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窥探及文化思考<br/>——以《山海经》为研究对象

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窥探及文化思考
——以《山海经》为研究对象

2016-02-12张凌双陈亮

体育世界(学术版) 2016年12期

张凌双陈亮

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窥探及文化思考
——以《山海经》为研究对象

张凌双陈亮

文化寻根是世界各大民族正在进行和必须践行的神圣使命，探究华夏族形成初期的文化形态对于探寻中华文化的源起和演进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古籍《山海经》中的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归纳总结，窥探中国上古体育文化。主要研究结论为：1)弓箭文化在华夏族发展过程中具有催化作用，弓箭崇拜影响了其对待东夷族的态度；2)舞蹈技能全部由男性掌握，主要用于祭祀；3)华夏先民积累和掌握了一定的原始生物化学知识，能利用植物的毒性进行捕鱼；4)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和英国贵族运动不同，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具有顺应自然的哲学意味，不具备为现代竞技体育提供萌芽的基因。5)华夏先民人兽同体的臆想是中国体育精神的源头。

山海经；华夏先民；体育活动；体育文化

《山海经》是一本涵盖了上古神话、历史、地理、天文、动物、医药、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著作，被称为“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1]。全书共十八卷，三万一千余字，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全书记载山名五千三百多处，水名二百五十余条，动物一百二十余种，植物五十余种。神话传说和风俗民俗更是俯拾皆是[28]。鲁迅先生曾记叙：“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29]”它在中国古籍中可谓独一无二。

历史学界曾一度低估了神话传说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忽视了口头传说这一上古先民记叙历史的最主要方式，忽略了隐藏在华夏先民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背后的考据价值。中华民族的早期雏形乃华夏族，本研究力图从体育的角度对华夏上古先民的生活形态进行探究，借助其中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关于人、兽活动的记载，对华夏先民的各类体育文化活动进行整理和探究，窥探久远而神秘的中国上古体育文化之真容。从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客观事实出发，对华夏先民成形的、未成形的体育活动形式进行分类，对书中所载神话及口头传说中的体育部分的真伪性进行考证，对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进行思考。

1.华夏先民的生存状态和体育活动背景

“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2]”(《南山经》)

《山海经》中提到兵乱的类似记载有十一处之多，可见当时兵乱、徭役之重。书中记载的疾病种类繁多，如心绞痛、皮肤皲裂、痔疮、麻风、寄生虫、疥疮、中风、痴呆、瘟疫、腹泻等，其中大部分直到今天仍困扰着人类。兵乱、疾病以及书中关于各种猛兽和食人怪兽的记载勾勒出一副华夏先民与自然斗争的壮丽图卷。当时的华夏先民正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力量还相对弱小，对自然充满了畏惧。大部落吞并小部落，国家初现雏形，华夏族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繁衍生息，为后世灿烂的中华文明奠基。

2.《山海经》中的体育文化活动

《山海经》中关于华夏族及周边各民族的体育活动的记载总体上可分为“直接出现”和“间接体现”两类。

2.1 直接出现的体育活动

2.1.1 走、跑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3]”(《南山经》)

“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4]”(《南山经》)

“名曰壞木，食之多力。[5]”(《西山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6]”(《海外北经》)

走(跑)是上古先民的主要活动方式，也是必备的生存技能。书中记载，食用“善走”的野兽可以提高人的行走能力，吃旋龟可以防治脚底生茧，食用壞木可以增强体力，此外还多次出现了“拐杖”这一意象。它们一方面体现了古人对食材药用价值的初始认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行走和奔跑的重要性。饱满的体力，耐磨的足底，快速的奔跑能力是古人极度渴求的。直立行走能力是人类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对行走能力的追求和崇拜方面，世界各个民族都趋于相同，华夏族及周边各民族也不例外。

2.1.2 投、射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7]”(《北山经》)

“有兽焉，春状如禹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8]”(《.西山经》)

