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流　罗庆宏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演进——从三湾、古田到瑞金

□余伯流罗庆宏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343600)

[摘要]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初创于三湾，形成于古田，成熟于瑞金。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一整套原则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构建了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机制，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古田会议奠定了“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基石，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在瑞金召开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到瑞金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就已经基本成熟了。

[关键词]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演进

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初创于三湾，形成于古田，成熟于瑞金。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一整套原则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不断完善、发展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井冈山：构建了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机制，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

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初创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三湾改编，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

首创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前，无论南昌起义军还是秋收起义军，党的组织都是设在团一级，即团为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却没有党组织，这样势必抓不住士兵。毛泽东引兵井冈时，秋收起义部队不足千人，部队溃不成军，士气低落。毛泽东适时地在部队连一级设立党支部，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军有军委，这样就从组织上、体制上掌控了军队，确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毛泽东曾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P64

坚持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制度是红军政治工作制度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制度。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是专门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引领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三湾改编时就规定，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专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士兵开展群众工作。从三湾改编到朱毛会师，红军中从连到军都设置了党代表。毛泽东是军党代表，宛希先、何挺颖等是师党代表，何长工、黄克诚等是团党代表，罗荣桓、熊寿祺、毛泽覃等是营、连党代表。红军中的各级党代表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对党和红军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八月失败”时，红军主力一度向湘南冒进，取消了党代表。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后，毛泽东恢复了党代表制度。毛泽东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1]P66

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政治部制定了一份《党代表工作大纲》，这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条例。这个大纲共分“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党的方面”、“做报告”、“民众的调查”五个部分。大纲规定了党代表根本任务有两项：(1)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2)作战时的政治工作。在士兵教育和管理方面，规定“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所以对于党的主义及政策，应该随时使士兵了解，并须每天上课随时讲演，参加士委工作，猛力使士兵文化程度增高。”“党代表不但只管士兵的教育，并且还要注重士兵的管理。关于纪律，应该由带兵官长随时随地督促士兵遵守，并使士兵与官长关系密切。”作战时，党代表“在未战之先，应该使士兵了解战争的意义和目的”，“在战事上，党代表应该站在士兵前面领导士兵向前猛进”，“战事结束，应该注意招护(注：原文如此)伤兵即调查战斗经过情形。”在民众工作方面，“党代表应该领导官长士兵积极参加工作，将党的政策在该处实行”，“如遇没有民众运动的地方，党代表应该领导士兵官长唤起民众，领导群众施行党的政策。”在党的工作方面，“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均须站在党的观点上，去施行党的主义政策”，“党代表在军队中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的团的组织，并使党与团为群众核心”，“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并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大纲》还规定了党代表在做报告和民众调查等方面的工作，规定党代表的工作报告有13项：“(1)讲演题目及其要点；(2)听者人数及其要点；(3)在士兵委员会上报告些什么，提出些什么；(4)士兵生活状况怎样；(5)士兵心理怎样；(6)士兵有些什么要求；(7)士兵群众中党的发展怎样；(8)官兵参加民众运动的情形怎样；(9)纪律遵守的程度怎样；(10)党在民众中发展怎样；(11)已解决问题的经过；(12)未解决问题；(13)其他事项。”在民众调查方面，具体规定了，要调查“当地政治状况”、“当地经济状况”等。《大纲》还对党代表提出了严格要求，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而不是“光耍嘴皮的政工人员”。1928年7月红四军攻打郴州失败时，国民党十六军军政治部曾缴获了红军的《党代表工作大纲》，并刊登在其内部通报上，惊呼：“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2]《党代表工作大纲》任务明确，切合实际，职责分明，有章可循，是我军具有原创意义的政治工作制度的最早的纲领性文献。

规定了红军政治训练的内容。据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军的政治训练主要有7种方式：(1)讲演。由党代表和军事首长召集全体战士讲话，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2)讲课。军队有3天休息时，每天要有1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讲授，使士兵得到有系统的政治知识；(3)早晚点名讲话、呼口号。内容是对当日士兵生活的批评，次日行动的动员和布置；(4)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每次作战或进行群众工作后，组织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士兵得到生动实际的教育；(5)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政治内容；(6)组织红军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联欢会，使战士们得到教育；(7)在士兵委员会内，组编若干小组，开展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工作的批评。[3] P366红四军的上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工作，对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4]

