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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沉潜以入高明,尚考索而贵独断——曹胜高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2016-02-12付林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天中学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汉赋国学

付林鹏(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由沉潜以入高明,尚考索而贵独断——曹胜高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付林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曹胜高教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辞赋学、国学和历代文学变革研究三个方面。其中,汉赋研究是其学术起点,通过挖掘汉赋作品的史料价值,将之与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相比堪,来审视汉代制度和汉代文明,大大拓展了汉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国学研究是其学术根基,通过对国学形态的当下建构,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历代文学变革是其研究中心,通过将文学变革期作为研究的关节点,重点阐释了“一代之文学”是如何演化为“另一代之文学”的。

关键词:曹胜高;汉赋;国学;文学变革

曹胜高教授是进入新世纪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自2005年从北京大学国学院博士毕业后,曹胜高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国学的研究,笔耕不辍,现已出版《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从汉风到唐音:中古文学演进论稿》《国学通论》《中国文学的代际》《国学导论》等著作10余部,主编《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等,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大致而言,曹胜高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辞赋学、国学和历代文学变革研究三个方面。

一、发轫: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曹胜高的学术起点,是从研究汉赋开始的。代表性作品有《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汉赋与汉代文明:汉赋与两汉史料比较研究》等。前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后者则是对博士论文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汉赋的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论著只是就汉赋本身进行分析评价,而没有从更广阔的角度进行探讨”[1]序言。曹胜高的研究,突破了原有模式的限制,开始跳出文学本身,以“赋史互证”为研究手段,将汉赋的演变与汉代制度结合起来讨论,大大扩展了汉赋的研究范围。如果说《汉赋与汉代制度》仅就汉赋与汉代的都城制度、校猎制度和礼仪制度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研究,那么,《汉赋与汉代文明》则将汉赋与两汉史料的对比研究做了尽可能的扩展,上至精神气象、风俗观念,下至乘舆、饮食、服饰、音乐、舞蹈、建筑、器物等,无所不包。可以说,两书集中体现了曹胜高在汉赋研究上的新思路,其主要学术贡献如下:

第一,挖掘了汉赋作品的史料价值。在章学诚“五经皆史”、陈寅恪“诗史互证”等的启发下,曹胜高认为传世的文字,都可以作为研究当时制度的史料,因而有意识地将汉赋作为史料来研究两汉的制度和文明。不可否认,汉赋在结构上的铺张扬厉、在手法上的夸张虚构,如司马迁就评价散体大赋有“虚辞滥说”[2]3073和“靡丽多夸”[2]3317的毛病,使学界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曹胜高也意识到这一点,故在《汉赋与汉代制度》中开宗明义,对汉赋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汉代文学尚未自觉,汉赋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其间或有夸张、虚构、粉饰的成分,但不能因其形式的华美而否定其内容的真实。因此,对“汉赋史料未遑利用,须先存警戒之心,时时牵挂于怀,不能因为稍有疏忽,为汉赋文学之法、虚构之说、夸张之处、粉饰之辞所误导”[1]12。故而只要细加甄别,汉赋也是研究汉代制度和文明的重要史料,这一方面可补两汉史料之不足,另一方面又为汉代文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第二,确立了汉赋研究的新模式。曹胜高对汉赋研究的贡献,还在于有意识地借鉴“三重证据法”,尽可能地将汉赋作品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等进行对照比堪,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具体来说,即通过考古发现、出土简帛等来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如研究汉代的都城制度,曹胜高立足于东汉京都赋的创作,既充分利用了历年来对西安、洛阳等古都的考古发掘报告,又大量采用了《三辅黄图》《括地志》《长安图志》等地理学著作,三者相互支持,准确还原出了长安、洛阳两城的基本形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东汉迁都之争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研究模式的创新,也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扩大,曹胜高说:“尽管汉赋散佚十九,假如能充分利用汉赋描写的很多制度、文化、风俗,作为汉史研究的参考资料,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例如大量汉赋作品都存有帝王出行的乘舆描写,结合考古发现的陶俑以及汉画像石刻画完全可以复原两汉的乘舆制度。汉赋的音乐、舞蹈、交通、地理、天文、建筑、园林、书法、游戏等描写,连篇累牍,如善加利用,都是研究汉史宝贵的文献资料。”[1]305而其主编的《汉赋与汉代文明》一书,正是在这思路的指导下完成的。