书中所述擅长投掷者都是凶猛的野兽，而投掷事实上是人类最为擅长的技能，将投掷的主体换成野兽则是华夏先民对投掷杀伤力的一种认可。

“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9]”(《海外南经》)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10]”(《大荒西经》)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11]”(《.海外南经》)

书中的“射”指射箭。和投掷一样，射箭是人类为了避免与野兽或敌人近身肉搏而发明的远程战斗器械。射箭运用了物体的弹性拉力，是比投掷更加先进的战斗技能。

书中射箭的主体大都为神，具有明显的神圣意味，书中所载少皞之子发明了弓箭，后羿奉黄帝之命用弓箭射杀了食人恶魔凿齿，射箭之人因敬畏黄帝之威不敢向西方轩辕台方向引弓,这些都是华夏族擅长和崇尚射箭的佐证。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汉族是现今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华民族是部落融合的产物[30]，弓箭和弓箭文化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中对东夷族的记载。东夷，即东边的夷人，“夷”字在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拿着弓箭的人[31]。早期华夏族不承认西、南、北方的民族为人，却将东方民族称作拿着弓箭的人。相比“南蛮”、“北狄”、“西戎”等蔑称，华夏民族对待东边民族的态度显然要友善的多。《山海经》中对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好恶称谓都是研究上古时期民族和部落关系的直观材料。华夏族与东夷族分支的融合可能始于两个擅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可。史学界有人认为东夷是伏羲后代，乃华夏族的分支或组成部分，笔者在此无法给予明确的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东夷族与华夏为邻，两族确系具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东夷并非简单的民族称呼，它也曾泛指华夏族东边的所有民族。后期华夏和东夷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炎黄部落的势力范围进入山东，东夷族的多支与其融合。为显严谨，笔者在此研究中以华夏族早期为一个时间定点。

“夷人在东胡东。[12]”(《海内西经》)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13]”(《海内经》)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14]”(《海内经》)

华夏族对东夷并无蔑视，同时认为东边的朝鲜国乃以慈爱为本的国家，而朝鲜国与东夷族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说少皞是东夷族的首领，书中将少昊称为弓箭的始祖，更加凸显了东夷族高超的射技。总体来看华夏族与东夷族交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姻亲关系，华夏族是部落融合的产物，在部落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族和东夷族存在姻亲关系；二是华夏族与东夷族都是善战和崇尚弓箭的民族；三是华夏族和东夷族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实力相对强大的民族，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相近。

2.1.3 舞蹈

“是识歌舞，实为帝江。[15]”(《山海经.西山经》)

“其祠羞酒，太牢其洽巫祝二人儛，婴一璧。[16]”(《中山经》)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17]”(《海外西经》)

“鸾鸟自歌，凤鸟自舞。[18]”(《海外西经》)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19]”(《海内经》)

上文摘选了《山海经》中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舞蹈的部分记载。其中帝江是黄帝的兽身，为神；夏后启是上古贤明帝王，具有神性；帝俊是上古神话的天帝，其子亦为神；雄为凤，雌为凰，翩翩起舞的是一只雄性神鸟。人类中进行舞蹈的是巫师，乃与神沟通之人，舞蹈是进行祭祀必不可少的流程。

《山海经》中舞蹈的主体多为神或具有神性的人或兽，且全部为雄性(男性)。按书中所载，是男神创造了舞蹈，男神擅长舞蹈技能，就连舞蹈的神鸟也是雄性。不难看出舞蹈在在当时是男性的特权，男权社会已然形成，男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占据着权力。男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仅需要借助暴力手段来迫使女性就范，从长远来看，更需要的则是通过各种理论工具，借助于文化的作用论证自己的统治以及现存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合理性[32]。而舞蹈作为祭祀的内容，是人与神交流的媒介，男性掌握了它就是掌握了神的旨意。此时的舞蹈具有明显的神圣意味和神秘色彩，与祭祀和巫蛊紧密联系，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舞蹈的健身价值。