设置了“宣传兵制度”。红军初期，“政治宣传工作较差，红军每到一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得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朱毛红军会师后，正式建立了“宣传兵制度”，陈毅总结说：“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两组，一组为演讲队，一组为文字宣传队。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字要正楷，愈大愈好。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红，等于过年。’”[3]P369

注重思想建党。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受土客籍矛盾、宗族观念、裙带关系、地方主义的影响，党的建设很难。正如毛泽东所言：“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注重思想建党。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P74-77因此，毛泽东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举办了各类政治训练班，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力度，有效地提高了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在注重思想建党的同时，还开展了整党运动。1928年“八月失败”时，很多不坚定分子纷纷“反水”，“反水”就是叛变。9月以后，“厉行洗党”。“洗党”时，将叛变、投敌、反水、自首的，地主富农出身的、革命不积极、开会屡叫不到的，通通开除。“洗党”的结果，边界一万多党员清洗开除了4000多人，保留了5000多人，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九月洗党”，虽然作法上有些过激，但仍不失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整党运动。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1928年10月5日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曾指出：“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向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和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真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为此，毛泽东和特委决定加强“党的改造与建设”，强调“各县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5]

强调“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军队和地方党都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强调：“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是改造建设党的重要工作。”[6]红四军的军纪，据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分为三项：(1)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由军官就地枪决；(2)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毁坏人民财物的，均处死刑，赌博、嫖妓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3)三大纪律。即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

古田：奠定了“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的基石，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朱毛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在古田会议前后，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完善和提高，形成了我军伟大的建军纲领。

“九月来信”化解了朱毛之争。朱毛红军下山后向赣南闽西出击，由于战事频繁，鞍马劳顿，政治思想工作有所放松，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潮不断滋长，一度出现“顿失领导重心”的现象，加上刘安恭、林彪的推波助澜，在1929年6月22日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发生一场纷争。在此之前，在党的领导方式、军委的设置、集权和民主的关系等问题上，朱毛之间出现一些岐见，争论比较激烈，陈毅做了一些必要调解工作，风趣地说：“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是晋楚之间，两大国之间，我站在哪一边，跟谁走？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7]但陈毅的调解无效。最后前委改选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不久，陈毅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到闽西永定、上杭等地养病，指导地方工作。这时，朱德担任临时前委书记，率领红四军攻打闽中、东江，战斗失利，随后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7]陈毅在上海的汇报实事求是，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小组，全权处理朱毛问题。9月28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8]“九月来信”妥善地处理了红四军党内分歧，化解了朱毛之争。11月26日，毛泽东从蛟洋抵达汀州与四军会合，回到四军领导岗位就任前委书记，并致信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9]P26随后，毛泽东进行了“新泉整训”，于12月28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

毛泽东全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正确倾向，在九次大会中明白的指出了八点：(1)单纯军事观点；(2)极端民主化倾向；(3)绝对平均主义；(4)唯心观点；(5)非组织意识；(6)个人主义；(7)流寇思想；(8)盲动主义。九次大会之后，四军党努力同这八个错误倾向斗争，现在已有相当成绩，最显著的是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倾向两种错误的减少。”[7]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中，特别强调：“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

理顺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鉴于军中政治工作一度放松、失落的教训，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批评说：“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1]这就是说，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是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治工作不能隶属于军事工作，军事工作不能凌驾于政治工作之上，这就理顺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凸显了政治工作在军中的重要地位。

规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古田会议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

强调“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决议还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十大任务：(1)政治分析；(2)上级指导的通告的讨论；(3)组织常识；(4)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5)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及反对派问题的讨论；(6)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7)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8)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9)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10)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批评林彪对时局形势的错误估量。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致信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信中，毛泽东将革命形势比喻为“一只航船”、“一轮朝日”、“一个婴儿”，告诫林彪说：“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10]P563

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

古田会议后，党和红军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时期。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军事“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此期间，红军的政治工作得到了新的加强和深化，政治工作升华到“生命线”的更高层面。

