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荣

咸丰八年（1858）四月初九，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书，家书中说：“今年有得意之事两端：一则弟在吉安声名极好，两省大府及各营员弁、江省绅民交口称颂，不绝于吾之耳；各处寄弟书及弟与各处禀牍信缄俱详实妥善，犁然有当，不绝于吾之目。一则家中所请邓、葛二师品学俱优，勤严并著。邓师终日端坐，有威可畏，文有极柢又曲合时趋，讲书极明正义而又易于听受。葛师志趣方正，学规谨严，小儿等畏之如神明，而代管琐事亦甚妥协。此二者皆余所深慰，虽愁闷之际，足以自宽解者也。”

以上可以看出，曾国藩最得意的两件事：一是曾国荃得到了江西本地官绅的支持，二是家里请了两位名师。

曾国荃在官场声名很好意味着什么？对在外带兵打仗的曾国荃而言，名声很好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支持。为何一定要得到当地官员士绅的支持呢？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生平有四大耻辱，其中第四辱就是当年在江西九江兵败。太平军总攻湘军水营，火烧湘军战船100多艘。曾国藩狼狈不堪地带着将领逃到江西，曾国藩吃了败仗，江西巡抚当然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处处刁难。曾国藩一气之下彈劾了江西的巡抚、按察使。第二年当曾国藩被围困南昌时，江西的官绅人人都幸灾乐祸。曾国藩与江西官员的关系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后来王闿运写《湘军志》时说：“曾国藩在江西实在悲苦，现在想来，仍让人忍不住流泪。”由此可见，曾国藩当时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处理好，这才没有得到江西官绅的帮助，其中之艰辛，曾国藩是深有体会的，如今见弟弟能得到江西官绅的大力支持，没有重蹈自己的覆辙，曾国藩自然喜笑颜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