者风险性其实是其内在属性。现代科技发展的负效应就是由科技风险造成的,而科技风险又源于科技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及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价值断裂。科技活动必然与价值相关,价值又与道德相连,而当科学技术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建制时更是如此。科学技术活动本身是一种有价值负载的活动,它内含求真理念,因此它与已有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必有不相吻合之处,结果必定冲击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人类对科技工具理性的滥用,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远离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制约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三、构建科技伦理,规避科技风险

科学技术和伦理精神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造福人类社会。但自理性主义主宰世界以来,主客二分的确立,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使科学技术逐渐游离了伦理道德,人类慢慢脱离了孕育自身数千年的大自然,逐渐成为没有精神的“理性个体”,至此严格的主客二分关系最终代替了伦理关系。人类在理性的操纵下肆无忌惮地征服一切,人类文明也因此带来了灾难性的伤害。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悲观旨趣到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技术思想的批判,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都表明了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的重要性,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新的困境已经突显出来:一是既有的伦理道德规范与现代科技发展的尴尬相遇,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必然冲击既有的伦理道德;二是科学技术活动自身无法解决善恶问题,只有给予科技活动的主体以及成果使用的主体一定的道德约束,才能使科学技术不致被被滥用,从而避免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类如不控制自己的行为,就会摧毁生存根基——这其实是人类道德上最大的恶。科学技术活动的目的是揭示万物发展的规律,追求“事实世界”,追求“实然”;而伦理道德强调的是个体向实体的回归,建构的是“价值世界”,追求的是“应然”。人类在追求实然的过程中要同时受到应然的制约,其结果对人类文明才更有意义[8]。科学揭示自然的内在奥妙,给人类提供关于自然界的整体图景,实现伦理的进步,有助于防止技术的非理性运用,防止人们把不合理的行动应用于自然,也有利于人类摆脱不合理的需要[9]。

只要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科技风险和其带来的负效应就会长期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工业文明社会伦理道德提出的严重挑战,说明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的制约,只有在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制约下,以伦理方式重审科技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以科技伦理价值观指导科学技术发展,将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降到最低,才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实现为人类造福的终极价值。既有的伦理道德在面对科技风险时显得苍白无力,为了避免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种种不可估算的后果,我们必须唤起人类作为主体的危机意识,呼吁人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反对科学技术一元论和科技万能论,建立能够指导人类科技理性良性发展的科技伦理价值观,结束科技与伦理的游离状态,构建彼此共生互动的和谐实体。

科技伦理是防治科技风险、减少科技负效应的关键,规避科技风险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建设。人类应该在科技伦理的指导下,摈弃一切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观念与行为,勇于担起人与自然和谐的重任。科技伦理对科技风险的规避,就需要人以审慎的态度面对科技发展的风险,倡导科技伦理,抑制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科技伦理对科技进行道德的指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科技的负面影响,弥补科技理性的弊端,增强人类的道德责任感,提高人类道德理性自觉以最大限度降低人类科技理性的不自觉。人类必须通过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良性互动,有效沟通事实与价值,保持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弥合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的断裂,使不确定性的未来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控性,降低科技风险。科技伦理是人类生存的意义支撑,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10]11。通过科技伦理这座友谊之桥将科技与人文沟通、融合,这才是面对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必然要求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60.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 刘雯,徐飞.科技批判思潮的理论缺陷及其反思[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6):61.

[7] 刘松涛.断裂、不确定性与风险——试析科技风险及其伦理规避[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2):20.

[8] 王传峰.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0(9):234.

[9] 王雨辰.“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略论威廉·莱斯的科技−生态伦理价值观[J].道德与文明,2004(5):53.

[10] 王妍.环境伦理生成论的内在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叶厚隽〕

2015-12-10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QN-102);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15-2892)

赵志强(1985―),男,河南滑县人,讲师,硕士.

B82-057

A

1006−5261(2016)05−00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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