第三,还原了两汉历史文化的诸多细节。曹胜高对汉赋研究的推进,除确立一种较为典范的研究模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汉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些为人所忽视的历史细节和文化元素,都被考证了出来。如《汉赋与汉代制度》之第一章《汉赋与汉代都城制度》借助汉赋与考古材料,准确还原了长安、洛阳两大都城的面积、布局、宫殿位置等;第二章《汉赋与汉代校猎制度》则是以汉赋为基础,考证了两汉校猎的性质、时间、地点、参与者及程序、作用、弊端等,复原了汉代校猎的完整过程;第三章《汉赋与汉代礼仪制度》则详细考察了汉赋中所见的吉、嘉、军三礼,为汉代礼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局限于对细节的考证,而是考察细节背后蕴藏的文化底蕴和政治背景。如将京都赋的兴起,放到了马、窦两大家族政争的背景下,详细分析了杜笃、傅毅、班固、崔骃等赋家的不同政治立场和遭遇,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又如在考察汉代礼制细节的基础上,又撰写《两汉礼制变迁中的赋家与赋作》一节,将汉赋的创作与两汉的礼制变革相结合,这就使汉赋的研究不至于碎片化,而是既有考据的基础,又有理论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守正出新。

袁行霈先生曾说过:“学术研究的出新,无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方法。”[3]可以说,曹胜高的汉赋研究基本做到了这三个方面。上文总结的曹胜高汉赋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第一点可视为材料的创新,第二点可视为方法的创新,第三点则是观点的创新。正因如此,曹胜高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如《汉赋与汉代制度》一书就被《中国文学年鉴》称赞:“在汉赋与汉代制度的交界面上开辟了一块研究空间,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选择了都城制度、校猎制度和礼仪制度三个方面,从文学史、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科技史、风俗史及考古学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充分的探索和精细的阐述,进一步拓展了汉赋的研究。”[4]234何新文等也评价曹胜高的汉赋研究说:“出入于文、史,利用学科交叉优势对汉赋进行新的解读诠释,使原本比较薄弱的环节得到加强,将汉赋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学术层次,起到了开拓视界的示范作用。”[5]

自古以来,辞、赋往往并举。除了对汉赋的研究,曹胜高在《楚辞》研究上也颇有建树,发表了系列论文,如《论〈天问〉的原创意图》(《云梦学刊》,2006年第4期)、《云中君为岁星考》(《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湘君、湘夫人的神格与原型》(《国学研究》第二十一卷)、《〈河伯〉“以女妻河”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等。其主要贡献,是对《楚辞》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论。如认为《天问》可能是屈原与稷下学者问对的纲要;《云中君》可能是祭祀岁星的乐歌;“湘君”的原型是尧之子丹朱,后演化为湘山之神;“湘夫人”的原型是《山海经》所载天帝之二女,而非尧之二女;《河伯》的祭主是黄河之神,之所以被收入楚国的《九歌》,是源自夏代之《九歌》,因为夏桀被流放至“苍梧之野”时,将《九歌》带到了楚地,等等。这些研究的结论,或许与传统的说法不同,但却是曹胜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参考考古资料、出土文献和文献旁证,采取综合审视的方法,所得出的较为圆通的说法,故而逻辑严密,言之有据,经得起推敲。

二、融通: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

曹胜高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院,师从袁行霈先生。自博士毕业后,就一直致力于国学的研究、教育和普及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对国学学理体系的建构,主要集中在《国学通论》和《国学导论》两部教材上。如果说前者偏重于国学基础知识的传授,是1.0版;那么后者则侧重于国学学理脉络的梳理,是2.0版。

