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

读通讯《戴煌，一辈子说真话的硬骨头》（《新京报》2016年2月21日），让我久久心绪难宁——一番沉思默想后，忍不住就“说真话”说点儿真话。

戴煌的人生，可谓命途多舛。“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改正”，“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戴煌被打为右派……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在劳改场，“饥饿缺营养、高强度的艰苦‘改造，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自杀。之前196斤的他……穿着棉大衣、棉袄……加在一起才92斤。”

但戴煌，一直不思“悔改”。他说，“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伴随此言的，是其改正后继续说真话，出版了力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且持续不竭“为访民奔波”：“家里就2间卧室，一间他们一家住，一间会留給访民住。”不单这样儿，“他还要不断替访民转交材料，甚至亲自陪伴上访，以求公道。”

如此为民说真话、干真事的记者，不愧是人民记者，大写的人。

不过，可是，然而，但是……“说真话”——如戴煌这般硬骨头式的说真话，是“说真话”的唯一模式吗？

我想，不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季羡林先生“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名言，您不会不知道吧？

“真话不全说”，就是看时机、情况，挑着拣着说，为啥？避“全说”之险呗。社会在进步，今天虽无“思想罪”无杀头之险了，可让人忧惧的事儿依然有：说那些握有权柄者不爱听的真话，很可能会招来莫名的打压、挤兑——甭说“开”了您，就是将您晾一边让您与“进步”长久绝缘，也够您喝一壶了吧？

“假话全不说”，季先生做到与否，不敢、不便妄议。但许多、许多人，要常说一些决非心里真话的话比如那个称之“违心”的话！伟人如毛泽东者，当年在给江青的“那封信”中，不就有“违心地同意别人”（《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21页）一说嘛。

说话“违心”，说明啥？说明做到“假话全不说”，实在是难、难、难。生活中那些太多、太多的“善意谎言”，某些场合中那千人一腔的铿锵发言、表态，难说没“违心”成分吧？

如此，现实中至少是有三种“说真话”模式的——“一辈子说真话的硬骨头”，肯定有，但极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或许有，却难见；说真话，但有时也不得不说点儿“违心”的话，真的有、有、有——从领袖人物、大腕名流到布衣百姓、普通一兵，多的是。

我佩服第一種的执着、勇敢；欣赏第二种的睿智、练达；喜欢第三种从现实出发的理智、灵活！因为这一种，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角度看——代价，往往最低；收效，常常最佳！

这仅是从个人角度对“说真话”之一己之感。倘把视野放开些，从国家、社会角度看，就该另有一番说法了：创造“说真话”的社会环境，仍是当今一个紧迫、重大的课题……