2.1.4 渔猎

“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鱼。[20]”(《中山经》)

“有草焉，其状如苏而赤华，名曰葶苧，可以毒鱼。[21]”(《中山经》)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22]”(《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23]”(《大荒南经》)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24]”(《海外南经》)

《山海经》中超过两次出现了人面鸟嘴的捕鱼者，鸟类天生就掌握着高超的捕鱼技巧，这是华夏先民对鸟类捕鱼能力的一种认可和追崇。而书中普通人类的捕鱼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徒手捕鱼，长臂国人擅长徒手捕鱼，可两手同时生擒；另一种是用带毒的植物捕鱼，《山海经》中记载的莽草等植物具有毒杀鱼类的药性。而《本草纲目》中对莽草有亦这样记载：“襄汉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39]”这进一步证明了华夏先民利用植物毒性捕鱼的真实性。《山海经》中虽有多处海上捕鱼的记载，但并没有明确关于渔网和钓竿的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捕鱼方式仍是徒手抓捕，与此同时已能够利用植物的化学毒性进行捕鱼。

2.1.5 骑马、驯兽

“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荚实、白柎，可以走马。[25]”(《中山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射，乘两龙。[26]”(《海外西经》)

“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27]”(《大荒北经》)

书中关于马的记载不多，对骑乘神龙异兽的神却记载颇丰，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当时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受驯养的马匹属于稀缺物品，普通人民无马可乘。正是坐骑的稀缺，使华夏先民幻想出各式光怪陆离的神骑，如日行千里的神龙和鸾鸟。这反映了夏先民对代步工具的渴求。

关于驯兽的记载，所驯之兽多为虎、豹之类的猛兽。驯兽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梁翼传》[33],而《山海经》中多次出现“使四鸟”，四鸟即“虎、豹、熊、罴”四兽。而后世相关文献的极度匮乏实际上推翻了华夏先民驯服“四鸟”的可能性，书中之所以多次出现能驯服“四鸟”的人，可能源于华夏先民对黄帝的崇拜。黄帝和炎帝大战的传说中[34]，黄帝成功驯养并投入战斗的正是虎、豹、熊、罴这四种猛兽。

2.2 间接体现的体育活动

《山海经》中明确记载了走、跑、骑、投、射、舞蹈、捕鱼、骑马、驯兽等体育活动，关于播种、纺织、牛耕等生产技能更是明确描述了其创造者的身份称谓及其姻亲关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体育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却得到了间接提及，这种间接体现亦能印证其存在的客观性。

书中出现了适合制作围棋棋子的石头，适合打造磨刀石的石块，适合制作手鼓的兽皮，适合制作小舟的竹子等等。它们是对体育活动器材的间接体现，从而间接的记载了下棋、磨刀、打鼓、泛舟等体育文化活动在当时已然存在[35]。

3.对华夏上古体育文化的思考

华夏体育文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有遗失亦有传承，但从未割裂或固守，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一直根植于中华体育文化之中。

3.1 尚武精神的遗失

尚武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江湖、侠义、镖局、青楼、武道等众多意象一起构成了汉文化中中国人的“武侠情结”，这种情结至今仍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重要内容。

上文对华夏族尚武善战，对弓箭的偏爱，以及与擅射的东夷族的渊源有过阐述。弓箭曾用作杀敌和祭祀，是华夏先民耐以生存的战斗技能，但提到尚武和擅射，后世的汉族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方游牧民族。汉唐之后，重文轻武的意识逐渐渗入华夏后人的意识深处，他们逐渐淡忘了那张展开的“弓”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山海经》中多次提到位于西北方位的昆仑山，认为昆仑山是华夏族之源地，而书中的昆仑山与今天地理意义上的昆仑山系并不是同一概念[36]，考古学和史学界至今仍然无法给出它的具体位置。但可以确定的是，书中昆仑山的大致方位同样为中原地区的西北方。华夏后人放下手中的弓与剑，偏安于江南一隅成了宋帝国的选择，而华夏后裔应该祭拜的方向恰是与帝国都城相反的西北方，它是“轩辕之台”的方向，是华夏族的发源地，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华夏族尚武善战的基因在秦、汉、唐得以继承，在宋朝开始遗失衰落，直至近现代的积贫积弱。尚武精神的遗失可谓民族之痛。