中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国红军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则”，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及政治工作者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作用；第二部分“条例”，内容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10个条例；第三部分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系统表。[11]P213-215

中央重申“政治委员是军中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给红军的训令》，指出：“必须坚决的执行最近送给你们的军队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工作诸条例。”“要坚决的反对政治工作是能写字的知识分子的事，说在红军中有三头领导(指挥员、政治委员和党部)的一切错误的倾向，要明确的了解政治委员、连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的地位、权限和任务。”强调“政治委员是军中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于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加强等，他和指挥员负有同样的责任。”[10]P469

毛泽东在全苏二大报告强调“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1934年1月24、25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苏二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应该把巩固红军放在红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使红军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自觉的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红军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创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红军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间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与游击队里面去。”[12]P333

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全苏二大召开不到一星期，1934年2月7日至12日，中央军委在瑞金叶坪一苏大会址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有：王稼祥、贺昌、李卓然、袁国平、李弼延等。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典礼上致词说：“这次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有着极端的重要意义”，“在目前决战的环境中，需要我们以最大力量，加紧我们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领导广大的红色战士，去粉碎敌人‘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此次会议实际担负了这项伟大的任务。”[13]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地研究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部署了军队政治工作今后的任务和要求，是红军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周恩来发表《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在2月7日的开幕式上，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发表演说，提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红军，提高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政治工作必须非常机动、灵活、紧张、迅速。”“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而彻底地完全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14]P317-P328

朱德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中央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此次会后，更应加紧红军的政治工作，使红军成为更坚强的铁军。”他在开幕词和讲话中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周恩来、王稼祥在会上也认同和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5]P367

朱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当代启示

古田会议已过去了整整85年。历史的硝烟已经淡去，但古田会议的精神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

201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提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龙岩古田召开，这一盛举非同小可，意义重大。全军和武警部队420余人参加会议，盛况空前。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在北京而在古田召开，可见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习近平曾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19次到闽西，7次到古田，对“红军之乡”、“将军摇篮”的闽西老区和古田怀有深深的革命情感，多次强调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这次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专门把10位老红军、军烈属、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请到古田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同他们亲切交谈，并动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10月30日下午，习近平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明确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习近平概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内涵和优良传统，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红军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障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当前我军政治工作要做到“五个着力”：“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着力抓好高中级干部管理，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斗争，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16]

2014年金秋十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传承了古田会议的革命精神，彰显了革命老区的历史魅力，弘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铸就了古田会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当代辉煌。

回眸历史，观照现实，从三湾到古田，从古田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永远是我军不变的军魂；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永远是我党我军的制胜法宝。古田会议的真理之光，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将永远闪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国民革命军第16军政治训练部1928年8月16日刊载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时的导语[R].湖南安化县档案资料.

[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R].1928年11月25日，内部文档.

[5]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R].1928年10月5日，于宁冈步云山.

[6]陈毅1971年10月在全党全军批林整风会议上的讲话[R].内部史料.

[7]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R].1929年7月——1930年4月，内部文档.

[8]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R].1929年9月28日，内部文档.

[9]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10.

[12]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3]全国政治工作开幕纪盛[N].红色中华，第148期第四版，1934年2月12日.

[1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6]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继续前进[N].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日第1版.

(责任编辑：贺文赞)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from Sanwan to Gutian and Ruijin

YU Bo-liuLUO Qing-hong

(DepartmentofTeachingandResearch,CELAJ,Jinggangshan,Jiangxi343600,China)

Abstract: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of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 was primarily created in Sanwan,formed in Gutian and completed in Ruijin.The whole set of this system was not formed in one step;on the contrary,it wa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The setup and mechanis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was built and the Work Outline for Party Representatives was formulated in the period of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the foundation of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army building” was laid in the Gutian Meeting,prescribing the basic tasks of the Red Army’s political work;and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work meeting of the Red Army held in Ruijin,the famous argument that “the political work is the life line of the Red Army” was brought forward.In the Ruijin period,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of the Red Army was basically matured.

Key words: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political work;institutional evolution

[作者简介]余伯流(1942—)，男，江西上饶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罗庆宏(1969-)，男，江西新余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收稿日期]2015-12-20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1-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