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甲

“日历讲稿”可能另有原因

安徽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在会议上以废弃的日历纸作讲稿，被媒体先赞后批：“节约到这份上，不免有些反常。”（《廉政瞭望》2014年第15期第53页）以我过去亲历类似会议的经验，不免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某重要或不重要会议召开了，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神态安详地端坐于主席台上，等候着按规矩必定要“说几句”的时刻，其讲稿多数情况下早已写在摊开的笔记本里，或由秘书打印妥当放在面前，只需到时照本宣科一番就万事大吉。但有时候领导来得过于匆忙（或临时代替另一领导参会，或因分管的工作太多日理万机来不及每次都提前准备妥当），上了主席台才记起应该有个讲稿，于是掏出笔记本赶快写将起来。但又不巧的是，有时候忙中出错，偏偏忘记了带笔记本，或笔记本刚刚写完了未及换一本新的，就只好在现场随便找一两张纸写“几句”。我就好几次亲见有领导在随便找来的纸上写好了讲稿，然后照此做了“重要指示”。平心而论，这种“急就章”的能力还是值得敬佩的。这时候既无秘书帮忙，又无网络可供“复制、粘贴”，虽然写出来的多是官话和套话，但在极短的时间里也要写得押韵合辙、抑扬顿挫，一必须、二坚决、三努力、四如何……

窃以为这种“现场写稿”，对于官员无异于一场小小的考试，可以实地考验官员的某种应急水平和能力。虞爱华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我不敢肯定。但说他“伪装节约”，我想可能性也不大。说他“显得仓促”，“没有准备”，倒是可能性更大点。毕竟一张白色打印纸再贵也不过一毛钱，讲话的场合又是庄严隆重的“安徽省十三运倒计时100天暨安庆市职工运动大会开幕式”，21世纪的安庆也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安庆，相比较那一张废弃的日历纸，显得太不严肃了——再比较主席台上每人一瓶的高级瓶装水，这反差又显得大了一些，有点滑稽。

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

我们反“四风”，首先反对的是形式主义。这个名堂真是难以想象的顽固，至今仍以各种面目招摇于世，比如不管有无需要都言必称新近召开的某次重要党政会议，就是一例。重要党政会议当然非常重要，正因为重要，形式主义者们晓得无人敢“反对”，于是便在一切场合都不管需要、不看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先称赞一番，然后才讲正文。这种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已经成了一种新型形式主义，把严肃的党政会议庸俗化了。比如有一位所谓文学评论家发表了一篇关于“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文学评论，文章开头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并且指出，应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作家网2015年4月21日）。无人敢说这个開头不正确，可是哪个形式主义者不是以“正确的大话”来自证正确的呢？

还是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

以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记住了一句话：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内因比外因重要，遇事主要应该靠自己。最近看到报纸上评论拉美某些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也提到了这个意思：“如果说殖民时代曾经造就了拉美的贫穷，那么当西班牙人离开一个多世纪之后，当国际秩序不像门罗时代那般弱肉强食，当前依然存在的问题，恐怕要更多地从自身寻求解决之道。对拉美国家而言，治理能力，比历史问题更值得关注。”（《人民日报》2015年4月24日21版）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后，有些国家奋发图强，终于成了经济强国，比如东亚的韩国、中国等等。但也有些国家老是问题成堆，比如拉美的某些国家（还有非洲的）。这些“问题国家”中的某些人不找原因则罢，一找原因就推到外人身上，或者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殖民者，或者是当今的哪个大国，却很少找找自身的原因——“治理能力”。记得前年看到一则拉美某国新闻，此国坐拥世界第一储量的石油资源，但人民生活困难，供应极为短缺，连买卫生纸都需排长队。该国领导人不是运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大力发展生产，却只是一味地控制物价，甚至派军队占领商店，逮捕商人，命令商品以“合理价格”出售（新华网2013年11月11日）。这样做，商人更加不敢经营，越卖越亏本，使得市场更加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的“治理能力”，生活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我只好唏嘘一番了事。

【何 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