3.2 体育文化的传承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它蕴含着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环境伦理观，而这种思维方式在《山海经》中亦能找到雏形[37]，道家学说及其养身观念正是在华夏先民所创造的这片思想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对后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也具有重要影响。华夏先民偏向顺应自然的哲学理念使他们的体育活动更具休闲养身的意味而缺乏娱乐性和对抗性，具有非竞技性的特征。

上文曾对华夏先民的捕鱼方式有过论述和分析，他们除了普通的捕鱼方式还能使用毒草捕鱼，他们渴望洞晓万物的属性与功能，敢于在日常生活中挑战自然，对山川河流、草木鱼虫更是情有独钟。这是一种明显的“泛神论”倾向，他们认为万物各有其灵，各自具备其属性和功效。这种民族初始认知和强烈的探求渴望，为后世中医医学和养身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华佗发明的仿生功法“五禽戏”就是对中国上古体育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延续[38]，对自然的模仿就是顺应自然的一种方式。

3.3 人兽同体的臆想

《山海经》中的人和神大都具有非人形的特点，人兽同体的形象在书中随处可见。鱼头人身、雌雄同体、人首马足、一身三首等各种奇异形态的神和人充斥着全书，他们上天入海或者拥有各种奇特能力。而这些奇异的描述并非仅是空泛的想象，艺术性想象背后的现实基础不应研究者被忽视。“需求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需求引起的,需求是一切动机的源头。透过华夏先民大量关于人兽同体的奇妙臆想,不难看出他们对人类自身身体局限的无奈和突破人体限制的强烈需求。而这种需求转化而成的渴望正是中国体育精神的源头，恰如“夸父逐日”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渗入了中国的体育精神之中，它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具有相似性[40]。

4.研究结论

4.1 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是在战乱频发、各种疾病蔓延的恶劣环境下进行的，在体育活动动机方面具有被动性、非自发性的特点。体育活动还未与生产活动明显脱离，具有互相交融的特点，在功能上也具有一定的交叉性。

4.2 弓箭和弓箭文化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华夏族崇拜弓箭，乃擅射民族。相较之对待其他异族的歧视态度，华夏族对待东夷族时相对友善和尊重的态度与其擅使弓箭有关。

4.3 男权社会在当时已然形成，舞蹈技能只能且全部由男性掌握，主要用于祭祀。当时的舞蹈具有浓重的巫蛊色彩，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健身功能。

4.4 华夏先民积累和掌握了一定的原始生物化学知识，能利用植物的毒性进行捕鱼，他们对自然万物的哲学理解和对植物药性知识的初始积累为后世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和养身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4.5 华夏先民并不具备书中所记载的驯服虎、豹、熊、罴的能力，这种记载可能源于对传说中黄帝成功驯服和指挥这四种猛兽的崇拜。

4.6 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和英国贵族运动不同，华夏先民的体育活动具有顺应自然的哲学意味，缺少对抗性和竞技性，这也决定了其不具备为现代意义上的竞技体育提供萌芽的基因。

4.7 《山海经》中大量本属于人类的体育行为被转嫁到神灵和野兽身上，其文化根源是：华夏先民的文化宗教类型属于“泛神论”，相信“万物有灵”。书中反复出现的人兽同体的形象是华夏先民渴望突破人类身体限制所产生的臆想，这种臆想反映着华夏先民对超越自身极限的原始冲动，它是中国体育精神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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