研究国学,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国学概念的界定。时下国学虽热,对国学之定义,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对此,曹胜高在文明、文化、学术、修养四大视野的观照下,为国学下了一个比较融通的概念,即“国学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精神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6]5。可以说,《国学通论》和《国学导论》两书的撰写,都是在这一概念的统摄下完成的,兼顾了思想体系、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三个维度:作为思想体系,国学存在于经、史、子、集典籍之中,构建了中国思想的根基,成为驱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和自新的内在动力;作为文化观念,国学是沉浸在中华文明进程之中的习惯、认识和价值判断,体现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审美情趣;作为学术方法,国学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等。曹胜高对国学形态的当下建构,正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理顺国学的学理体系。与以往的国学著作,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穆的《国学概论》等相比,曹胜高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融入当前学术发展的新成就,建立了一套具有新视野、新思维、新方法的国学体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加大了国学的学科承载能力。如在思想体系方面,除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外,两书还增加了佛学、道教甚至自然科学、古天文地理学等内容的介绍,丰富了国学知识的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则增加了古典艺术学的内容,从传统的书画鉴赏到历代的音乐流变,对培养当代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有很大作用;在学术方法方面,既介绍了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考据等方法论的知识和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内容,又增加了《国学研读入门》这样的专章,来介绍如何读书及国学研究的方法。其二,加强了对国学学理脉络的梳理。两书不局限于对国学知识的讲述和介绍,更重视对国学内在学理的阐发和总结。特别是新近出版的《国学导论》,在这方面着力更多。该书不但梳理了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各自的发展脉络,还专辟“国学的基本命题”“国学的观察视阈”“国学的学理演进”三章,来关注国学内在的学理结构。其中,道、德、仁、义、礼、法六大国学命题,是古人观察世界的标准和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和身心关系三大观察视阈,分别思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的关系;而从巫史到诸子、从儒学到玄学、从道教到佛教、从理学到心学的学理演进,则系统勾勒了中国传统学术演进的基本脉络。可以说,这三章所探讨的问题,正是国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第二,追求独特的叙述角度。一部书的好坏,大处可见其功力和视野,小处则显其个性和情怀,两者缺一不可。故独特的叙述角度,也是衡量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前文提到,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钱穆的《国学概论》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国学著作,无论后人如何重写,这两本书是绕不过去的。两书在叙述角度上,采取了两种不同模式。章著以横向叙述为主,分为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钱著则以纵向叙述为主,一章叙述一朝代学术之最为重要者,如先秦诸子、魏晋清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两种叙述模式,前者重区别,后者明流变,各有优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曹胜高采用了一套有横有纵、纵横交错的叙述方式,即在讲述某一问题时,既有横向的对比,又有纵向的演进。对比可明重点,演进能析流变。可以说,两部书的写作,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完成的。以《国学通论》为例,其讲经学,先以纵的方式,对各代经学的情况做俯瞰性描述;再以横的方式,分讲“十三经”各自的成书、流传情况,从而使读者能够更为具体地把握传统经学的发展概况。同样,《国学导论》也是如此,如讨论国学的基本命题——道、德、仁、义、礼、法六者,看似是以横向比较为主,其实也使用了纵向的方式,即《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其叙述方式,是符合诸子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当然,其余各章在叙述角度的选择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无一不是本着“既析流变,又明重点”的原则展开。

第三,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分科不是特别严格,然自上世纪初以来,基于对西方学科分类的借鉴,学科越分越细,且越分越窄。其好处是,越来越专业化;缺点也非常明显,即缩小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领域。近年来的“国学”热,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此刺激。因此,熔铸文史哲,打通不同学科的界限,成为国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曹胜高在这一方面,就做了很好的尝试。他在《国学通论》中提到:“如果说20世纪的国学研究过分地注重学科之间的‘分’,产生了诸多专门学问,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要打通各学科之间的人为设限,将不同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合’起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中国传统学术的相关思想和各种理论剖析清楚,总结中国学术的本质特征,概括出拥有中国内涵、具备中国特征、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研究才刚刚起步。”[7]14由此,可看出曹胜高对打通学科界限的态度。其做法,可概括为“熔铸经史、整合各科”。具体来说,可从三方面入手:

