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奇

“味其道”与“理其道”(二)——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

沈奇

（接上期）

六、反思：现代汉语之诗与思

一个时代之诗与思的归旨及功用，不在于其能量即“势”的大小，而在于其方向即“道”的通合。

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百年中国之诗与思，是一次对汉语诗性本质一再偏离的运动过程。

如何在急功近利的“西学东渐”百年偏离之后，重新认领汉字文化之诗意运思与诗性底蕴，并予以现代重构，大概是首当其冲需要直面应对的大命题。

所谓中华文明的根本，尤其是我们常拿来做“家底”亮出的传统文化中的诸般精粹，说到底，是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和诗性人生风采的广大——那一种未有名目而只存爱意与诗意的志气满满、兴致勃勃，那一种既内在又张扬、既朗逸又宏阔、元一自丰而无可俯就的精神气度，至今依然是中华文明的制高点。

这个根本和这种精神得以孕育与生长的基因，在于汉语的诗性本质。

故，若以“人（尤其是现代人）是语言的存在”为前提，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诸种有关诗与思的问题所在，以及整个文化形态的问题所在，大体都可追索到现代汉语之“编码程序”的问题上来。

现代汉语以降的现代中国之诗与思，尤其是新诗，及其所“率”之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思想启蒙“借道而行”的产物。西风东渐，百年巨变，有必要反思其赖以“筑基”的“启蒙思想”之诸问题——

其一，启谁的“蒙”？

当年的“大众”，如今的“小众”，以后的什么“众”？

“大众”等于“乌合之众”，“启”出的只能是“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