首先,要正视经学的核心地位。曹胜高说:“无论是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学、哲学研究,都必须正视经学。毕竟,经学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形态、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的学说体系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7]39这一看法,可谓抓住了国学研究的关键。其次,要突出“经史一体”的观念。关于经、史关系,古人有“古无史学”“六经皆史”诸说。前者是说“史”从“经”中分化出来,如《汉书·艺文志》就将史书列入“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后者则是说“经学与史学互为表里,经学代表的是道统,史学代表的是政统,二者相辅相成,道统为政统提供了判断标准,政统为道统提供了延续的保障”[6]53。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统”和“政统”本就是最重要的两维。道统为心,政统为体,其余各科为用。最后,要重视史学的方法意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提出“史外无学”的说法。曹胜高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深度解读,认为梁启超的意思并不是说,史书之外并无其他学问,而是强调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都应该秉持史学的眼光进行审视。也就是说,对待国学各科,必须用历史的方法,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6]53−54。

因此,当代的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思想核心,以史学为认知手段,其余各科无不在两者的统摄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打通各科,而又不至于各说各话。

三、超越:历代变革和文学转型

曹胜高学术贡献的第三维,即对古代文学演进历程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写作,往往以朝代划分方向,这固然有助于突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即遮蔽文学演进的过程,忽略了“一代之文学”是如何演化为“另一代之文学”的。而文学之演进,往往需要特定的历史节点,发生在朝代更迭之际,受制于阶层分化、制度变革、文化整合、思想转型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很早的时候,曹胜高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从汉风到唐音:中古文学演进论稿》一书。该书主要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整体演进,侧重于从政治、思想、文化、士人心态及成长背景等角度研究文学演化的具体形态。后来,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曹胜高又以“历代社会转型、文化整合与文学变革研究”为题,申报了2008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时三年,最终完成了项目,经国家社科规划办结项鉴定为“优秀”。2011 年6月的《结项成果验收情况报告》评价该成果“探索了文学思想、历史现实、文化社会互相打通的新范式,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对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成果后又于2013年以《中国文学的代际》(下文简称《代际》)为名,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视为其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代际》一书直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选择特定的文学变革期作为历史节点,采用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思路,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梳理了影响中国文学演进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因素,从多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学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代际线索,具有探索性意义和开拓性贡献。具体表现在:

第一,特定历史节点的选择。本书“选择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与近代五个历史节点”[8]2,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历史节点,既有作者特定的考虑,又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其中,周秦之间是社会转型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士人开始从贵族阶层分化出来,不但导致了“变风变雅”的创作,也为诸子的思想争鸣奠定了学术根基。汉晋之间是文化融合最为广泛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开始被解构,玄学得以形成,道教最终确立,佛教全面传入,造成了社会结构和文化风尚的变化,并促进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的新变,为汉晋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养分。唐宋之间是制度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曲子词、说话、变文、俗讲及戏曲等文体迅速成长,另一方面庶民娱乐需求使文学的“尚俗”“尚奇”倾向得到了强化。元明之间是社会形态、文化风尚和士人心态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大量士人开始游离于政权之外,使得传统的官民社会结构转化为官、士、民、工、商多元文化结构,文化的下行,为叙事文学的大成做了基础性的铺垫。近现代之间,则是古典文学解体、现代文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外侮频仍,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古典文学的意义,一方面开始抛弃诗歌的文言形式,而代之以白话的叙述,另一方面不断突出白话小说的文化功能,使之成为近现代文学的主流。

第二,特定研究视角的运用。如果说对特定历史节点的选择,是本书战略方面的成功;那么,特定研究视角的运用,则是本书战术方面的成功。我们知道,朝代更迭之际,往往是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文化风尚等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或因动乱而付诸阙如,或因分裂而千头万绪。而《代际》的研究范围,上自商周,下迄晚清,五大历史时段,历时约三千多年,线索更为纷繁。因此,能否选择好的研究视角,成为本书是否出彩的关键。好在本书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不同的历史节点,《代际》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如周秦之间,以士阶层的形成和分化为研究视角;汉晋之间,主要以哲学的转型为研究视角;唐宋之际,以庶民的娱乐需求为研究视角;元明之间,主要以诗法的转型为研究视角,等等。

其研究思路,可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制度转型所带来的文学功能的调整,如先秦时士人的失位,导致了变风变雅的形成,从而增强了《诗经》的批判功能。又如中唐的制度转型,导致了文学娱乐化功能的增强,等等。另一种是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如“诗言志”“诗缘情”“诗缘事”等诗学理论,表面上看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其背后则与先秦以来的情志说的转型有关;又如唐代诗法“师心论”的形成,也跟对儒家心化论、道家虚心说、佛教明心论等的借鉴不无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两大思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更重实证考索,后者更重理论阐释,两相结合,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

第三,特定演进模式的总结。《代际》的研究,虽然历时较长,线索较多,看似纷繁,其实是有其体系性的思考,即表现为对中国文学特定演进模式的总结。其总结,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

一是对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动因的揭示。作者以为中国文学演进最主要的历史动因,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所导致的阶层的分化。在每一个朝代,基本都存在着两大社会阶层,贵族和平民。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文学的审美需求、表达功能和文体风格的认识是不同的,如以官僚体系为创作主体的庙堂文学和以下层文士为创作主体的平民文学,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既有对立,又有交叉,正如书中所说“官僚文学和平民文学,仿佛如延展的两根铁轨,在某个特定的车站,交叉变轨,而后平行发展”[8]519,在互渗相融之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演进。所以说,社会结构调整所推动的阶层的分化和融合是导致文学演进的最主要动力。

二是对中国文学演进的表现形态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的表现形态,体现在雅俗文化及文学的互动上。就文学体式而言,雅俗往往是可以转化的,前代为俗,后代则可能为雅,如郑卫之音于先秦为俗,于两汉为雅;乐府于两汉为俗,于魏晋为雅;曲子词于唐代为俗,于五代也开始雅化;小说、戏曲于明清为俗,至近代亦被目之为雅。雅俗相代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学演进的基本形态。就文学观念而言,雅就是对古典传统的坚守,如唐人的“诗缘政”,元明的“宗唐论”,都是如此。俗则是对古典传统的突破,如曲子词对诗歌表达功能的补充。古代的一切文学革新运动,莫不打着复古的旗号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意识到创作者自身的复杂性对雅俗两种文学的沟通,如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既有忧国之语,又有牢骚之言;既会创作被视为文人雅集的律诗绝句,又会创作被视为闺房俗语的曲子词。正是创作者自身的这种复杂性,使雅俗之争成为文学演进的表现形态。

总而言之,曹胜高的学术研究,就研究思路而言,是一直关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以文学变革期的研究作为关节点,将政治变迁、社会整合和文化转型作为推动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来审视社会转型期文学演进的一些线索和表现特征。就研究内容而言,包括制度变迁对文学形态的影响;思想演进与中国文论的内在关系;文学史料与历史资料之间的作用方式,以及重要文学篇目的内容考订等。这大大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发展。

如果说汉赋研究的“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奠定了曹胜高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格局,那么,国学研究的包容和贯通,则积聚了曹胜高的学术内涵和学术底蕴。两者一起发力,才有了《中国文学的代际》这样极具创新性的著作。

参考文献:

[1] 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马自力.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6(12).

[4] 杨义,主编.中国文学年鉴2007[M].北京:中国文学年鉴社,2008.

[5] 何新文,王园园.新世纪十年:古代赋学研究的繁荣与趋向[J].湖北大学学报,2012(2).

[6] 曹胜高,主编.国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7] 曹胜高.国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曹胜高.中国文学的代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 刘小兵〕

From Devoted Research and Criticism to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Judgment——Review on Professor CAO Sheng-gao’s Academic Achievements

FU Lin-pe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Professor CAO Sheng-gao’s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s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fields: Ci-Fu, sinology, and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in history. Han Fu is his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In this field, he studied the regime and civilization of Han Dynasty by way of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values of Han Fu works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enormous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literature in Han Dynasty. Sinology is his academic foundation. In this field, h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ideological system, cultural concept and academic metho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making new construction on the form of sinology.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in history is his research center. In this field, he particularly illustrated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one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evolves into ‘another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by taking literature change period as the pitch point.

Key words:CAO Sheng-gao; Han Fu; Sinology; literature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付林鹏(1984-),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W011)

收稿日期:2015-06-28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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